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载片

拍《戴手铐的旅客》时，已经年过半百的于洋（上）亲自出演动作场面，正是影片中的这些惊险场景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1980年北影拍摄《戴手铐的旅客》　导演于洋回忆拍摄细节

　　倾注了切肤之痛

　　那时，我本在着手准备拍摄《大海在呼唤》，突然在《电影创作》上看到一篇反思文革的报道，写文章的人曾经是山东的红卫兵小将。文章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这段历史我太熟悉了。

　　我马上找到马林（他是电影《邻居》的编剧）来帮我改编这个剧本，而且电影里的很多台词都是我自己亲自改写的，比如“拿大顶看世界，一切都颠倒了。”那时，导演是三军统率，可以对剧本做任何改动，原编剧无权过问。

　　电影开头的镜头是往人脸上泼墨水，打电话的时候一方说：“为人民服务！”另一个人回答说：“斗资批修！”，街头卖菜的人说：“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有时候拍着拍着会觉得很难过，尤其是老战友自杀那场戏。当时拍摄我在战友家喝酒的镜头，我是真的把半杯酒一口倒进肚子里去，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老战友的眼泪也马上流了下来。这些情节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切肤之痛的，文革中有很多老干部自杀，也有很多人靠着“共产党员怕什么？”的信念挺过来，这部影片就是要表现共产党员坚强的性格。

　　“文革”这段历史，在历史长河上虽然是瞬间，但对一个人来说却是艰难度过的漫长时期。文革时我是36岁到46岁，正值一个人的黄金时期，但这十年我是反革命。每个参与这部影片的工作人员都倾注了自己的切肤之痛，我们是用心、用感情、用眼泪去拍摄这部影片的。

　　“怎么文革又来了？”

　　我们把电影拍摄基地选在了大同，当时剧组工作人员连夜重新布置街道，在墙上刷标语，把大字报重新贴起来，红卫兵活动的舞台也再次搭建起来。第二天一大早上班的人看到这情景都吓坏了，当地公安局接到很多询问电话：“怎么文革又来了？”

　　可见大家对那段历史都感到毛骨悚然，再也不愿意经历文革了。后来，是在大同市委和公安局的帮助下，通过广播向大家解释这不是真实的，只是在拍电影，才安抚了当地受到惊吓的群众。而且，当时拍电影时需要很多群众演员，大家都是自动地来帮忙，不要任何报酬。剧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是反映文革的电影，请大家穿上他们在文革中的服装，不要穿现在的服装，群众们都热烈地支持。

　　我想这是因为文革刚刚过去没多久，人们对这段历史太有共识了。大家都认识到不该忘记它，个人恩怨是小事情，可以和解，但是这段历史教育太深刻了，再也不该让它重复。

　　“骆驼”不能去掉

　　刘杰坐上火车跟踪从北方逃往印缅金三角的特务，怎么能在路上看到骆驼？骆驼是只有在北部地区才有的动物，云南那边不可能有什么骆驼，这是影片中的一个小问题。

　　原先的剧本中特务苏哲是逃往苏联的，但拍摄影片时为了避免历史敏感问题，我们把逃亡路线改往了南方，后来的场景都是在云南拍摄的。但是“骆驼”的场景不能去掉，刘杰也是被称作“骆驼”，这个名字十分适合这个人物的性格：骆驼的品格是耐久、有毅力、坚忍不拔，而刘杰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我们想到即便从北边绕过去，也可以拐到云南，问题不太大。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当时也会考虑让影片好看的问题。南方的景色也比较美，拍出来好看。另外，蔡明演的那个小孩子，剧本里本来写的是男孩，我把他改成女孩了。我觉得最后女孩的出现能给影片增加点色彩，挺有意思的，再说当时女孩出去串联也是化妆成男孩。

　　没有高科技，全是真功夫

　　我本人是山东人，山东人比较讲究习武，我在部队时学过擒拿格斗，演我助手的青年演员马树超是货真价实的警察，他来自石家庄公安局，有一身好武功，所有的武斗场面都几乎是我俩设计的，没有找专家。当时没有高科技，全是真功夫。我拍摄这部电影时已经有五十岁，腿脚不那么利索了，但那时不讲究替身。我在拍大同石窟里被几个人打的那场戏时负了伤，被送到医院休息了两三天才回来接着拍。片子拍完交上去审查的时候，被批评说你这部电影不是打斗片，但打斗的场面太多了，就剪掉了一部分打斗的镜头。我说还是应该有打斗场面，因为中国的观众很喜欢看打斗。

　　影片公映之后，我戴着口罩到几个电影院去看，很高兴地发现，剧场气氛十分热烈，坐满了观众，人们跟着主人公的命运走，该鼓掌时鼓掌，该掉眼泪时掉眼泪。这让我深受鼓舞，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把历史从这个侧面记载下来了。

　　当年有一批这类揭露我们自身疮疤的影片，获得了观众的共鸣。但也有人不愿意去提这段历史，可不提不等于没有这段历史，我们应该记住它，它是对未来的警世。口述：于洋（《戴手铐的旅客》导演、主演）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名词解释　反特电影

    从严格意义上讲，反特电影不是一种类型，而是一种题材。

    反特电影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公安机关与特务之间的敌我斗争为主要题材的影片，描写地下工作者深入敌人内部的影片有时也被列入这一范围。这类影片自建国后就不乏佳作，文革之前，就有《冰山上的来客》、《羊城暗哨》、《古刹钟声》、《国庆十点钟》等代表作品问世。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反特电影结合了惊险、悬疑、警匪等多种商业电影的娱乐要素，因此颇受观众的喜爱。

    “文革”结束后，各大电影制片厂恢复创作，反特电影便成为当时商业电影的一个主流。上世纪70年代末，《黑三角》、《猎字九十九号》等片均引起热烈反响，而1980年的《戴手铐的旅客》更将这股潮流推向了顶点。这一时期的反特电影类型化十分鲜明，剧情多数以国家机密失窃展开，讲述公安干警如何最终制伏敌特分子，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近些年，反特电影明显减少，反倒是同类题材的电视剧出现了不少，比如《梅花档案》、《一双绣花鞋》等作品。

    “女特务”是反特电影中特有的角色。《戴手铐的旅客》里的女特务堪称代表，衣着暴露，抽烟喝酒。

    ■电影笔记　大时代下的小故事

　　如果现在放映《戴手铐的旅客》，里面的一些台词会有很多年轻人听不懂，比如那个女特务挑西红柿的时候，售货员说“狠斗私字一闪念”，女特务说“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似乎让人不知所云；也会有一些词语只配收到辞典里，比如“当权派”；还有一些镜头，比如整齐划一跳“忠字舞”的女青年们———她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可笑吗？是的，她们真诚得很。如果后世的人们想要获取更多感性的文革资料的话，显然他们不多的渠道之一便是1980年左右出产的一批《戴手铐的旅客》这样的电影。

　　《戴手铐的旅客》的编导显然把自己的故事精心地安排在了那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于是种种悲怆、种种无奈便有了承载的基础，甚至结尾都罕见地没像当时很多影片那样搞一个大团圆，而是让葛存壮下令给于洋戴上了那副必然的手铐。

　　蔡明清丽的形象让人耳目一新，难以想象的是，蔡明现在成了“马大姐”，她的演艺之路完全应该走得更明亮些。当年，她张口说“你不是好人就是坏蛋，反正不是中不溜儿”时，观众只能听到前半句，很难听清后半句，因为前半句一出，电影院里的人们已经笑成一团，这就是当时最有智慧的台词了。我以为，现在电影不好拍，和观众的欣赏水平太高有直接关系———那个时候大家被压抑得太久，任何稍有趣味的事都能满足大家干渴的知觉。很难想象于洋会成为“打星”，更难想象马树超一招儿现在看来简单到极点的“鹞子翻身”腿压对手让观众如痴如醉，激发了很多少年人学习武术的念头，甚至他的夹克衫和套头毛衣也与晚些时候发哥的风衣礼帽一样风行一时。

　　《戴手铐的旅客》的制造者们显然对细节非常关注，后来，看到同样是火车片的《天下无贼》中冯远征和范伟打劫一段时，我就猜想冯小刚是不是受到了《戴手铐的旅客》的启发，《戴手铐的旅客》里列车员拿着王八到处喊“谁的王八，谁的王八”的样子简直和范伟说“IC卡，IP卡，IQ卡”时如出一辙。都是和主要情节无关的事情，都是故意搞笑，也都让观众笑了。如果拿二人转来说，就叫“跳进跳出”；拿布莱希特来说，就叫“间离效果”；如果要我说，那些从头到尾没有闲笔的电影固然紧张刺激，但趣味性会差得很远。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还是出在于洋身上，于洋的表演非常细腻，很传神，但无论怎么看，他实在太不会打架了。  □王小山

    ■群星谱

　　除了于洋外，《戴手铐的旅客》还集中了多位著名演员———

    硬派小生马树超在片中扮演刘杰（于洋饰）的徒弟，一位年轻的干警。

    老演员赵子岳（左）再次出演配角，扮演被批斗的老警察王丰年。

    葛存壮在片中扮演保卫部副部长，戏份不多，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还是童星的蔡明扮演的是云南小姑娘魏小明。

    ■主题歌《驼铃》

    作曲家王立平创作的主题歌《驼铃》感动了大江南北，迄今仍然深受欢迎。最令于洋欣慰的是，邓颖超生前十分喜爱这首歌，她的秘书告诉于洋，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邓颖超是含着眼泪看完《戴手铐的旅客》的，从此每逢日暮，经常能看到她一边散步一边一遍一遍地听《驼铃》。

编辑：尔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