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像德国人那样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局外人，可能很难理解德国人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讲述过去的历史，再加上德国人刻板的性格，使得这种反省有时会带有某种任务式的揭露。中国人是难于理解这样的行为的，即便中国人也被硬生生分为两半，但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将来中国历史会重蹈德国覆辙，中国人也不会这样沉淀下来，去冷静地面对，剖析自己过去的行为。不知这是不是一种最高的幸运，中国人似乎更加倾向于遗忘，遗忘使人快乐，而世俗的中国人，是很需要快乐的。所以看到网上有人感叹为什么中国没有这种反省历史的片子时，我想，根本是，我们不是一个善于反省的民族，当局的禁令只是摸准了民族性格，顺势掐住喉咙而已。
就像片中的一位导演，被政府禁止拍片5年，于是他自杀了。而《颐和园》的导演，也是禁止拍片5年，但他没去自杀，他转移阵地，去阿拉伯拍片了。这很能反映两个民族的性格差异。
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于看到这片而欢欣鼓舞。然而这片的聪明之处在于它在大力鞭挞专制社会的黑暗与扭曲的同时，并没有一味地为民主自由大唱赞歌，因为它知道，在后现代的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的名声现在也不是太好。而美国人似乎看到了它这种折中的，客观的，巧妙的态度。在另外几部最佳外语提名中，《潘神的迷宫》把矛头指向弗朗哥政权的专制残暴，《水》则揭露了印度女性的悲惨境地，两者似乎都太“正义”了，就是说，太把民主自由当回事了，政治的概念超越了片中的人物角色。而在《别人的生活》中，政治的度被把握得恰到好处，一方面，他肯定了自然法所肯定的那些人类必须拥有的权利和自由，并为处于专制状态下的人们争取这些自由的行动而摇旗呐喊，所以自由派肯定喜欢它；另一方面，它又提示了在两德统一后出现的社会问题，表明自由民主似乎并不是万能的，所以新保守主义者也会喜欢它；再一方面，它又把镜头对准了人物，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改变才是最动人心魄的改变，所以不感冒政治的人似乎也没有理由讨厌。
革命过去很多年，人们才会去想在革命伟大历史功绩的背后，到底深藏了什么。德国的悲剧在于，由特务政治所引起的民族道德心理的坍塌，久久还未被抚平。明代中国的特务政治也很厉害，可中国人把东厂逸事写进私人笔记，写成笑话，供世人取笑，但德国人不是，他们把它拍成严肃的艺术品，让旧伤口一次次地刺痛人民的心灵。这就是我认为中国人更幸运的原因，中国人选择遗忘，选择用笑话来戏虐。这份老糊涂，德国人学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