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实习生 李邑兰 发自北京
曹保平想拍电影等了20年。2001年，曹保平找到了一个拍电影的机会。一个制片人看中了他写的一个20集的电视连续剧，让他改拍成电影《绝对情感》。这个由刘蓓、尤勇和袁立出演的电影，拍完了公映后为袁立带来了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但这个电影却不被曹保平认可，他说“那不是我的电影”。
2004年，曹保平才拍了自己的处女作《光荣的愤怒》。这部电影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电影，拍完以后好不容易联系了张宝全旗下的时代影音愿，结果上映的时候，合同里的135万的宣传和拷贝投资根本没兑现，宣传经费不到2万元，70个拷贝变成了2个拷贝。电影在无声无息中公映，几乎没有票房回报。
刚结束放映的《李米的猜想》是曹保平2008年的新片。这部投资达1000万的电影在国内票房已回收了1400万，加上港台地区和海外版权，盈利不是问题。曹保平还因该片获得了第56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上获得新导演单元的最佳导演奖，评委们都觉得“这个感动他们的电影不像是中国电影”，因为他们印象中的“中国电影没有这样拍的”。
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办公室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曹保平说，“《光荣的愤怒》、《李米的猜想》给我赢得了口碑和市场，我下部电影的劲道将比这两部电影更有力量。”
处女作
一直想拍电影的曹保平，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电影环境不好，留校任教的曹保平写了几百集电视剧和十多个电影剧本，完成了从编剧、制片人到导演的工作准备。和许多“第六代”导演选择不同，曹保平不愿意走地下电影的路，他认为一部好电影需要好演员、足够的资金和后期制作”，应该“有趣味、有观赏性、好看的”，有独特的个人表达。但他遭遇到的经历告诉他，“拍这样的电影太难了”。
从我毕业到现在，拍电影的机会一直被1978级那些毕业生占据着，直到今天，他们一直是中国电影的主体。这让后来的导演拍电影非常困难，要么没有电影拍，要么用很少的资金拍一些象纪录片那样低成本电影，就是所谓“地下电影”。完全靠在国外的电影节和影展上得到认可，获得一些资金支持继续拍电影。
在年龄上，我和第六代电影人差不多，和他们一样，我喜欢侯孝贤、陈凯歌、阿巴斯的电影，他们的电影是崭新的表达，有它的力量。但因为个人爱好，我还是希望电影有趣味性、观赏性，能够好看，在这下面有一些个人表达。但这样激烈、冲突、复杂的电影当时根本拍不了，因为它不是花四、五十万就能拍的。如果找不到大资金投入，你只能是等着，比如写写剧本，拍些电视剧和电视电影。
《绝对情感》一开始就不理想，它的故事是根据我一部电视剧的故事改编的。电视剧拍完以后，那个投资人对我说，他想用这个故事拍一部电影，让我做导演。我把电视剧的故事调整，重新压缩、删删减减，弄了个电影剧本出来。
后来，剧组组建，电影顺利地开拍。但这个电影的投资人，在我拍电影的过程，不是去管剧组的工作，总盯在我拍戏的摄影机旁边，总爱对具体工作指手画脚，甚至到最后，有一些戏，是他要求去拍，让我的工作非常难。
电影一直到拍到最后，我才明白，这个投资人原来也想做导演，问题是他又不大懂电影。在剧组里，他是有强势话语权的，他是老板（投资人），又是制片人，又天天出现在拍摄现场。整个拍摄下来，我的创作意图和思路，很难实现。
到最后，这个作品已经完全不是我的，我也想试着妥协，比如它达到我表达的60%，我也愿意去做。但是到后来，当我表达只有我表达的10%、20%，这个电影已经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这个电影拍摄完后，后期制作我都没有参与。我不承认那是我拍的电影。它对我拍电影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后来我又写过几个电影剧本，比如《冲天黑豹》最后王瑞拍了，后来获1999—2001年度政府“五个一”工程奖；《红棉袄、红棉裤》西安电影制片厂拍了。另外一个《你听到我的声音吗？》写的是三个哑巴的故事，后来上海电影制片厂吴贻弓想拍，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拍。周迅看了这个剧本，激动地乱哭，非要拍这个，但我知道这个剧本还要再改，暂时没动。
电影局
曹保平的《光荣的愤怒》是根据浙江作家阙迪伟1997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乡村行动》改编的。小说大意讲某个小镇上街村有四兄弟，利用老二村长身份，以公谋私无恶不作，村民们对他们恨之入骨，却只能忍声吞气，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叶光荣暗地里酝酿着找机会将他们铲除，张罗了一个“抓熊行动”……
曹保平买下了电影版权后，把小说改成了电影剧本。剧本写完送给了赵本山，赵本山很喜欢；电影的投资也没问题了，剧本却有了问题，在电影局反复了六、七次，总是通不过----
电影局给《光荣》罗列的意见列了一堆，多达几十条。比如说：怎么可以这样描写党的最基层支部书记，他会那么猥琐，他会那么鸡贼，会不择手段，靠欺骗人把4 个村霸打倒呢？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可能出现那样的乡村恶霸呢？
我跟他们辩白，在我国一些偏僻地区，这样的现实的确是存在的。很长的时间里，电影局管创作的人来回跟我谈，就是告诉你不行，你得修改；然后换一个人再看，看完以后还是不行。永远就这样翻来覆去，到最后我也明白，他们其实不想让这剧本过。后来他们也找我谈话了，说“这事其实挺简单的，你如果想让剧本在我们这儿通过，那你想要的那点意思就都不能要了；如果你想要的意思还有一点，我这儿就通不过”。既然没法儿玩了，那我就只好把《光荣》放下了。
又过了几年，张宏森出任电影局管创作的副局长，他是搞电影创作出身的，更容易和我沟通。不像之前的有些官员，在潜意识里站到我对立面。张宏森比以前的官员更愿意替我着想，将心比心，能够站在我的角度想。当然他也会要求我也得站他的角度想，一起努力促使剧本通过。
最后剧本通过了，电影也开拍了，在制作中又遇到了问题。我们国家电影审查制度明确规定，电影中不可以过度渲染暴力。好莱坞会很明确的规定，你使用什么样的凶器，你有多少暴力镜头，根据规定我可以直接划你多少级，你只能在几点到几点上映，给哪部分观众看。在那个规定下，你想怎么拍怎么拍，你拍的电影有一个级在那里，非常清晰。不管电影导演还是投资老板，在电影拍摄前，都很清楚。
咱们国家在这些事情处于混乱阶段，没有具体理清楚。什么叫过度渲染暴力？比如说，拿板砖这不叫暴力，你拿刀叫暴力，你拿绳可以，你拿棍子就有问题。拍《光荣》最后叶光荣带领村民和四兄弟的打手群殴对打的时候，我已经细致到了打电话问：“哎，我拿多少根棒子行不行”？细化到这个地步。双方拿什么东西打斗，也可能会影响到电影能否通过。
我曾经也想过很HIGH很不一样的结尾。最后一直卧底来买家具的那个警察，最后从房顶上哐当一声掉下来，摔倒地上又爬起来，说“我是警察”，然后又摔倒。或者哐当一声，不是掉下来一个人，而是掉下来一个钢盔，它在地上转了几圈才停住。但你肯定不能拍，因为特警戴的钢盔前面有一个大国徽。
最后通过的电影肯定是妥协嘛，比如到最后那个乡长、乡党委书记，在卧底的警察引领下，用警察部队一举抓获了村霸兄弟和他的打手们，把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给解决了。
因为有这样的前提，我只能做好详细的铺垫，不让电影结尾变得那么意外，保持电影形态的张弛和完整。纯粹从作品而言，原来的结尾肯定是比现在要好。现在这个结尾还是在我的电影轨道上的，90%是我的。所以，一开始拍电影前，能想明白这些是件好事，起码你不用做的那么生次。
公安局
《李米的猜想》的原型最初是一则电视新闻。两歹徒绑架了一个女出租车司机，结果女司机是个特会聊的东北人，把两歹徒说心软了把她放了，后来女司机违背誓言报警，警察把这两人逮住了。这女的后来心里难受，后来去监狱去看那两犯人，还带衣服和被子给两人送过去，最后他们成了朋友，两人减刑出狱。
小陶红把故事介绍给曹保平，曹保平在这个故事基础上写了《李米》。一家香港公司想拍，后来财务出了问题转给了华谊兄弟。
在剧本送审时，电影局给《李米》也提的很多意见，我们也做了修改。问题是关键是他们觉得我的切入点和表达还是不正常，不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希望的方法和表达。比如“你为什么要写一个女孩和毒贩的爱情呢”？
你要抛开这个故事载体来看底下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也没话说了。但是我也有话说，“周迅演的主人公一开始并不知道他是毒贩，你不能剥夺一个女孩的爱的权利，我并不知道你是毒贩呀”。
在这个电影里，我赋予每个人物的前史和困境都不像一个商业片和简单的爱情故事，我想呈现一个时代性、现代人的焦灼状态，而这个状态细致在每个人身上，今天这个社会都挺焦躁的。可是，在电影里很多细节你没法呈现。
比如裘火贵和邱月天，裘火贵的邻居是乡长的老岳父，他家厕所的排风扇对到裘火贵家厨房，臭的不成，他就天天和乡长老岳父掰扯这事，两人就打架，突然有一天老岳父脑溢血死了，说是被他打死了，裘火贵拎着包跑到外地，三年都不敢回家。后来乡长放话了，拿三万块钱就可以回家了。三年没有见到老婆孩子，他要挣这三万块钱就贩毒去了。
邱月天也是因为暗恋小香，小香妈贪钱，他出不了彩礼，赚不到钱，小香只能进入城打工。邱月天进城打工赚钱很难，总是被人欺负被人骗，赚不到钱，他最后为了钱跟裘火贵贩毒去了。
张涵予演的那个警察在很多人看来是没有意义，而在很多人看来，他的意义恰恰也就在于这。就是说，你要是简单完成叙事功能，张涵予演的警察完全没有必要出现，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他自己焦头烂额了。他可以变成一个符号化的警察，这个事依然可以完成。
但是这个各项化的警察形象，不能完全实现。张涵予演的那个警察，警察能说什么样的话，不能说什么样的话，都有一个严格的尺度的，不能把警察形象坏了，这在他们的概念里是玷污和丑化公安形象。客观的说，这不能完全说与电影局有关系，我们国家政治体制决定是这样。这片子就算电影局通过了，公安局啪一下给你打个电话，你片子还是必须得叫停。
通过这些事我觉得，在中国做电影你得很客观的看这些事，在这样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是你个人力量可以改变的。你只能是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狭小的空间里调整你自己，锻炼自己的能力。
投资商
《光荣的愤怒》是曹保平满意的表达，赢得了口碑，却没有票房；《李米的猜想》有了1400万票房，却并不能够令曹保平满意。因为投资商华谊的要求，《李米》的结构和故事巨变，50分钟的素材被删减掉。最终曹保平也接受了这个过程，“不管是和制度博弈，还是和资本博弈，对一个导演都是必经的过程”。
周迅看了《李米》的剧本特别喜欢，因为她在香港、大陆的票房影响力，给了华谊一定信心。他们的营销部门不乐观，认为这个电影不能赚钱，但王中磊说他找不到一个不拍的理由，有好的剧本、好的演员、好的导演，为什么不做呢？
我原来想把《李米》做成一个单纯的公路片，就是两歹徒绑架一人，他逃跑的过程，做得很紧张很好看，或者可以做成一个寻找男朋友的情感故事。但最后我决定做一个寻找真相的诡异故事，有点象大卫.林奇风格的电影。
我可以顺着周迅的命运和经历，把几种结构揉在一起。电影一开始是个商业片，邓超从桥上摔下去，砸到周迅跟前，周迅才说，“其实我后来知道，当时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再回溯回到桥上的那一段场景；后来故事三分之一的时候，开始转成一个公路便，王砚辉、王宝强绑架了周迅，一路流窜到郊区；最后一部分是一个类似于大卫.林奇的解构片，邓超演的马兵、方文其实不是一个人；小香和王宝强的故事完全是他臆想出来的，真相层层剥的时候，突然真相找不着了，原来的结尾周迅是从警察局里出来的时候，周迅突然往后移到一个DV机的屏幕里，一切都很诡异，没有结果。
这样一个比较诡异、真相扑朔迷离的电影，我觉得是中国电影里没有的。在电影的叙事上，我不希望正叙着讲，我希望插着讲，但华谊希望我把结构变成平行的，共同推进的方法。再比如你希望是电影是复杂、诡异的，但华谊可能就希望简单明了。
按照我的版本设想，可能比现在成片的表达要更复杂，更个人化，但是从华谊角度而言，他们觉得这样电影的复杂和个人化，会影响到电影的市场推广和观众的接受。所以从市场需求，他们要求彻底的改变。
最后，《李米》变成了一个温情片，一个爱情故事了，被剪掉了50多分钟。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损害的过程，你不断会消减尖锐性和犀利性，最后变成一个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电影。
我不太愿怨天尤人，这些我觉得是要坦然接受的。不管是要和制度的博弈，还是和资本的博弈，其实对一个导演来说，都是必经的过程。而且即使是对电影的删改，也很难说对或者错。
因为纯粹的个人表达，有可能是完全不被观众接受的，你根本没办法跟观众见面。
《光荣》可能更多的被人看到是在网络上，或者观众和观众之间口碑相传，这个辐射的面其实很有限。但从社会影响力而言，《李米》这个被更多人看到也是一个好事，大家知道有你这样的导演，在做这样的电影，你一步一步积累，等你做到一定的时候，你就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真正想法去拍电影。
演员
《李米的猜想》西班牙获奖后，周迅、张涵予、邓超、王宝强第一时间向曹保平导演表示祝贺。此前在《李米》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均表示希望有机会能与曹保平继续合作。
田壮壮曾经这样夸奖《光荣的愤怒》：“这是我们难以看到的中国农民真实生活，影片具有显著的批判现实意义----演员生动的演出也叫人过目难忘。”
拍《光荣》的时候，我挑了男主角叶光荣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吴刚饰演外，其余主要角色大都由云南本地演员。我把他们给拉到那个拍戏的村庄，30多天封闭在一个村里，都不洗脸，不刷牙，早晨起来都挂着眼屎，胡子拉碴，我看他们都觉得特恶心。他们身上所有的衣服都是从小镇上的人那儿扒下来买的：“这件毛衣我要，我给你买件新毛衣”，扒下那旧毛衣就直接穿演员身上，那味儿还在上面呢。
当演员和那些人活在一块儿了，我拍的时候，再把他所有有表演痕迹的地方全部打回去，找到一种最纪实的状态。可是纪实状态有时候又会丧失掉你戏剧张力的复杂性。你就永远在互相纠缠，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过程。
每天拍完戏，不管多晚，只要第二天有重要的戏，所有人洗完澡，我们住的地方也特简单，旁边有个大餐厅，所有人围一圆桌，大家在那儿开始排第二天的戏，每天都要重复这样的工作。这样，在正式进入拍摄之前，会让演员琢磨到更深的一层。
《光荣》有非常多场戏，我第一次用DV机拍下来，和我最后用胶片拍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案，就是天上地下，就包括演员的走位，演员表演，到每个节奏点完全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没有牛的演员，因为拍电影是一个集体活动，你要和对手搭戏的，你这句词和我那句词互相心理的咬合对不上，对外在就会有影响。我用DV机一遍一遍排吧，一次次一点点抠，排到五六遍的时候，所有人都特兴奋，大家感觉咬到一起了，都特来劲儿，不是那种特生涩，谁和谁都没搭，这个就需要过程。
然后拍《李米》的时候，这里面所有用的都是腕儿，周迅、王宝强、邓超、张涵予。当你用这么多明星的时候，很难每一部戏都达到你想要的这样一个创作状态，但《李米》是个特例，它做到了。因为这些演员都很认真。
周迅本身她就是一个挺疯狂的人，她又特别喜欢，跟你又特有默契的沟通，你怎么折腾，她都行，你把她弄死了她都行。因为有她这样一个例子，王宝强、邓超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时候，往上走的心气儿特别高，所有这些人凑到一块儿，都能够达成这样一个目的。有一场是周迅在加油站的时候，其实有些镜头根本拍不到王艳辉、王宝强，但是他们让人非常感动的，一直站在旁边，说“我们要让现场的空气都是一样的”。
后来电影上映，我们聚到一起，大家都怀念拍戏的那段时间。周迅就说，这个剧组给所有人的感觉都是像在完成一堂课。“现在许多剧组当一个演员拍戏的时候，他的对手可能在休息，可能副导演就会跑来配合说台词，但是《李米》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不管是谁，拍谁的那一方，大家都会竭尽全力去给对方配戏”。
在《李米的猜想》里我其实也在做这个努力，但是《李米》可能没有《光荣》做得那么极致。我既不想把它拍成简单的商业片，我也不想把它拍成艺术电影，我只想拍成特别好看的电影，但在背后有强烈的表达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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