这是一部惊悚片，出品于1978年，英文名是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中文翻译比较困难。它的另一个译名是《变形邪魔》，似乎也与前者一样不得要领。Snatcher原本指一种寄生物，也有非法占有、夺取的意思。严格说来，片名应该是“寄生物入侵人体”，不过这种翻法也不见得比前两种好到哪去，只好将就了。此前不知道这部片子，之所以找来一看，主要冲着主演是我喜欢的加拿大明星Donald Sutherland唐纳·萨瑟兰。
影片的故事讲述一种外星微生物来到地球，悄无声息侵入人体，衍生出一种新的人形物种，他们彼此成帮结社，形成属于自己的社会群体，并利用人类文明资源加速自身的再生产。在这种无形而强大的力量面前，大多数人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被置换成了“异化人”（alienated-human），而少数觉醒者的反抗也显得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终，整个旧金山城区，乃至整个世界，都成了“异化人”的领地，富于理性和文明的人类就此覆灭。
结合欧美70年代的文化思潮来看，此片就像是一部关于人类自身命运的末世箴言，其核心部分，就是为现代主义思潮所反复追问的人类“异化”（alienation）问题。只不过，这部影片的异化之源，并不来自工业化、现代化或人类自身，而是来自代表神秘的不可知力量的外层空间。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把影片读解成为一则关于人类自取灭亡的文化寓言，因为，影片的基本剧情冲突并不围绕人类和外星生物（对应着Dissident或Alien）展开，相反，它表现了“异化人”对代表自然人性的正常人（human-being）的压抑和加害，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抗和挣扎。
西方文化有一点与东方文化不同，就哲学层面来说，就是它的主体与客体显得格外泾渭分明，而东方比较侧重主客体的统一，比如物我统一，天人合一，自然、神灵与人的统一等等。特别是文艺复兴及启蒙主义运动已降，西方文化更是将人的主体性发挥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人类往往是以一种自然的征服者、主宰者的姿态屹立于天地之间。在这种观念主导下，人类为主体，自然为客体的二元论模式便成为一种西方哲学共识。
比如人道主义便是对这种二元论哲学的一种延伸，“人”与“非人”，“人”与“反人”的区别就此构成近代关于人的一种基本认识论模式。所以近代西方哲学往往比较侧重研究自然、工业化、拜金主义、现代化对人本质的压抑和扭曲，以及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而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对峙等等问题。
这些问题反映到文学艺术领域，那些对人类自然本质的威胁力量，便被具象化为一系列“非人”或“反人”的“异物”。所谓“非人”（De-human）和“反人”（Anti-human）是我过去曾经使用过的一对术语。前者代表人自身一种否定性变异。也就是说，人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或终结者，是主体自身的“异己化”（dissidentalization）；后者代表一种外在于人的威胁，通常喻示着自然客体中与人类主体对立的某种邪恶力量。当然它也可能来自人类与自然主客体之间某种不和谐的关系。
在西方电影，尤其是恐怖片、惊悚片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作为“非人”的角色有：“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德拉库拉（Dracula）、“异形”（Alien）；作为“反人”的角色有：“大白鲨”（Jaw）、“哥斯拉”（Godzilla）和“大金刚”（King Kong）等等。这些与人相冲突的“异物”，实际上折射出西方近代文化与大众心理的“恐怖”之源，成为西方社会内在焦虑的“代现”（Representation）形式之一。
比如弗兰肯斯坦，就是一个“人造人”（Manmade human），他被赋予了人的皮囊和肢体，却无法获得人的情感和灵魂，因此他倍感孤独和无助，开始对人类进行疯狂的报复。关于弗兰肯斯坦最早的电影是1931年由美国Universal公司出品的同名影片，反映了人文主义者对人类“过度科学化”的一种忧虑和预警；
再比如《大白鲨》，代表着人类对于海洋未知世界的一种恐惧和忧患。它和弗兰肯斯坦的根本区别，正在于前者源自人类，而后者源自自然界。格斯拉和大金刚则与之稍有不同，前者是人类核竞赛导致自然物种基因突变的结果，后者则象征着因经济萧条而给人带来的一种对前途的绝望和迷茫。总之，这些妖魔鬼怪都有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依归，是人类内在忧患的一种奇观化形式。
《人体异形》这部片子与上述影片遵循着共同的叙事逻辑，只不过，它的侧重点不在于从视觉上营造一个“奇观化”的怪物，而在于探讨人类一旦丧失灵魂和内在精神特质所可能产生的恐怖图景。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片子虽然把“寄生物”Snatchers定义为一种来自太空的神秘物种，但影片后半部却把叙事的重心转移到了作为少数派的正常人与作为多数派的变异人的冲突和较量上面。
因此，这部影片的主旨，似乎并不在于探讨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在于人面对自己灵魂和精神世界幻灭后所表现出的紧张和绝望。那些被寄生物置换了身体的“异化人”，神情呆滞，动作僵硬。他们徒有人的躯壳，却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个性、情感和灵魂等内在特质，成为一种“人的空洞化”象征。他们在某种神秘力量驱使下，机械地从事着自我复制，迈着木讷单调的步伐，将“寄生物”藏身的花蕾搬运到孵化同类的“工场”中去。
这也是一幅“集体化”了的恐怖图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人类个体被抹去了个性差异，成为一群被充分体制化了的集体动物以后，其内在的精神属性，特别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精神差异性，便成了一种可能引发“无序”和“骚乱”的潜在威胁。在整一化的群体中，哪怕仅仅存在一个“另类”，其结局也必然如影片所显示的那样，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故事讲到这个地方，观众仿佛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导致这场危机的不是那些“异化人”，却成了作为正常人的反抗者唐纳·萨瑟兰了。
这才是真正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地方，它使得影片的叙事格调显得异常的黑色和绝望。特别在影片结尾，当人们看到唐纳·萨瑟兰对“异化人”所展开的一系列反抗完全无效时，便会被一股强烈的末世论哲学深深笼罩起来。实际上，这体现了某些西方个人主义者对社会极端体制化的一种妖魔化想象。它的某些场景甚至让人联想到中国的“文革”，当“螺丝钉主义”成为人的一种最高价值标准的时候，奉行这种价值标准的现实部分，大概就距离影片所描绘的“人的空洞状态”不远了。
所以说，这部片子出现在70年代末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这时正是东西方冷战的高峰时段。西方价值观的根本在于个人主义，而东方价值观的基石却是集体主义。因此，东西方的政治、军事与外交冲突，必然体现为两种价值观的截然对立。而在西方看来，过度集体化、体制化（如中国“文革”那样）恰恰是导致人类异化，导致个性泯灭和灵魂空洞化潜在威胁之一。
当然，要说这部影片是在影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恐怕未免失之牵强，因为影片中并未出现类似的叙事元素。但是，在冷战语境中，作为一种与西方的个人的、自由的、民主的价值相对立的东方集体主义，则完全有可能被假象成西方思考“异化”命题的无形参照系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