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晨9点过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告诉孙道临于晨8点多病逝的消息，禁不住唏嘘慨叹一番。就在几天前，还与谢晋导演、王文娟老师一起参加一个由山东卫视与上海江山影盟一起主办的公益活动。谢导和王文娟一起被山东卫视授予公益形象大使的称号。会上，谢导问王文娟，道临最近身体如何？王文娟摇摇头说非常不好……。可万万没想到，几天之后就传来噩耗。
但在为孙老感到悲哀的同时，我也为王文娟老师能从孙老的病痛中解脱而感到松了一口气。大约两三年前，听说孙老患病。2005年底，上海市召开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纪念会，在这次会上，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孙老，那天他似乎已经认不出我了。记得这天，他上唇留着胡子，身穿一件宽大的风衣，在一条绛红色的围巾衬托下，面色显得格外苍白……缠绵病榻，不仅病者自己了无生趣，更苦了身边的亲人……就像一只紧紧攥住的拳头，既然拳心早已空无一物，还不如把它轻轻地松开……。
孙道临是我最喜欢的老一代表演艺术家之一。最早与孙老认识大约是10年前上海电影界的一次纪念活动。但当时现场很乱，也没有顾得上说几句话便匆匆分手。真正与孙老有所交集的，是2005年我跟张瑜、赵劲等一起拍摄电视文献片《中国电影在上海》的时候。在这部片子中，有一集专门介绍作为老一代优秀表演艺术家的孙道临。不过当赵劲和我登门拜访的时候，孙老的状态并不是很好。此时他正因为“采访收费”而受到一些媒体的围攻。看到多年不见的老友赵丹的小儿子赵劲，孙老便免不了向我们发了几句牢骚。
其实在我看来，当时一些媒体确有一些大惊小怪。2005年正是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的时候，这一年，媒体对孙道临等老一代艺术家的采访密度比平时大了许多。大概因为央视出手大方，在采访孙老时向他支付了一些采访费。我们剧组采访时也以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向老艺术家发放慰问金的名义向孙老支付了一笔费用。相比起来，其他来采访而没有付费的媒体就自然显出了反差。
客观地说，孙老他们这一代艺术家退休比较早，退休金非常微薄，而晚年就医等方面的开销又比较大，平常居家生活自然比较拮据。媒体来采访，无非是让他讲讲当年的往事，对与其一道共事的其他艺术家品头论足。频繁的采访打乱了老人平静的生活不说，难道他的个人回忆就不是某种享有知识产权的精神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付费的要求，真的就这么过份吗？难道媒体采访当今的某些大腕的时候，他们就从没有提出收费的要求？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厚此薄彼呢？
其实，假如这些媒体没有这方面的预算，就去采访其他不收费的人好了，不见得非要拿这种事来炒作，以至于弄得老人家整天心神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吧？毕竟是80好几的人了，背上这种思想包袱日子那能过得清静？为什么这些媒体朋友不能对老人家多一点宽容？尽管这次孙老心情不佳，但对我们的工作还是非常配合，使得我们非常顺利地完成了采访。
在这次采访中，道临老师非常详细地给我们讲述了他自己的生平。他告诉我，他本名叫孙以亮，祖籍浙江嘉善，1921年农历11月20日出生于北京。父亲孙文耀曾考取官费赴比利时罗文大学读工程，归国后在北京政府交通部任工程师，母亲范念华主持家道。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1932年，孙道临自北平崇德小学升入崇德中学。受国文教师的影响，他开始爱好文艺，1936年，他自己创作了一篇短篇小说《母子俩》，得以在校刊上发表于校刊上，成了孙道临名副其实的处女作。在此期间，他还常去北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北京改叫北平）中央电影院和中天电影院看电影，《故都春梦》、《渔光曲》、《迷途的羔羊》……不久他就成了一个地道的影迷。
1938年，孙道临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学哲学。在燕大，孙道临与小学同窗黄宗江不期而遇。1939年春天，黄宗江推荐一表人才的孙道临在燕京剧社排演的《雷雨》中出演周冲。由于没有表演经验，孙道临面试失败，没能拿到周冲的角色，只是在剧社担任了剧务。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迫关闭。孙道临不愿进日伪大学继续学业，就只身前往北平近郊牧羊，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两年后，孙道临得机会参加了唐槐秋主持的中国旅行剧团，后又转入李伯龙主办的上海国华剧社成为一名话剧演员。
抗战胜利后孙道临重返燕京大学读书，于1947年获得哲学学士学位。这年冬天，焦菊隐先生在北平组织了一个艺术馆，内设京剧队和话剧队。话剧队开场大戏就是黄宗江的新作《大团圆》。黄宗江再次力荐孙道临参加。这出大戏于1948年春节在北平上演，观众反应热烈。正好金山和张瑞芳由长春赴上海，经过北平，看了这戏，极为赞赏。当时金山正准备在上海创办清华影业公司，就立即邀请孙道临、黄宗江等人加盟，而且第一部影片就决定拍摄《大团圆》。就这样，孙道临来到上海，加入清华影业公司，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不离不弃的电影事业。
我本人最早对孙道临主演的影片产生印象还是在80年代初，此时正式“文革”后老片复映阶段。让我记住孙道临和他的角色影片是陈西禾拍摄于1955年的《家》。这部影片改编自巴金的同名小说。孙道临在影片中扮演的大少爷。这是一个辗转徘徊在新旧两种观念激烈交锋之中的人物。
他一面要顾忌长辈和家族所赋予的责任，一面又对自主、自由的新生活、新文化心驰神往；这就注定了他要承受来自新旧两股势力的争夺和撕扯。正襟危坐的封建家长嫌他纵容子弟，管家不严，年轻的弟妹嗔他胆小懦弱，缺乏反抗意志。而他唯一能做的只是时刻小心翼翼，对族人长幼一味隐忍退让，不仅错失自己的爱情，最后也断送了妻子的性命。孙道临将这个人物痛苦不堪的人生和多面性格塑造得淋漓尽致，看过让人心颤连连。
印象中孙道临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旧式书生式的人物，腼腆而儒雅，斯文而恬静，有时羸弱的外表下又不免隐藏着些许小小的狡黠……。而事实上，他所饰演的诸多银幕形象，大体也都是这一类书生类型，像《乌鸦与麻雀》中的华先生，《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李四光》中的李四光、甚至包括他自己导演的《雷雨》中的周朴园……。尽管孙道临以后又在银幕上创造过许许多多“兵”的形象，但是相比较而言，应该说他最擅长的一类角色，还是与他自己身世经历最接近的书生。
《乌鸦与麻雀》中的华先生，应该说是孙道临早期电影的代表作。这位华先生安分守己，胆小怕事，凡事总会精细盘算一番，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精细的小算盘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大概身边这样的精明人着实太多，所以即便刚刚开始演电影的孙道临，在塑造这一人物时并没有费太大的力气。有一场戏，表现华先生与学校里的同事共同商议反抗当局的迫害，华先生一面极力想表现出自己的进步和积极，私地下却在盘算怎么从眼前这群的危险的同事中脱身而去，你看他吞吞吞吐吐，欲盖弥彰的那副神态，就会明白从这一刻开始孙道临就应该被列入演艺天才的行列。
还有60年代中期拍摄的《早春二月》，孙道临在里面扮演满怀理想却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萧涧秋。这个人物在20年代大革命时代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志向高远，对于社会变革充满期待，对社会的黑暗和不公秉持着强烈的批判态度。但实际上他们并不了解眼前的黑暗势力有多么强大，甚至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他们犹如唐·吉柯德一样，手持新文化的长矛左冲右突，最后往往四处碰壁，弄得自己伤痕累累。
影片中的萧涧秋就是这样一个大革命时代的有点浪漫的理想主义，又有些人道情怀的小知识分子形象。有时，甚至觉得他就像是托尔斯泰笔下不断靠施舍别人来救赎自己灵魂的涅赫留朵夫。为拯救文嫂这样的更为弱小的贫苦而善良的百姓，他甚至可以付出自己的全部身家性命，包括违心地背叛自己的爱情。可是，在20年代的中，这种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是注定没有什么市场的，等待萧涧秋的，唯有愤然出走。我们看到，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当萧涧秋提着皮箱，孑然一身地离去，陶岚（谢芳饰）在一丛竹篱后面无望地追赶他身影的时候，摄影机悄无声息地拉开，景别渐渐变大，跟随这镜头行进的我们不仅会问，萧涧秋将走向哪里？何处才是这一代苦难而又不乏天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真正归宿？
如果说，这一带有天问性质的话题直指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人生宿命，而与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尚不会发生太多关系的话，那么，孙道临饰演的另一类角色，却更容易在普通大众中引发审美的共鸣。这就是孙道临所饰演的“兵”。在新中国银幕上与兵结缘，是孙道临自己也想不到的一次生命的重大转机。1954年，当拍摄《渡江侦察记》的任务下达到孙道临手里的时候，他还对自己能否完成这部影片产生过一丝疑惑，甚至不敢贸然答应出演李春林这个解放军侦察连长的角色。这时，场里面的领导找他谈话，告诉他要认清眼前的道路。
建国初期，从旧上海电影界加入国营电影制片厂的老一代艺术家，无一例外都要面临一种政治与艺术身份的转型。就在这个当儿，尤其像孙道临这样的，过去曾经有过优秀演出业绩的艺术家，往往被置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往前走一部，便能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但同时也意味着跟自己的过去彻底决裂，观众是否接受这种转型？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创作积累来保证和支持这一转型的成功？对此，不直孙道临心里没底，从旧上海过来的所有电影人都有同样的困惑。
好在孙道临并非一点生活底子没有。全国解放不久，他便随华东文艺工作调查团到山东老区参观学习，在那里结识了一位民兵地雷英雄，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却土法上马自制出各种地雷。他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向孙道临讲述自己与乡亲一道用土制地雷打鬼子的故事，让孙道临从面前这位纯朴的庄稼汉身上第一次触摸到老区人民勇敢、机智的内在气质，他用自来水笔一一记下了这些传奇故事。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孙道临又与铁牛、冯喆等上海演员一起组成慰问团奔赴朝鲜前线，这些经历，都让他与“兵”有了一次又一次地亲密接触，成为日后创作《渡江侦察记》的生活积累。
事实证明，孙道临异常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转型，他塑造的李春林不仅成为新中国电影画廊中一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并且，他让孙道临自己也成为老一代艺术家跨越时代沟壑，赶上历史车轮的一面旗帜。随后，他又在《南岛风云》、《永不消逝的电波》、《51号兵站》等一系列红色经典中成功饰演了“兵”的角色，使他自己的形象成为关于那个时公共记忆中的一道标志性风景。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孙道临饰演的另外几个重要角色。他们分别是《不夜城》中的张伯翰、《万紫千红总是春》中的郑宝卿、《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的况易山。张伯翰是个民族资本家，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当年孙道临正是按照毛泽东这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经典认知去塑造这个角色的。据说，这部影片以荣毅仁的真实经历为蓝本，拍摄目的在于向西方世界宣传中国红色政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所进行的成功改造。可惜这部影片刚刚拍完就碰上了反右运动，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才得以公映。影片的坎坷命运多少也埋没了孙道临的艺术才华，让大多数观众没有得到机会看到这部出在大导演汤晓丹之手的艺术杰作。在我看来，张伯翰应该被看作代表孙道临50年代最高演艺水平的人物形象之一。
其次是《万紫千红总是春》里的郑宝卿。这部影片虽是大跃进的产物，但由于出自另一个大牌导演沈浮的手笔，应该被看作是50年代最重要的一部反映上海里弄市民生活的影片。郑宝卿是一个满脑子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知识分子，口头上唱着男女平等的高调，私下里却把妻子（沙莉饰）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禁止她参加里弄妇女的生产组织。这是一个受到讽刺并带有喜剧色彩的小人物形象，大概也是孙道临一生一世唯一饰演的一个“反派”角色。然而，人们看不到任何演员对角色的有意贬低，即使在角色最洋相百出的时候，他依然呈现为一个血肉丰满的真实性格。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的中方主角况易山，原本是日方为赵丹特意安排的角色，可惜当时赵丹已经病体沉疴，无法出演，孙道临临危授命，替代赵丹十分出色地完成这个江南一代棋王的塑造。其中有一场戏，日军少佐用军刀架在逼迫况易山的食指上，威逼他与日本棋王（三国连太郎饰）对弈，况易山怒不可遏，缓缓举起棋瓮，狠狠砸向军刀，切下了自己用以布局的食指。当年看到这一幕，真是感到触目惊心，一位文弱纤细，甚至有些昏聩昏庸的棋王，身上竟掩藏着如此铮铮铁骨……。
俱往矣，银幕上这些难忘的一幕幕，如今，孙道临随着他的银幕形象一起成为历史。但是，观众对于往昔的美好记忆，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些许中断。在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影史上，孙道临，将作为一道连接两个不同时代文化的桥梁，永远在人们心中屹立不倒！
一路好走，我的长辈、我的师友——孙道临！
附录：孙道临电影作品目录：
《大团圆》（1948）、《大雷雨》（1949）、《乌鸦与麻雀》（1949）、《民主青年进行曲》（1950）、《女司机》（1950）、《渡江侦察记》（1955）、《南岛风云》（1955）、《春天来了》（1956）、《家》 （1956）、《不夜城》 （1958）、《红色的种子》（1958）、《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万紫千红总是春》（1959）、《革命家庭》（1960）、《51号兵站》（1961）、《早春二月》（1964）、《李四光》 （1979）、《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雷雨》（兼编导）（1984）、《非常大总统》（兼编导）（1986）、《詹天佑》（导演）（2002）
有沙发坐呢。月光，对不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