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一个恐怖主义者的殉难
身体
《饥饿》被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冰冷而暴虐，正如导演史蒂夫•麦奎恩所说：“我尽力表现的是沙砾的粗糙和肥皂的湿冷。”
“肥皂的湿冷”在前：一双手浸入卫生间白色的水槽里，手背的骨节处伤痕累累，从镜子里我们看到一个男人疲惫痛苦的面孔，像每一个英国绅士那样，他穿衬衣、打领带、吃香肠和煎蛋早餐、开车上班——他是谁？他为何而悲？答案令人震惊：这个痛苦的男子其实是监狱的长官，一小时后我们知道了他手上的伤口从何而来——他的拳头重重地打在一个囚犯的下巴上。
接下来是“沙砾的粗糙”，影片的视角从狱警的日常生活转向囚徒的日常生活，地点是19平方英尺的牢房，抗议的共和军囚犯拒绝穿衣、清洗和理发，在囚室的墙壁上涂满大便，让尿液从门缝流入走廊——同样的暗流汹涌，他们用食物和排泄物偷递信息，在失去了一切，自由、武器、衣物和政治地位之后，他们用身体继续着自己的反抗。
影片的镜头沉重缓慢，节奏自然得仿佛影片能够呼吸，观众因此能产生极强的带入感，观看它更像是一次生理的体验过程。“沙砾的粗糙和肥皂的湿冷”，军官所需的整洁和囚犯抵死捍卫的肮脏构成了这个暗无天日之所的两极。
在一片难耐的静默之中，斗争和镇压的片断构成了《饥饿》的第一部分，而在断裂的时空剥离了外部环境和人们的身份后，“身体”作为斗争双方共同的存在被凸现出来。每一次重击，囚犯和狱警都在流血。监狱长官站在一面白墙前，静静地抽烟，天在下雪，雪花飘在他手背的伤口上，万般无耐的寂寞和冷清。
冷冰冰的画外音提示着外部的险恶环境，那是撒切尔夫人的讲话：“没有政治的暗杀、没有政治的袭击和政治的暴行，只有犯罪的暗杀、犯罪的袭击和犯罪的暴行。”英政府依然不成人共和党囚犯的政治地位，斗争徒劳无功，而镇压也只是徒添些伤口——一个新来的狱警在拷打犯人时躲到墙壁的另一边，年轻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恐；在一个狱外场景中，监狱长官蹲在疗养院母亲的轮椅前，温和地送上一束花：“雏菊。”下一秒钟，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脑袋，脑浆喷溅在母亲的脸上。
思想
接下来，影片跳入影片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几乎没什么台词，但这部分却是一段长达22分钟的完整的对话，深刻清晰的台词和巧妙的镜头调度，让这段看似长得过分的对话反倒成了影片最有力量的部分。
对话的双方是天主教牧师多米尼克和爱尔兰共和军领袖鲍比•桑兹，分别代表英政府和反叛军。多米尼克用人道主义质疑着桑兹的反抗，桑兹则用信仰做出了有力还击。你能发现对话的双方都对彼此满怀敬意，但更多的是信仰的鸿沟。“我认为我再也不愿意跟你说话了。”对话结束时，多米尼克站起来，转身离去。
“任何政治派别存在的基础永远是排除异己”，狱警们的目的是保持监狱清洁吗？囚徒们的目的是保持监狱脏乱吗？当然不是，这是反抗者与镇压者的游戏，他们必须让对方知道谁才是老大。在这种情形下，交流和退让怎么可能？正如鲍比•桑兹所说：“这（绝食）并不是我的唯一办法，但是唯一正确的可能的办法。”
背负起信仰的十字架后，身体开始变得沉重，无论是施暴者还是牺牲者，他们都有血有肉，他们都身不由己——对于共和军囚徒来说，在被剥夺了一切之后，死亡是仅存的反抗方式。
灵魂
对话结束后，是一个长得让人难耐的镜头，一个狱警清扫尿液横流的走廊：他从走廊底端的景深处一路拖扫着走到画面前端，镜头掠过潮湿冰冷的地面，令人不寒而栗。
第三部分记录了鲍比•桑兹死前的最后六天时光——记录着他的死亡，更准确地说，是殉难：骨瘦如柴的身体，全身的伤口都在溃烂，枕头里的鹅毛在空气里飘荡，白色的床单上血迹斑斑，他在浴室里晕倒，医生将他拖起来——他轻得像个婴儿，身体在慢慢离他而去，生命在慢慢离他而去……前来探望他的母亲和童年回忆的诗意调子充溢了结尾部分，摄影机对着他的脸，他艰难地睁开眼睛，那是儿时的树林里，鸟群在黄昏的天空下四散飞起……
《饥饿》将镜头对准这个27年前的，“被扫到地毯下的故事”，显然是对后911世界的西方和“恐怖分子”的隐喻，但出人意料地同时站在反恐问题的双方的角度看问题，导演史蒂夫•麦奎恩说：“我把自己看作是个狱官，也把自己看作抗争的人。如果你从别人的角度来思考，那他们都有血有肉，糟糕的是整个背景而不是人本身；你只是必须做去做你必须做的。我们都是人，我们并不是清白的，你我都是这游戏的一部分。”在身体和灵魂面前，施虐者与殉难者完美共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