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在艾滋病成为新世纪的黑死病向人类袭来之前，同志们在最后的伊甸园中狂欢着。没有所谓的安全性爱，黑暗中，肉体和肉体可以毫无隔膜的抚摸，肆无忌惮享受着隐秘的脱离了羞耻和罪恶感的欢愉。直到一种神秘疾病的出现，巴别塔轰然倒塌，罪恶的红苹果被人类吞下，世界重归隔膜，异性恋对同性恋、白人对黑人，男性对女性，艾滋成为上帝对人类的鞭挞，以毁灭索多玛城的力量。
《目击者》顾名思义代表了一段见证，关于那个时代。三段体的电影从“前艾滋的时代”的轻率风情讲起。1984年，青春年少的马努在同志聚集的公园认识了一位年长的医生阿德里安。阿德里安迷恋马努，二人却并未发生真正的肉体关系。阳光灿烂的周末，马努和医生的好友儿童故事畅销作家莎拉（艾曼纽·贝阿）以及她的丈夫梅迪出游。马努意外溺水，梅迪相救，却意外将身体的欲望启蒙。
第二段：艾滋来袭。80年代后期，一种在同性恋、妓女、海地移民中的“瘟疫”悄悄蔓延，马努成为了第一批感染者。阿德里安将他接到家中照顾，作为一个医生和同性恋者，阿德里安积极研究治疗方法和争取同性恋权益。四人的关系在危机关头彻底崩溃。
第三段，马努死去，而他人的生活还在继续。阿德里安遇见了新的爱人，莎拉将这一段纠缠的故事写成了新书，她和梅迪的婚姻继续着。四个人再度出海，在海风的吹拂下，一切伤痛都将释然。
德里克·贾曼曾说：有关爱滋的经验，根本是太过庞大而没人可以在一部影片中处理得了。所以在《蓝色》中，他以摧毁你的自我认知为前提，重建了一种更加原始和纯粹意义上的交融，使你真正以一个内在者的角度倾听作者咒语般的招魂。在本片中，导演安德烈·泰西内并没有这个企图。《目击者》始终呈现着一种隔岸观火的通透清明，一方面是泰西内洞察世事般的了然、以及对时代不妄加菲薄的宽容，而另一方面，却难免失之于轻巧。泰西内根本不需要你进入这个故事，就如贯穿了全片的莎拉的旁白，法语本身抑扬的韵律和急促而优雅、不带感情语调，奠定了《目击者》全部的基调。
就如电影的名字“目击者”，泰西内放弃了这个题材通常会呈现出的高度戏剧化、政治上的布道和过分煽情的倾向，忠实的作为一个旁观者，影片虽涉及了莎拉和梅迪开放的性关系、妓女的合法性、风化管理政策，以及贯穿了他作品一直的种族主题，却不置可否，即使对于死亡与爱情也轻描淡写如寻常之物。《目击者》实际上是泰西内给出的一条自由的检验历史存在的道路，他曾这样解释本片：“清教徒和色情狂是那个时代的两种极端的描述，在本片中我拍摄的是我认为重要的事情——什么是对和错，以及谁决定了对错？答案是，医生和律师。以艾滋的出现为开始，医学投降于道德，执法的警察成了秩序的维护者。这是讲述故事的初衷。”
电影的结尾处终于将观者的感情带入（或许有人说，在结构上这个段落有些多余），它使得电影成为了一个首尾衔接的圆环，暗示着新的轮回已经开始，伤痛与爱都将过去。如此感伤、如此勇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