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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官方公布的中国电影产量是260部，平均下来，电影局艺术处不到34小时就终审通过一部影片。从理论上讲，这些影片应该陆续现身于内地37条院线属下1200家电影院的2400块银幕上。实际情况是，只有不到一半的影片能够进入电影院。

　　中国电影目前一个基本的事实是：260部影片里有一部分是直接为电影频道或者音像制品市场拍摄，电影院并非它们的目标。为此我们会不时听到电影作者们抱怨：没有机会在银幕上与观众见面、没有得到足够的放映银幕数、没有被安排在影院黄金时段……

　　得大奖易进影院难

　　2005年11月11日，在三亚的金鸡百花电影节青年导演座谈会上，导演张杨指责负责《向日葵》国内发行的中影集团只投钱拍电影不管发行上映，他气愤地说：“投资人就像是影片的父母，父母怎么能生下孩子后就不管了呢？是不是因为这是国家的钱，有些人觉得票房不重要？”

　　对张杨的愤怒，马俪文说自己完全可以理解。

　　张杨的第三部电影《向日葵》和马俪文的第二部电影《我们俩》都由中影集团投资，也都由中影集团属下的数字院线负责国内的发行工作。

　　触发张杨怒气的，是《向日葵》与他的上一部作品《洗澡》遭遇到的不同待遇：《洗澡》投资300万，发行时准备了130个拷贝，宣传推广费用超过100万；《向日葵》投资1200万，宣传推广费只有50多万。《向日葵》到目前为止只在几个大城市做了点映，没有铺到其他城市。

　　在几个城市跑来跑去做宣传时，张杨发现，他的电影根本就没有进入黄金档，大部分电影院把《向日葵》安排在上午10点和下午2点，一天两场。这个时候，大部分人都在上班。

　　张杨毕竟还享受过全国大规模放映，享受过票房成功，马俪文的影片却从没得到过大规模放映。

　　马俪文的上一部电影，也是她的处女作《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只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城市进行了小规模点映。该片虽然拿了一堆奖，但“市场没法做”。当时他们找院线代表看片，黑压压一屋子几十个代表看片后只有几个人愿意在自家影院里放。

　　《我们俩》在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但3个月过去了，马俪文和制片人中影华纳的总经理赵海城也不知道《我们俩》什么时候能够在国内上映。赵海城告诉记者，《我们俩》可能会安排在3月份上映，之所以没有安排在东京电影节和金鸡奖后上映，是因为《哈利·波特》、《如果·爱》、《无极》、《情癫大圣》等大片集中在那段时间上映，新年到春节期间又有《千里走单骑》、《夜宴》、《金刚》等大片上，还得等。

　　不怕亏本？影院里见！

　　2005年，中国导演协会秘书长郑洞天曾向媒体表示：中国电影产业的总收入在2004年达到了36亿元，但这一数据却让电影局局长童刚羞于出口，因为在这36亿人民币的总收入中，只有15亿元是电影票房收入。

　　2005年底，电影局公布的2005年中国电影数据，中国电影产业总收入达到48亿元，票房收入为20亿———绝对数字增长了三分之一，票房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原地踏步。

　　杨金生跟记者算了笔账：《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获得华表奖奖金约85万元，东南亚和港台的版权卖出几十万，音像版权卖出20万，央视电影频道50年的播映权卖出66万，加上国内票房，扣掉差旅费，投资200万的《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收回成本，略有赢利。

　　杨金生认为：“没有一家投资人会花了钱拍电影，却不去做推广、发行，谁愿意往外白白丢钱呢？问题是这些完成的电影值不值得再花钱去做，究竟有没有市场，有没有回报？”

　　对于年轻导演拍摄的、小成本投资的艺术片来说，不进电影院，靠各种奖项的奖金和海外版权销售，往往还能收回成本甚至盈利，一旦加大投入去争取票房，亏本的可能性反而增大了。

　　进不了电影院，大量影片与国内观众见面的主要途径就是现有的7个电视台电影频道（央视、东方、西影、长影之外，珠江、潇湘、峨眉电影频道2005年底成立，对2005年电影产业格局影响不大）。

　　负责彭小莲作品《美丽上海》国内发行的众道公司老总杨俊，向记者介绍了他们与电影频道讨价还价的过程。

　　最初，众道公司与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联系，洽谈电视播映版权。按照常规，央视电影频道开出的价格是70万元人民币，购买影片全球50年的电视网络播出权、视频点播权和高清晰电视播出权，如果影片已经售出海外电视版权，或者超过了电影局颁发的电影许可通知令一年，还要分别减掉8万和5万元。

　　众道公司认为这个条件太苛刻了，甚至是霸道。他们想卖更高一些的价钱，但是央视电影频道对杨俊说：“不可能！”他们只在碰到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商业大片时才会加钱，不过也加不了多少，最终价格不会超过100万。

　　经过再三斟酌，众道公司把《美丽上海》的电视版权卖给了上海的东方电影频道。东方电影频道花50万人民币，购买到《美丽上海》10年的电视版权。虽然他们觉得这个价钱还是偏低，但总算比央视的条件要好一些，“起码，我们可以在国外和港台地区再卖一轮版权。”

　　在2005年20亿票房收入中，由于大部分采用的是电影院和片方分账的方式发行，只有约一半的收入能到电影院手里，37个院线的1200家电影院挤在一起争抢约10亿的收入。与此同时，4个电影频道却瓜分了11.5亿的电影频道收入。据电影局宣发处处长毛羽介绍，2005年，央视电影频道广告收入8亿，东方电影频道收入超过2亿，西影、长影电影频道的收入加起来约1.5亿。

　　电影频道以庞大的收视群为依托，省略了电影院发行所必需的成本，有时候反过来会影响电影院发行的效果。众道负责发行的电影《上学路上》卖给央视电影频道后，2005年6月在北京放映，票房达60万。到了8月，正当众道公司准备打入上海市场时，央视电影频道播放了这部影片。按照众道公司的计划，本准备与当地教育部门合作，细水长流地放映，但电视里播出后，地方教育部门的积极性一下子没有了。“他们说，电视里都播过了，所以不可能再组织学生去看《上学路上》了。上海的票房因此不到北京一半。”杨俊说。

　　谁在跟院线打架

　　辛辛苦苦拍出了电影，进电影院，投资方可能会亏本；让观众在电视屏幕上看自己的作品，导演心里又有各种遗憾。出路何在？

　　出路之一似乎是拍大片。

　　张杨不无羡慕地谈起对《千里走单骑》发行工作的看法：《千里走单骑》同样是文艺片，但发行人张伟平在宣传推广上花的钱占电影制作成本的三分之一，宣传推广大，院线就重视，发行就做得好，良性循环，社会影响和票房也好。

　　另一条出路似乎是建立艺术院线。

　　张杨最近经常看小剧场戏剧，他发现北京和上海已经形成了一批固定观众，不管上什么戏，剧场都能坐满。而且每个戏的周期都在两周左右，在运作上和日本、美国、欧洲的艺术院线已经很相似了。“《洗澡》、《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的小电影院里播放，一放就是半年。我们能不能就开这样200多人的小艺术电影院，不断放艺术电影，慢慢培养这么一批固定的观众，然后一个一个城市推广，做成艺术院线？我相信在北京、上海、广州，一定有这样的空间存在。”

　　不管是大片模式还是艺术院线模式，面对现在的院线，似乎都困难重重。

　　即便像《无极》这样号称3.5亿巨制的影片，制片人为得到更好的支持，也必须亲自上阵，在一轮又一轮的酒桌上，与院线、影院的老板们公关。

　　1997年，陕西省电影公司首先走出了放开发行权的第一步。8年来，传统的计划式发行格局逐步解体，院线和影院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实力雄厚的院线、影院，可以相当自主地安排影片的银幕数量和放映时段，依据当然是票房。中国现有37条院线，而美国只有6条大院线，所有院线加起来不到20条。但面对近年来纷纷冒出来的电影发行公司，这37家院线仍占据绝对发言权———目前全国持有国产电影发行执照的单位有2000家，平均1.2块屏幕就能摊上一个发行公司。如果手头没有院线，或者院线实力不强，即使是在旧格局中势力强大的中影公司，如今对电影院已经越来越难以施加影响。这个规律，在中国管用，在好莱坞也管用。2005年12月9日，斯皮尔伯格领衔的梦工场被拥有美国最大院线的派拉蒙公司收购。

　　“艺术院线”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说，也早不是新话题了。从电影发行放映体制改革开始之后，近10年的时间里，一直有各种声音在呼吁中国自己的艺术院线。2001年9月，在北京紫禁城三联影视发行公司的倡议下，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广州等地成立了A－G文化电影院线。A－G院线成立仅半年，由于票房惨淡，加盟的电影院纷纷退出，这次尝试被迫中止。

　　“8个影厅，演一部电影，这叫什么多厅影院？”郑洞天曾分析中国电影院线问题，他认为“我们所有影院经营的指导思想，还是在原始积累阶段，就是说赚一场算一场，赚一天算一天，我今天这个电影赔了，我就不演了，我明天说不定还能不能开张呢！”他认为“院线制”是比“原始积累”更高级的电影营销手段，当前出现“原始积累和院线制在打架”，原因就是“没有细分市场”。

　　郑洞天将国产电影市场分为三大类型：一种是重点推荐影片加美国卖座大片，这是我们的主流市场；二是国产娱乐片市场，就是冯小刚电影这一类的，加外国的小片，用买断方式引进的非分账影片，构成中型市场；第三种就是更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类影片，加上一些著名导演作品和经典影片，这可能是最小市场。“你8个厅，4个厅去演第一种，两个厅演第二种，两个厅演第三种，逐步地重新排列组合，形成小而坚实的院线。我有一个厅我就不演大片，就不演卖座的，就是以细水长流的方式放映艺术类影片、民族文化影片，提供给高层次观众。”但在他看来，形成这种理想中的院线结构不是短时间内能办到的，“如果我们不理性，不真正研究这些问题，那么可能30年还达不到。”

　　在此之前怎么办？

　　马俪文的做法是，在拍电影的过程里，她还写了个20集的电视剧本，导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用电视剧赚钱养活自己。“我知道我靠拍电影是赚不到什么钱的，我很早就明白这一点。”马俪文说。■张英李宏宇文

　　话外音

　　不能把问题都推给院线     贾樟柯

　　为《世界》的宣传和发行，我在国内跑了一个月，去了很多城市，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地。在跟各地的电影院线的深入接触过程中，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支持国产电影的，而且用尽他们的资源空间和宣传手段，尽可能地给予帮助。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其实和电影生产人一样，对振兴国产电影也很着急，也希望国产电影能够有观众、有票房、能形成良性循环，并愿意为此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我的《世界》在广州做宣传活动时，广东的院线也很配合。在与他们的沟通中，他们会问：“贾樟柯是谁？《世界》有没有广东话版？有没有大牌明星？电影好看吗？”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判断你的电影价值，比如说，你的卖点在哪里？怎么宣传你的电影？值不值得花力气花成本做？我和制片人跟他们做工作，也很诚实地告诉他们：“《世界》是一部低成本的电影，没有什么大牌明星，也不是商业电影，它是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电影，作为导演，我和演员一起是抱着认真的态度完成它的。”

　　即便如此，广东的院线还是很支持，在前两星期内拿出黄金档和最大的厅放映《世界》，后一个星期，票房不好，才改到小厅去。在成都也是这样的情况，但当地院线很支持我们。

　　我觉得我们生产电影的人现在先不要批评院线，而是要先问问自己，你自己有没有问题？比如，你为什么拍、拍给谁看？你要先找到答案，以后再考虑怎样拍电影。此外，你拍的电影好看吗？编剧、演员、导演，有没有用心拍好电影？能不能让观众喜欢？质量到底怎么样？这么多年，国产电影太让院线失望了！

　　在拍完电影以后，我们也应该平等地和电影流通渠道的人打交道，在电影这条线上，你是一个生产者，院线是发行放映者，上游和下游应该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相互依靠，没有院线会拒绝一部好电影的上映。同时，你得配合院线的具体工作：世界上还没有哪部电影是在院线非上不可的，因为让观众和院线遗憾和后悔没有上映的电影几乎没有。

　　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主导的时代，你不能指望有红头文件去命令院线放你的电影，何况在这一个全部是商业院线的国家。法国有艺术院线，我的《小武》在那儿已放了8年，现在还在放。

　　另外，即使中国有了艺术院线，你也应该明白：十几亿人，但看电影的人有多少？看电影的人当中，喜欢艺术电影的人又有多少？不管在什么国家，愿意花钱去电影院消费艺术电影的观众并不多，你拍电影的时候应该对此有充分的了解。看看去年的国产片，上映的《孔雀》、《世界》、《青红》，其实都是艺术片，真正好看、为观众拍的商业片并不多。

　　现在很多导演、制作方和投资方指责院线，说他们不上自己的电影，不给国产电影机会。我挺同情院线的。他们也希望国产片好，但中国去年生产了近300部电影，真正有商业票房价值的有几部呢？导演那么多，为什么只有张艺谋、冯小刚那几个导演叫座？要是你的电影真的好，院线怎么会拒绝呢？

　　国产电影发行不好，不能都把问题归于院线。当然，电影院线存在缺乏竞争、渠道垄断、不够多元、市场不够细分等问题，我觉得这都不是大问题，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电影流通渠道已经够顺畅了，现在的问题，主要还是在电影生产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