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导演

[b]后殖民主义作为当代多种文化政治理论的集合性话语，与后现代理论相呼应，在消解中心性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中崛起，并以其权力话语研究和文化政治批评性拓展出广阔的文化研究视域，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使边缘文化得以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
在世纪末思想界，无论是赛义德充满歧义的“东方主义”，还是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的具有解构或女权色彩的后殖民文化理论，都使人们真正认识到当今世界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多极的世界。

东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有其深化作用，并有可能使我们以一种新的更大的跨国际语境来看当代西方和中国问题，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生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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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与妖魔化中国的问题。

自从“妖魔化”一词走红以来，这类书日渐增多。在后殖民问题研究中，李希光《中国有多坏》比较集中地揭露了美国传媒妖魔化中国的问题：“美国主要传媒的记者在报道中国时，总是以道德和思想警察自居，把自己装扮成诚实可信、维护人权和正义的警察。把以欧美传统为基础的美国价值观念说成是人类的共同信仰和真理。把主张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的人称之为有道德问题。……冷战结束后，一贯视前苏联为邪恶帝国的美国主流媒体圈子的人开始寻找新的威胁。”（李希光著《中国有多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希光认为中国可能成为亚洲的主宰并严重威胁美国的利益，于是，美国将中国当作新的威胁力量。论者全书中的这种具有意识形态的对抗性和国际关系上的警惕性，使我们能感受到其对美国政治的反感愤怒和对文本政治解读的特殊关注，同时，这种紧张关系也促使我们思考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未来命运。然而，我更主张“差异性对话”——既不是否定各民族自身的特性而彻底走向“全球性西化”，也不是完全走向所谓的冲突论的“新冷战”，将中国与第一世界的关系看成一种可怕的互相冲突的关系，将人类未来看成彼此殊死搏斗的世界末日图景。我们只能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寻求共识尊重差异，在微妙的谐调获得自身的良性发展。当然，西方某些人认为中国落后而且具有“威胁性”的看法，仍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模式。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对着干，而是真实地超越这种思维模式和价值模式。

通过上述诸多学者的论述，我们已然清楚了自身的处境和话语语境。在我看来，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理论必须深入到当代世界政治的、文化的、权力话语关系的网络中，才有可能揭示出这一当代理论话语的真正意图之所在。当代中国学界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现象的审理，是一项相当复杂而难有定论的重要工作，应该说，这一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展开。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对其发生发展的文化轨迹、多元思维论意向、价值消解问题，以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化学术产生的影响，加以正当公允地学术研究，能够使我们摆脱自身的视域局限性，而进入一个更大的“全球化”真实问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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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全球化的趋势肯定会碰到地域文化的阻力，但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阻力时常会表现为地域的种族与宗教的激进活动。对现代性的全球化的挑战，时常与宗教神秘主义联系在一起；在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声中，这种挑战极易转化为极端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
后殖民主义的科学运动，对美国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也产生了广泛的冲击。对经验科学的拒绝态度，在一部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当中相当流行，他们的最终理由是：赞同科学是比传统的非欧洲文化体系更具优势的“认识方式”，就是承认害人者享有对受害者在认知与道德上的优越性。
所有这些地域文明的保卫活动表现出相同的特征：首先，他们都否认现代科学的客观性，认为毫无偏见和价值自由的知识是不可能的，价值自由本身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利益，是西方社会的一种文化建构。其次，这些地域文明的保卫者皆依据其文明的“认识论权利”，要求发展出一种种族科学，以取代现代科学。第三，后殖民主义都把现代科学看作是殖民主义权力的最后象征。他们认为，当殖民主义者终止了政治和经济的统治时，就转向认识上的统治，通过现代科学的理性主义与唯物主义来实现对殖民地国家的心灵与文化的统治，因此，只有放弃现代科学，才能达到解除心灵与文化的殖民化。

总之，过去数十年里，在后殖民主义者对更为一般的社会学理论中有关科学的后现代转向的思考中，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已经受到鄙视或被抛弃，文艺复兴精神——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批语性地评价各种文化传统——在这场运动中几乎消失殆尽。他们视科学的态度与人文主义的态度相互对立。那些试图保卫科学精神的人被他们视为文化上的“叛国者”或“买办”的代理商，为了维持自身的优势特权地位而不惜牺牲地域文化的传统。这一事实表明，激进的西方“左派”与传统的蒙昧主义（后启蒙主义）之间有着共同的特征。

确实，当科学、真理与内在于社会语境的真理标准相结合时，我们只能够以种族科学而告终。这些种族科学并不会给予我们一个更强的和更好的科学和社会，而只会使得所有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都合法化，最终导致学术界的种族隔阂。

不可否认，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中的后现代转向对于长期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挑战。然而，这种转向中的某些主流趋势现在看来已经走向了极端——特别是，当对科学与理性的批判，发展到本质上拒绝“科学的内容与方法”时，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危害。正如以上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与现代性的诋毁，以及与之相伴的对“地域性知识”的毫无批判性的鼓吹，业已为各种非理性与反科学的思潮，包括后殖民主义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滋生与泛滥的温床。否认迷信与科学、意识形态与知识的界线，必须会导致迷信、神话与意识形态披上科学的外衣。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