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颜峻
1998年，万人迷约翰尼·戴普主演了一部迅速被遗忘的电影，《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恨》(Fear and Loathing in Las Vegas，又译《赌城风情画》、《赌城情仇》)，这也是他很少放弃面无血色的歌特风格、转而插科打诨扮演喜剧主角的一次。导演叫做泰瑞·纪廉姆(Terry Gilliam)，属于60年代参加学运被警察暴打的一代——对，被打以后，他跑去英国定居，并取得了英国的国籍，成为喜剧电影名人，拍过著名的《吹牛大王历险记》和《时空大盗》。而原著小说的作者亨特·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则更不寻常，他曾是《滚石》杂志的国内事务部主任，算是成功将60年代反文化延续到70年代的功臣，前几个月，还在网络专栏里骂总统来着。
60年代中期，反战、嬉皮、摇滚乐、雅皮(国际青年党)、学运、药物文化这一锅粥还没有煮到一起去，但并不妨碍一些人先知先觉，比如亨特·汤普森。这部电影的同名原著小说还有一行副标题——“深入美国梦中心的野蛮旅程”，它是1971年的畅销书，写的却是1965年汤普森的真实经历，对于刚刚经历了幻灭的一代愤青和花童，恰倒好处地呈现了狂欢到来前的一种莫名的兴奋，一种胡作非为的勇气、一种自我放纵与挑战的游戏精神。当然，它同时也是对50年代垮掉一代文化的继承，作者和金斯堡一样重新阐释了美国梦，也进一步增加了怀疑的成分；更不用说，足以跟老毒虫威廉·巴勒斯媲美的毒品/幻觉之旅——它简直就是《裸体午餐》的现实浓缩版；另外，和杰克·克鲁亚克的“自动写作”有得一拼的是，汤普森发明了“gonzo”一词，用来指称完全现场的、不做修改的现场新闻式写作，在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尼·戴普扮演的gonzo记者嗑药、听尚未成为摇滚巨星的“齐柏林飞艇”，在打字机上敲字，他的来自萨摩亚岛国的律师朋友干脆名字就叫Gonzo，他像威廉·巴勒斯一样在录音机上大玩磁带拼贴！10年前的克鲁亚克，不过是酗酗酒、听听比波普爵士乐，在写作的时候还滴酒不沾，要说垮，嬉皮士要比他还专业。
两袋大麻、75粒墨斯卡灵(从仙人掌提炼出的至幻剂)、5张强力LSD(稀释后浸泡过的纸)、半盐瓶可卡因、一夸脱龙舌兰酒、一夸脱郎姆酒、一箱啤酒、一品脱乙醚原料、两打戊基(这两种都是精神类药品的原料)，还有鸦片、冰毒等等乱七八糟的一大箱子——这就是体育记者和他的律师朋友，两位主人公去拉斯维加斯享用的东西。事实上，从第一个镜头开始，电影几乎就没有讲别的事情，除了怎样使用各种违禁或尚未违禁的药品。出现了一个小女孩，但很快被甩掉了，采访摩托比赛大概花了6个镜头，律师去开会大约1分钟，没有爱情和性，连赌博也只有一小笔，没有称得上配角的人物……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部科普电影来看，因为其中对不同药物产生的反应，都描摹得一清二楚，是幻视还是幻听，是恐惧还是大笑，是暴力还是和平……除了神农，很难想象真有人了解得这么清楚。
说这部电影完全无人问津是不公平的，但除了约翰尼·戴普的影迷、演律师的本尼西奥·德尔·托罗的影迷，以及知道泰瑞·纪廉姆的资深影迷，的确少有关注，它在戛纳电影节上也没出什么风头。电影从头至尾浸泡在幻觉、笑料和荒唐行径之中，完全没有功夫去发展什么情节，这当然是失败的原因之一，但如果说导演太过迷恋迷幻文化，成心要捕捉时代的隐秘气息，恐怕会更准确一点。那些不了解药物文化、60年代文化的人，很难从这两个东倒西歪、洋相百出的家伙身上看到比一出商业喜剧更多的东西。然而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泰瑞·纪廉姆并没有白挨警察的打。除了喜剧，他还拍过著名的反乌托邦电影《巴西》，它取材于《1984》但远比乔治·奥威尔更富于想象力；10年后又根据实验电影《堤》(La Jetee)拍了《12只猴子》，这部关于时间旅行和人类末日的科幻电影，综合了精神疾病、社会正义、自由意志、解构主义历史观和真实/虚幻的互换等等可供研究的课题。而我们都已经知道的是，世界上没有几个既了解鲍德里亚和福柯，又迷恋《吹牛大王历险记》，同时还呼过几口大麻、知道嬉皮士为什么要做爱不要战争的观众——这才是电影失败的原因。
众所周知，60年代文化的高潮是从1966年到1969年，电影发生的1965年，尽管从片头就开始插入反战游行的记录镜头，但各种势力、诉求、文化和潮流还各自为政，药物为它们带来的激动人心的化学反应还没有产生——无论是和平与爱的口号、迷幻摇滚、丙烯画和灯光艺术，还是雅皮士宣称要向公共饮水系统投放迷幻药(这是一群成心用恶作剧来参政议政的天才儿童)、提莫西·利瑞竞选加州州长(他曾是哈佛教授，和《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飞越疯人院》的作者肯·凯西一样，是和政府合作的第一批LSD试用者，后来因为推广药物和心灵解放理论而入狱，又因成功越狱而成为青年偶像)，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每个从主流社会醒过来的年轻人都在寻找自己，除了游行和旅行，他们也尝试着堕落，但你看得出来，《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恨》和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远离拉斯维加斯》不一样，前者是荒唐的，甚至带着点儿童般的快乐，后者呢，我们都知道，凯奇从头到尾泡在酒里，它的另一个译名叫做《两颗绝望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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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60年代文化的遗留物之一，与声势浩大的“向毒品宣战”同时，大麻合法化运动，也一直在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与主流社会争斗着。运动的鼓吹者的科学依据，首先是大麻无害、不上瘾、有利于爱滋病和癌症以及心理疾病的治疗，然后就是犯罪经济学的观点。1999年，美国家庭药物滥用调查报告指出，在最近的一年里，每月有1270万人使用非法药品，其中1000万是偶尔使用，其中多数是被称做“通往药物世界的门票”的大麻；根据联合国毒品管制计划的统计，1996年全球有1亿4千2百万人在呼大麻。按照美国法律——别忘了克林顿、戈尔和小布什年轻的时候都是大麻客，但进了白宫以后他们可没敢为这点爱好做辩护，而是用更严厉的立法来杜绝它——无论是否获利，传播非法药品即是交易，而从逮捕、起诉、定罪再到监狱成本，每判一个非法药品零售商需要花费大约45万美金；显而易见，美国没有这么多监狱和经费来抓掉大约1300万到4000万名潜在的罪犯。恐怕，克林顿针对非法药物的“零容忍政策”，根本就是为了政治上正确，而不是他本人也心知肚明的什么实际操作可能。
199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公民投票通过了加州第215号提案，宣布本州可以出于医疗目的而使用大麻。这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州，到2001年，至少又有7个州通过了类似立法。看过电影《决战51州》的人或许还记得，警察逮到塞缪尔·杰克逊扮演的药理学士之后，拿起对方的大麻猛抽一口，然后意味深长地踩掉它，说：“60年代已经结束了。”这个镜头的背景是1971年，美国联邦政府刚刚宣布大麻是没有医用价值的非法药品，肯·凯西在监狱里，提莫西·利瑞在瑞士政治避难，大麻所依赖的反叛文化也已经烟消云散。但事实上，这东西除了可以诱惑人进入药物世界，还是一种超级经济作物，可以用来制造布、生物塑胶、燃料、纸张、提炼蛋白质，可以治疗或辅助治疗从动脉硬化到爱滋病的多种疾病。美国之父乔治·华盛顿曾经想用它振兴美国经济，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也种了很多，直到他发现用大麻开发生物塑胶会导致钢铁工业和汽车工业的滑坡才作罢。直到1937年，美国政府才立法禁止私贩大麻——要有执照，并且课以重税。但究竟是什么使美国展开反麻战争，却从来没有过一个统一的解释。
从美国禁毒的历史来看，第一种遭到管制的药物是鸦片。美国人传说，他们的铁路是中国人抽着鸦片修起来的，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排外情绪帮助美国人妖魔化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人“用来诱骗和加害白人女性”的鸦片馆，比如说，《美国往事》里那种藏匿逃亡者的神秘鸦片馆。然后是可卡因，它被归类于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白人相信吸过可卡因的黑人可以对抗4、5个壮汉，并因此把警察的配枪从点32口径换到了点38。同样是经济萧条、种族主义，同样是把所有的罪恶都归到移民劳工身上，大麻就接着成为墨西哥人的罪证——时值禁酒令时效，经费削减，大批警察失业，剩下的也减少了贿赂来源，麻醉和危险药品立法局成立，警察不但知道大麻的最常用称呼“marijuana”来自墨西哥，更通过对全体墨西哥人的妖魔化，把墨西哥军装“reefer”变成了大麻的外号之一。在那个非理性的时代，没有人会在乎大麻、酒精和致命的硬毒品的区别，找到一些罪恶的靶子才是真正目标。
1705年，法国旅行家让·查汀(Jean Chardin)在他的印度游记中写到：“这种邪恶的东西让人精神沉沦，经常使用会造成肤色改变、体质虚弱、思绪混乱……”大约50年后，荷兰探险家卡尔斯顿·尼布尔(Carsten Niebuhr)的报告倒是没有乱开异族人皮肤的玩笑，他从阿拉伯回来以后说：“下层阶级的人喜欢让自己的精神进入浑然忘我的状态……”但他不知道的是，除了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有使用大麻的传统——大麻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吗？答案在这个国家的宗教习惯里面——2002年的时候，科学家甚至推断出耶稣在举行宗教仪式前抹遍全身的油，正是从大麻提炼而来。药物知识的匮乏，来源于恐惧。中国人俗称“摇头丸”的MDMA，在英国一直被传说含有老鼠药成分、会导致脊髓流失，在全世界都有它导致女性春心荡漾因而招致性侵犯的说法——关于后一种说法，正确的是，它是一种非性化的新世代文化的产物，因为它导致性欲减退——在一些街头散发的禁毒传单上，也曾经宣称大麻会导致暴力冲动，这种说法跟苏格兰反毒协会造谣说苏格兰每年有数百人死于MDMA一样荒谬，但的确也通过愚昧而制造了足够的恐惧。
那么事实是什么？根据美国国家药物滥用学会的杰克·海宁菲尔德(Dr. Jack E. Henningfield)的研究，在退化性(停止使用药物后产生退缩症状的严重程度)、强迫性(药物使用者产生一再用药的欲望强烈与否)、耐药力(产生相同药效，用药者须每次增加用量多寡)、依赖度(戒除此药之难易度及因用此药上瘾人数多寡)、迷幻度(某药物在典型用量时所产生的迷幻程度强烈与否)这5个方面，大麻仅在迷幻度方面高过咖啡因和尼古丁，在旧金山学者尼尔·班诺维兹(Dr. Neal J. Benouitz)的研究结果中，它还在强迫性上略高于咖啡因，此外各项均远远低于酒精、尼古丁和咖啡因……1990年，美国马里兰州的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发现大脑与神经细胞内具有接受THC(大麻所含的致幻物质)的受体，它们主要存在于主管高层思考和记忆的大脑皮质层和海马体，也就是说，人体本身也在制造类似THC的物质。像中国电影《昨天》里那个抽大麻上瘾的贾宏声，显然是把海洛因和大麻张冠李戴，否则他戒烟也得用绳子捆起来半年，戒个半死，要不就是此人体内蛋白质结构超常，严重适应与THC的结合，同时脑垂体下叶病变、严重缺乏脑内腓、多巴胺这类可以产生快乐感、幸福感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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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麻合法化运动所提出的各种科学依据，仅仅是为了向一个唯科学论的社会做出解释。而全世界麻友所追求的，却是一种唯心的、超验的、精神至上的生活方式。在所有歌颂大麻的电影里，都洋溢着儿童般的思维、简单的玩笑、恶作剧、反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如果我们把《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恨》当作一种客观的呈现，把它的快乐、放纵和逼近非理性极限后产生的恐惧、空虚分成两个世界，那么大麻文化显然是属于前者。从《罪恶四人组》里帮助警察抓毒枭的大麻少年，到《冒烟》里开着大麻制造的汽车熏high了警察的摇滚乐手，从《发达草》里把打算靠大麻脱贫的下岗中年女园艺师，到《魔烟》里混进哈佛的小坏蛋，这些爆笑人物的共同特点都是把大麻区别于其他药物，快乐单纯、不懂人情世故，而警察既坏又愚蠢，经常因为人性焕发而分享大麻，在经历一系列狂欢般的历险之后，肯定有一个许多人一起被熏high了的大团圆结局。这就像《恐怖电影》，它靠戏仿《惊声尖叫》的情景而让人发笑，导演让凶手跟众学生一起抽大麻，并且连脸上的面具都变成了笑容——这种亚文化的传统认为，大麻让人容易发笑、友善、贪吃、听觉敏感，正好吻合回归天真和幼稚的愿望——连续剧《人在江湖》里的主人公，狂抽大麻而一脸严肃的表情，恐怕有点罕见，难道黑社会都不会笑？
在看到奥立弗·斯通的《大门》之后，很多人开始了解60年代摇滚文化和大麻的关系。大门乐队在演出的时候，观众扔上来的大麻卷烟几乎埋掉了脚面！当然，这是剧情片，马丁·斯科塞斯的纪录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可能会更真实一些——远没有这般夸张，事实上，你会看到人们像兄弟姐妹一样微笑着传递大麻，而在参加音乐节的40多万人中，没有一个人觉得这和抽烟有什么区别。在使用大麻尚属合法的1969年，摇滚乐早已在大麻和LSD的伴随下展开了新的篇章，甲壳虫乐队会在LSD帮助下写出传世名作《露丝在布满钻石的天空中》(而《永远的草莓地》所唱的草莓地，其实也是使用药物后胳膊上的红斑)；而感恩而死乐队，则充分享受了大麻带来的好处，他们的现场演奏越来越漫长即兴、充满了混乱的枝节，而同样也飞高了的观众则比不够高的更能体会到这种音乐的魔力。而爱和和平的口号，从医学角度来看，如果是在后来美国黑人的帮派说唱乐文化里就根本行不通，因为他们喜欢可卡因，那种令人兴奋和产生攻击欲的硬毒品。但大麻就不一样，它伴随印度人冥想、修炼，也让嬉皮士傻乎乎地以为加利福尼亚全都是好人而冷战明天就会结束——更厉害的例子，要到1987年的英国才会出现，足球流氓居然因为MDMA而在舞厅里高喊“爱！”
在大麻合法化运动之后，真正改变了大麻命运的，却不是成千上万嬉皮士的力量，而是欧洲人的药物去罪化理论。以荷兰政府为代表，这种理论把药物滥用视为危害国民健康的现象，试图以社会保障的原则辅导和帮助硬毒品依赖者(甚至从90年代开始向成瘾者提供海洛因)，以实用主义指导行动，打击有组织的硬毒品犯罪，同时逐步放松软毒品管制。一方面他们认为滥用药物者需要帮助而不是打击，另一方面也承认对使用大麻的判罪，其社会成本要高于放任。也许荷兰因此成了麻友的天堂——当然，价格要比尼泊尔贵几百倍——但反其道而思之，这也正是福柯所描绘的生命管理。荷兰人知道，像美国白人对付黑人那样，让自己的孩子因为抽大麻而坐牢，结果是年轻人毁掉前途、进入边缘社会、产生反抗情绪、结成基于身份认同的亚文化集体……结果不是增加犯罪几率，就是促成新的反主流文化。大麻不会让人送命，但把大麻和犯罪联系起来，它就会把人变成和平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环保主义者以及背包旅行者，所以我们大可以认为荷兰的资本主义文明要比美国进化得更快，它使精神药物丧失了犯罪带来的快感、消除了药物使用者的反抗性、通过去道德化的方式降低了此类精神体验的文化属性，最终的结果是，作为社会机器的主要构件，荷兰人的身体因而变得更健康、更便于管理——事实也如此，政府怎么会纵容国民成天飘飘欲仙、不事生产？这个国家的严重药物依赖者，比例大约是人口的千分之一，低于那些对毒品喊打喊杀的国家；当然，由于对大麻的宽容，麻友的数量恐怕会高得离谱。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大麻电影，最终都是意识形态的电影，而对大麻的恐惧，则根植于精神控制，在这一点上荷兰人永远也抢不过美国人。既然美国人对软硬毒品一视同仁，就像他们曾经在1920年颁布禁酒令，让黑道和警察大发横财一样，这个国家的药物经济、相关犯罪和意识形态话题也出奇得发达。从60年代顺延而来的文化战争，就在精神和技术、快乐和理性、儿童情绪和成人社会之间划下了鸿沟，尽管《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恨》没有表现出鲜明的反主流文化姿态，甚至还多少流露出恐惧和憎恨——不管是因为药物，还是因为根本不存在的美国梦——但显然，除非迷恋《疯狂与文明》，不会有什么“正派人”敢为这部电影辩护。毒品的罪名会压过所有的正面价值，就连威廉·巴勒斯那样的一代宗师，在《药店牛仔》里出现的时候，也是一个凄凉的戒毒老头，而不是他在小说里宣示的新意识的无限可能。反叛是需要一个好立场的。《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恨》是从文化战争的源头开始的疯狂旅行，所以，还来不及举起后来的各种旗帜。而那些尽情嘲笑体制和正常生活的大麻电影，则贯穿了70、80、90年代直到今天，可以想见，只要大麻还是非法的，这些导演就会继续用傻笑而不是犀利的理论来满足自己。对他们来说，这就像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游戏，在一个不变的权力关系中，一方提供压制，一方提供对抗，至于内容是身体自主权、医学科学的真理，还是非理性的地位、反主流文化，甚至对经济阴谋的揭露，这都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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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尼·戴普最新的消息是，他又一次跟药物扯上关系——但不是使用，而是贩卖。作为《大毒枭》(Blow)的男主角，他扮演了一个从大麻零售起家，后来控制全美85%可卡因进口生意的毒枭。很多人因为这个真实的主人公而毁掉了生活，甚至生命，因为这是一件暴利、危险的生意，只有亡命徒才会从事这个行业；而且这也是一种没有售后服务、消费指南和质量投诉的消费，加入它的食物链就等于成为社会的弃子(当然，富人除外)。即使那些大麻的坚定拥护者，也很少会激进到对硬毒品说是的地步，更何况他们也得承认，就像“挖地雷”是电脑游戏的门票一样，大麻和MDMA也往往是通往硬毒品的第一步。更可怕的东西是海洛因，虽然还有比它更纯更烈的新药，但它的经典性、普及性却不容质疑，它会比可卡因产生更多平和舒适的感觉，更易成瘾，通过静脉注射的方法，在未施行去罪化政策的国家会形成爱滋病高发人群；它也是《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恨》里惟一未出现的主流非法药物。这些硬毒品出现在电影屏幕上的时候，基本都和悲剧有关——还是前边说过的，以《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恨》为分水岭，越来越大剂量的使用、越来越强烈的满足感必将和现实产生落差，随之而来的恐惧和憎恨，要超过因为对美国梦的否定而产生的恐惧和憎恨。从《迷幻列车》到《梦的安魂曲》，最近几年的另类电影，没有一部会对此表示怀疑——当然，那些头脑简单、毫无建设性的反毒电影、英雄打坏蛋电影无须提起——药物的非法性质，在它的经济学中制造严重的社会成本，这一点已是共识，所以探讨药物依赖的精神、社会原因，就成为更年轻电影人的嗜好。事实上，自从MDMA伴随跳舞文化崛起，青年亚文化就再也没有摆脱过非法药物的影响，要说这些导演没有碰过大麻或MDMA、没有切身思考过这些问题，简直就是笑话。
《完全自杀手册》的作者鹤见济在前言里提到，他的一个朋友在项链坠子里存了一些“天使尘”，也就是PCP，一种曾经流行的神经中枢致幻剂。据说这种致幻剂让人以为自己能飞，“什么时候不想活了，就吃下去，然后跳楼。”根据这本书的指导，即使用两盒香烟，也可以成功自杀，可见毁灭的意志要比毁灭的药物更可怕。人越是脆弱、自闭、孤僻、空虚，就越容易拥有毁灭的意志，至于是每天灌一瓶二锅头，还是嗑了药跳楼，都是一回事，惟独大多数不由自主、在成瘾性的折腾下毁灭的人最为可悲。英国导演丹尼尔·博伊尔拍了3部电影，从一开始就被指责是传播毒品文化，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提到药物的任何好处——从著名的《迷幻列车》(Trainspotting，又译《点串》)开始，主人公们在肮脏混乱的地方扎针，混浊的药液进入身体，人倒在冰凉的街道，配乐是更冰凉的歌曲。那些茁壮的年轻人除了打架、嗑药、做爱，没有任何机会体会到尊重、爱和希望，他们最后的命运，要么是加入主流社会，穿上西装、每天在电视机前昏睡过去，要么就是暴死街头。药物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嬉皮士那种乐天和回归自然的作用，而是干脆饮鸩止渴。
接下来，丹尼尔·博伊尔请小白脸莱昂纳多主演了《海滩》。这是一部由一流小说改编的二流电影，里面充斥着三流演员拙劣的演技。但就故事和主题而言，却深入探讨了药物文化背后的一些东西。小白脸觉得生活没劲，遂去泰国寻找生活的意义——就像50年来无数脱离社会轨迹的西方青年一样，跑到风景名胜过世外桃源的生活——结果发现了一个由避世者建立的乌托邦，遂加入，接着发现岛上有爱滋病，而乌托邦管理是专制的……药物、艺术、流浪都可以让人脱离体制化生活，但究竟能够脱离到什么程度？乌托邦是否真的能够实现？逃避是否就是一种有效的反抗？这一系列问题，是泰瑞·纪廉姆挨了警察的打，却没能用鲜花战胜枪支的结果，也是亨特·汤普森亲手参与创建的《滚石》杂志终于异化为“另类经济”的商业范式的结果，更多的人不再相信反抗，只希望解脱，加入新世代运动或者去小岛聚居。但天堂真的没有这么容易降临，按照MDMA的规律，用药者大都经历蜜月期、滥用期、低潮期和恢复期这4个阶段，先是发现世界无比美好、心中充满了因为血清素得到大幅度提升而引发的爱，然后发现再也达不到最初的强烈体验，所以加大剂量，最后无济于事、意气消沉，最后接受现实，停止用药或者转向海洛因，这个规律适用于一切以为幸福唾手可得的梦想者。
丹尼尔·博伊尔的第三部电影是结合了极度暴力和极度美丽的《28天以后》，讲述一种“狂怒”病毒传播后，全英国人互相残杀、所剩无几，几个人因此逃亡的故事。它和药物无关，只有一个情节例外。保护了平民的士兵们打算强奸其中的女性，身为药剂师的女主角就给小女孩吃了有抑制作用的药。随后的短短几个镜头，残酷地展现了药物对人情绪的放大作用，当然也象征了电影的主题——小女孩神情恍惚、悲伤地穿行在危机四伏的建筑里，在一个“人杀人”的世界彻底孤独、无助。简单地说，所谓E的一代，也就是“狂喜的一代”(ecstasy是MDMA的昵称，“新秩序”乐队在意大利世界杯足球赛上为英国队唱的主题曲，就暗藏了“E代表英国”的双关语)自从80年代末靠MDMA和非法舞会重构夜生活以来，既找到了新的集体文化，又从一开始就被犯罪经济搅混了水，既好象复兴了嬉皮士文化，又好象用自由主义的消费精神化解了反叛的传统，其结果是无一例外的迷惘，因为狂喜之后总是忧郁的星期一(Blue Monday，指药效消失后的精神低落)，而人杀人的现实一点也没有改变。
多数人因为精神空虚而滥用药物，极少数人则相反。提莫西·李瑞在获悉自己即将死于癌症的时候，录制了一张关于灵魂永生的唱片，赫胥黎则肌肉注射LSD作为安乐死方式，实践了他在《岛屿》中写到的濒死时的神秘主义的存在转换，这一代人在1965年派小伙子去拉斯维加斯体验恐惧与憎恨，由于飞得太高，结果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借鉴的凭证——对，也包括威廉·巴勒斯，他甚至为了尝一种传说中的致幻植物而穿州越府、远去他国，可他的小说却是综合了药物体验、软科幻、控制与反控制、心灵魔术之类的晦涩文学。大卫·克隆伯格在拍《裸体午餐》的时候，同样陷入这种反逻辑的晕头转向的风格，让人搞不清是巴勒斯传记还是巴勒斯小说，是药物反应还是科学幻想，只有一只打字机变成的大甲虫在喋喋不朽地散布着阴谋论。或许越是迷惘就越容易刨根问底，狂喜的一代似乎完全丧失了垮掉一代和嬉皮士的成就感，他们最糟糕的体验，就是达隆·阿伦诺夫斯基在《梦的安魂曲》(Requiem for a Dream，又译《迷上瘾》)里面讨论的“瘾”的话题。
这又是一部改编电影，原著是小赫伯特·赛尔伯1979年的小说，但显然，导演的改编使它具备了90年代末期的迷惘气息和反思态度。电影讲了一个男青年和他母亲、女友、朋友的故事，3个小的以贩养吸，被海洛因弄到入狱、卖肉、截肢的地步，而最为悲惨的却还是母亲，她为了参加电视节目而减肥，过量服药以至于精神崩溃。我觉得惟一遗憾之处，是少了一个玩网络游戏的少年，最好是中国孩子——他们可以每天上网10多个小时，为了网络角色的争执而在现实中自杀或杀人——这部电影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像MTV一样利用了大量的电子乐配乐，有时候人物的动作被分解、组合、重复，完全按照音乐节奏的需要，所以看起来很酷，又有点抽象，让人想起他的处女作，黑白的《π》。那里面充满了犹太神秘主义和精神疾病——如果不吃药，数学天才会头疼欲裂，但如果吃药，又会产生恐怖的幻觉，最后他的解决办法，是把自己变成一个白痴。围绕着这些电影，人们展开了关于疯狂、文明、正常、高峰体验、生命管理、神秘主义、神经意识学的讨论，顺便也借助那些略显超前的配乐，提到了流行文化和哲学的合流。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瘾，这是个问题，但人能控制自己的瘾又怎么样？如果说泡在拉斯维加斯的酒店浴缸里吃LSD不是好的选择，那么像《π》的结局那样给自己脑袋上来一电钻呢？或者像《迷幻列车》那样偷了大伙贩毒所得远走他乡去过白领生活呢？究竟是什么让一个老太太停不住吃巧克力的欲望、看电视的欲望、想要中奖上电视的欲望以及吃药减肥的欲望？是谁告诉她她需要这样的生活？“狂喜的一代”至少有自己的流行文化，也多少看过些后现代的书，他们知道自己身不由己，跳舞上瘾、嗑药上瘾、寻找爱的感觉上瘾、逃避现实也上瘾……1965年前后，迷幻之旅的油门踩得隆隆直响，人们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尝试、什么都可以创造，约翰·列侬说自己比上帝还牛掰；30多年以后，那个曾经唱过“海洛因，我的情人”的洛·李德，在《迷幻列车》里唱的是绝望反讽的《完美的一天》，而正常一点的年轻人(比如说，号称美国版《迷幻列车》的《周末狂欢夜》里的年轻人)用的是MDMA，听的是《昨晚一个DJ拯救了我》。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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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老一代迷幻文化领袖的新观点，药物不但不应该滥用，而且应该限制在少数精英中间。提莫西·利瑞，60年代中期，和他一起试用LSD的人，已经带着偷出来的药物，和克鲁亚克的朋友、感恩而死乐队的成员等等一群疯子跑遍了美国，而他除了写书，还到处宣传，要求每个人都应该立刻品尝LSD，以便打开知觉之门、获得全新的智慧和体验。结果显而易见，的确大家都开始品尝LSD，但不是为了寻找超验真理、训练感官、重新认识自我和世界，而是享乐，直到它被禁止。80年代，老头学聪明了，他说：“让我们面对现实，我们说的是一种精英才享有的经验，XTC(ecstasy的别称)这种药，只在世故都市群众中口耳相传，这些人只想更深入地探索自我，攀向更高的神入境界。我们说的是一群全心投入的研究者，他们配享用XTC。这就是为什么大众还没听过XTC，我们都不希望60年代的事情再度发生，绝不能让人混进大学宿舍，贩售他们号称为XTC的假药给那些想要追求感官刺激的懒鬼。”
但随着几个从嬉皮圣地西班牙伊碧莎(Ibiza)岛取经归来的英国DJ办起舞会，迷幻文化就又泛滥开了——既然有他说的这么好，为什么人们就不会相互推荐呢？尤其是那些在舞会上建立起集体认同感的玩家？甚至，在撒契尔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指导下，年轻的投机商早就知道如何把舞会变成暴利的商业活动；在经过70年代全球的毒品经济进化之后，黑帮也很清楚怎样去开发新市场并使之产业化。MDMA及其变体马上遭到禁止，它的产销迅速组织化、犯罪化，舞会也进入非法、游击时期，直到10年后警察花了太多的钱、无功而返、开始考虑去罪化政策。这是一个黑客比朋克更英雄的年代，连政府都不能垄断信息，几个一心要探索精神世界的老家伙怎么可能垄断药片呢？
MDMA和大麻不同，它完全是化学合成的，是1913年德国默克药厂为生产其他药品而开发的安非它命类中介物。人们曾一度传说它是作为减肥药而发明的，这大概是因为某些减肥药和精神药品有共同药理作用。它的作用是在脑部释放血清素，使人感到幸福、友善、身轻如燕，但在缺水、过热和心情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发生意外——当然，反之亦然，英国第一例MDMA死亡事件，就和短时间内过量饮水有关；第二例简单一点，一个遇到警察的男孩慌乱中吞下了18颗药片！至于《54激情俱乐部》里那位吃了药仿佛年轻了50岁的老太太，则更是玩命，她跳舞跳到心脏病发作……今天许多国家的民间组织以“安全跳舞”或“安全用药”为名，为公众提供用药咨询和假药检测手段，在防止意外方面颇有建树，但却遭到了反毒组织的抨击，因为他们有鼓励用药的嫌疑……撇开这些不谈，最初有人叫它“神入”(empathy)，而不是“狂喜”。这个神入，就是李瑞所说的更高境界——彼此心领神会、交流无碍，精神和知性得到提高的体验。这听起来怎么都不像是堕落，而真的像是修炼瑜伽或者西藏密宗佛教。
但无论如何，修炼瑜伽不在非法药物经济链里面，但MDMA却是其中重要一环。这就引出了迷幻文化一个重要的话题——是保持精英主义的秘密，还是遵从自由主义去违法？“狂喜的一代”在寻找集体经验，试图摆脱孤独，他们最终让每一个没有去过伊碧莎岛、没有读过毛选、没有写过诗的人在娱乐中联系起来，直到人数多得再也不像是“被抛弃的一代”(电子乐队“神童”在跳舞文化遭到严重打击时发表的专辑名称)，你可以说他们真的很会搞事，也可以说他们真的很可怜。说真的，精英的梦想可能只有在塞伯朋克类的科幻电影里才能得到改善，那些未来的反英雄角色，不会像《少数派报告》的主角那样因为精神痛苦而使用药物，而是像《网络迷宫》、《第13层》那样，借助新研制的药物进入高层次体验，然后人机一体，把意识和网络接合起来。这条从威廉·巴勒斯那里传下来的线索，是迷幻文化完全个人化的一面，是关于精神、意识、神经科学、宗教、哲学的综合试验，在《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恨》或者《裸体午餐》里，有人主动向别人提供药物吗？没有，他们独自享用，并致力于研究、利用或记录这种经验。这就像萨德和今天的SM俱乐部的区别一样，迷幻文化其实并不总是大众的，它的内部，也充满了对立和矛盾。只不过任何精英主义的理想，都只能混在复杂的代价中勉强生长，既然他们早已宣誓一些信息都该被共享，那么也就只有匿名、共享的黑客文化可以把古老的宗教体验从万人舞会中带走、保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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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开头的地方，亨特·汤普森留下了这么几个字：“他，那个制造了自身的野兽的人，摆脱了做人的痛苦。”
什么都不用说了，有这么一个注脚，所有关于超验和神经意识的学说都是废话，福柯也一样。那种往作品上套理论，比赛谁套得更熟稔的家伙，既不会体会到做人的痛苦，也体会不到做野兽的痛苦，原则上讲，他们没有痛苦，只适合讨论法律和经济、学术和研究。在这方面纠缠过久，我们会丧失观察亚文化进程的敏感，连电影都看不爽，所以还是记住迷幻文化的那句名言吧：turn on, turn in, drop out，这才是知识的钥匙；你可以把它翻译做：激发热情、向内探索、脱离体制……
后记：
1. 本文仅对少数重要人名、作品名保留了原文，其他一律按约定俗成的译法翻译，不便之处请自行解决；
2. 本文参考资料包括《迷幻异域——快乐丸与青年文化的故事》(商周出版)、《毒品》(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欲望植物园》(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上瘾五百年》(立绪文化出版公司)、《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美国禁毒史》(北京大学出版社)、《毒品、社会与人的行为(第8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恶之花——毒品世界探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生活时报》2001年4月3日号，以及所有提及的电影DVD影碟，部分资料转引自电子破报(E-Pots)，所有引用均未提供出处，不便之处请自行解决；
3. 本人并不相信文中引用的有关数据，因为此一领域情况特殊，不同来源的资料，结果也往往相去甚远，况且，如果我本人是药物依赖者，一定不会在电话或问卷调查中承认自己的嗜好——特此说明；
4. 本文写成，有赖黄孙权、文静、方无行诸位鼓励和协助，特此致谢；
5. 根据我国法律，持有、传播、使用本文提及的各种毒品或限制药品及原料，都可能是非法行为，请勿以身试法——具体法规请自行查询。颜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