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克勒斯

据说《海角七号》的票房极有可能破到六亿新台币，如今半程杀过三亿还仅仅是在台湾本土（8000多万人民币），年度票房冠军自是毫无疑问，更可喜的是再一次崛起了低成本华语电影的票房神话（何况是在台湾），向来委靡的台湾电影当了黑马、破了记录自然是得有它的历史意义，时下热点的文化现象一潮隔一潮，《海角七号》从8月底上映至今，在台湾早已家喻户晓，火到老少妇孺皆知的地步。

 

很早之前就把《海角七号》列进了“我想看的电影”，可是等了那么久大陆就是不引进，影院里除了好莱坞就是周迅，连《海》的盗版碟也寻不见，昨天看见网上终于有了资源，迫不及待的下了来（网速还出奇的快）。

 

不可否认，看过三遍之后，我确实觉得它很好，至少的确有其成功之处（一激动，给了五星）。

首先，它有相当的亲和力并且足够真诚。说它有亲和力，自然是来源于影片中动人的励志元素和那些平民化的幽默段落，跟以往台湾的所谓艺术剧情片相比，它在足够台湾的基础上做到了更加的通俗，“艺术气息”的减少使得这部影片相对来讲变得更加大众化。同时说它够真诚，还是脱离不开它的平民视角，作者为台湾的普通人搭建了一个实现梦想的舞台，在那个舞台或者生活状态里，每个小人物都实际在实现着一个重新发现自己、证明自己并寻找到自身价值的过程。这种创作的视角本身就是实在的，它在努力继承台湾电影现实主义和诗意写作传统的同时，更加毫无保留的延续了那种真诚。

其次，能获得本土观众如此大的认可，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影片自身的“很台湾”。只要稍加深入就不难发现，影片中的那个平民乐队正是台湾的整个缩影。长期以来，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都是相当尴尬的，弱势的国际地位跟台湾本土相对比较发达的社会经济形成矛盾，地位上的自卑感激发了台湾人内心的族群自尊心，于是他们更渴望通过努力去证明自己，而电影中的乐队也刚好是这样，鱼目混杂、不伦不类的小乐队看上去似乎有些搞笑，跟大城市里的“正规军”根本没法比，但是就是这么个由杂七杂八的各色平民组成的小乐队却通过自身的努力最终走向了成功，获得了观众的欢呼和掌声，这种小人物通过自己努力实现梦想的心态与台湾本土人的民众心态不谋而合，所以很自然赢得了台湾观众的认可和共鸣，获得成功也就成为情理之中。

 

以上简单的浅析了一下它成功的原因，不免笼统，缺乏说词，下面就影片本身具体讲一下这个我给了“五星”的片片在我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一、大众文艺片的叙事策略

近些年来，我们都知道台湾电影一直都是在风雨飘摇中度过，很多好片子只在艺术上取得了一些成就，商业上基本都不怎么成功。《海角七号》跟以往的艺术剧情片不同，它首先不是作者电影，你在电影中几乎看不到“作者”的影子，这也就是说魏德圣没有把自己定位到艺术家的高度上去创作这个电影，他选取了平民的视角朴实的歌颂了台湾的那些小人物。可以说这是一部一反传统的台湾电影，它少了以往台湾电影中的矫情，多了很多大众娱乐和商业的元素。其次，从创作意识上讲，它走的其实是香港大众文艺片的路子。采取大众文艺片的叙事策略，很大程度上可以笼络观众，提高观众的接受程度，但同时也往往使得影片缺乏深度，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作者”。

从选材上来说，导演选择了一个以流行文化为依托的乐队题材，这和几年前的《五月之恋》很相似，选取这样的题材本身就是对商业元素的一种运用，从它现在取得的效果来看，显然是成功的。

依靠这样的题材，剧作本身则显得有些单薄，至少单纯的从故事层面上它并没有特别的吸引我。一个落魄愤青回到自己家乡，从获得机会到组建乐队，开始的时候困难重重、进步缓慢，然后一步步克服困难、逐渐磨合，最终通过努力获得成功并收获爱情，与此同时，穿插进一个与故事关联并不是很大的60年前的爱情故事，以七封信的形式作为影片的第一叙事线索架构时空，成为结构全片的一座桥梁，这种形式让我又多少看到一点日本电影《情书》的踪迹。在电影的故事性和整体叙事性上，导演基本没有太多个人的创新，平心而论，结构只能还算严谨，剧情基本可看。从这个层面上，《海角七号》只够“三星”，刚刚及格。

到不是我想多苛刻，翻查魏德圣的履历我惊喜的发现他曾经给我们著名的大师杨德昌当过副导演，《海角七号》也是他的处女作。还记得电影刚开场的时候，范逸臣一句“操你妈的台北”着实让我兴奋了一把，当时便猜想这或许是部很酷的电影，几场戏接连看下去，倒真的多少感觉到一点杨德昌式的淡定与从容。影片的前半部分是故事的建置阶段，人物线索很多，对于那些初出茅庐的电影导演来讲，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把人物关系搞得庞乱，我们都知道杨德昌他有一种很惊人的能力，别管他作品中的人物线索多庞杂，最终都能汇聚成一条中心线索，魏德圣显然学会了这一点，影片中阿嘉与友子的爱情关系、阿嘉与代表会主席的继父子关系、马拉桑和柜台小姐若有似无的关系、水蛙与车行老板娘的禁忌暧昧关系，人物关系诸多繁乱又始终紧紧扣在最后一环上，影片情节每次推进都会出现一封情书的“日本话外”，使得故事被成功的控制在了作者想要营造的伤感怀旧情绪之中。当然，跟杨德昌不同的是，影片的中心线索不会像杨在《一一》里边那样以反向的投射去搞社会学和情感的统一，那是纯文艺的东西，作者深谙大众文艺片的“文艺尺度”问题，所以很自觉的拿掉了那些真正“拿人”的部分。片子比电影院一般规定的100分钟黄金时间要长，节奏的相对沉缓和人物关系的繁杂可以清楚的看到“杨氏电影”的影响，但是，杨德昌电影里最富特色的巴尔扎克式神韵被作者完全的剔除掉了，他很清楚那样的电影为什么不赚钱，因为太沉重，所以他不会去呈现冷冰冰的现实，魏德圣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形式，即朴实无华的乡土幽默，使得全片都洋溢在一种轻松和愉快的氛围里，这也就是我提到的他真诚可贵的地方：没有以艺术家和社会学家的身份去对一个个体生命的悲惨命运和困苦处境着迷，换之的是一种更赋亲和力的对于生活真切热爱和生命真挚拼搏的热情呈现。

统观全片，始终不乏幽默搞笑的桥段，到现在，想起马拉桑推销小米酒的样子我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还有水蛙的那句“干”，台湾本土的很多俚语我都不太懂，明知道是笑点的地方其实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笑，完全是因为看到人物的那个搞笑状态而跟着笑。“干！我是国宝哩，连考虑都没有就直接把我换掉，我的心不是铁打的，也是会伤心哩！”可爱的台湾老人茂伯说话的样子像个小孩子。说到小孩子，我又想起键盘手大大，小姑娘大大在电梯里唱的那首歌实在是太经典了，“爱你爱到不怕死，但你若劈腿，就去死一死”。典型的台湾式幽默使得这部影片充满了浓浓的人情，至今想起仍回味无穷。

在时光吧的影片论坛里我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我说“如果是文艺片，它最多只够两星，如果是商业片，给四星算是保守，如果是商业文艺片，五星算是绝对成功。我给它五星”。此中缘由，我想我不必再细说，大众文艺片的叙事策略运用的非常成功，不管是作为专业的学生还是业余的观众，在三星及格的基础之上，我都情不自禁的想多给两星，喜爱是一说，以资鼓励是另外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