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散场

当电影里人物总是从银幕的左下角或者右下角往外冒的时候，除了确信这是一部通过手持DV拍摄的习作以外，也表明这确实是一部跟音乐有关的纪录片，而那些频繁出现在镜头里的中指，像印章一样表明了这部纪录片的身份——地下的、摇滚的、愤怒的、边缘的。

这是2001年间的树村以及其他北京的周边地带，年轻的乐手们用200块钱找到了一个可以摇滚的窝，那些来自各地的人，统一地变成了“北京的乐队”，因为，只有变成北京的乐队，他们才可能与象征权利的天安门共同拥有朝霞和日落；只有在形成规模的树村，他们才可以盼望“摇属（摇滚家属）”们在寒暑两季的假期开进树村，解决饥渴的性幻想；只有在房租最廉价的树村，都时常面临揭不开锅的生存压力时，钱才会变成一个被轻易提及的字样——政治、性、金钱三位一体地降临在树村，这个北京的郊区，而今已不再存在，楼房拔高了平房，城市同化了郊区。

2002年的夏天，作为记者，我也像《后革命时代》的导演张扬一样，幕名去树村作采访，其间，我也遇到一些为了同样的选题去树村蹲点、采访、纪录的人，内地、香港、国外……我们渴望在资讯的大众化里寻找不一样的声音，同样，我们也想在小众的声音里展现不一样的特质，而树村，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空间。

《后革命时代》以舞台演出为线索，通过一连串各种摇滚乐队的现场演出，展现出2001年，一些活跃在舞台演出的乐队——人、乐器、声音、装束、打扮、姿态……在电影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夏季，火热、喧闹、躁动的夏季，或许，只有夏季，导演才可以透过镜头，一览无疑地去宣泄摇滚乐的狂暴与炽热。

这是一部季节性征如此明显的纪录片，它不仅仅是截取了乐手生活的一个片段，同样也充分地显示了，导演在这样的环境中无法自拔（或者应该是一起被摇滚了），导演并没有以旁观者的冷静去面对镜头里随时出现的激情，通过一些话外音，可以明显感觉导演本身也像那些站在舞台前方，陷入疯狂的乐迷——这种不客观，既是这部纪录片的瑕疵，但同时，也成为这部纪录片另一种真实的记录——见证了一些与摇滚发生关系的人的一种即时心态——几天、几个月、一年、两年……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摇滚乐像电流一样击中接近它的人群，他们彼此传染，相互呼吸，以一种交融的姿态融合——于是，树村，这个灰头土脸，肮脏杂乱的地方，因为摇滚乐这种“地下艺术“的介入，那些被DV摄入镜头的真实环境并不会引起感官上的不愉快，相反，它成为一批摇滚艺人为了追求艺术，而甘愿在一块恶土上生存、居住的圣地，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意识，“他们像战士一样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渴望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对社会价值取向的诉求。”精神上的情感最终战胜物质上的窘困，也只有这样，摇滚才似乎成为摇滚。

台上的演出与台下忘我的欢呼构成摇滚乐生活最痛快的宣泄，当《后革命时代》用一个又一个乐队的演出现场构成这部纪录片的核心内容的时候，也最直接地将摇滚乐的现状微缩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而这个舞台相对于整个社会，就像是一个扎手的仙人掌盆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