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波和王朔在国内被一些人视为同路人，比如说他们都玩世不恭、痞子气、反对“崇高”。但我认为，这些评价放在王朔身上并不过分，但放在王小波身上显然是不恰当的。
王小波的是非观念和写作手法非常近似于英国的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如萧伯纳（萧同时坚持某种社会主义立场，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知识分子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立场）、奥威尔——事实上这两位也是王小波最爱引用的作家，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反虚伪（而不是反崇高）、反蒙昧（而不是反信仰）、反滥情（而不是反抒情），对制度化的一切“真理”持怀疑态度，不愿接受一些所谓“不辩自明”的公意。如果说这一类作家反崇高，这很难让人理解，因为在他们的黑名单里，经常出现的是愚昧、疯狂和庸俗这一类词汇。这些词汇恰恰就是崇高思想的死敌。而且他们本身并不回避宣示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与人争辩中，他们丝毫也不回避使用所谓“知识话语”——这往往冒着被人诟病为带着知识分子优越感的风险。必须承认，“崇高”是需要被一再命名的，没有不假思索的“崇高”，也没有不通过痛苦选择而轻易达致的“崇高”，更没有服从于他人的胁迫而以牺牲个人尊严为代价的“崇高”。然而不幸的是，在那些极权意识浓厚的社会里，这样廉价的“崇高”比比皆是。这也是为什么在某些极度压抑和沉闷的年代，总会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讽刺家，除了萧伯纳和奥威尔，我们还能想起王尔德、马克·吐温、图霍尔斯基、杜桑、帕拉等等来。他们经常以“反”的姿态示人，但相比他们的某些敌人，他们身上显然要拥有多得多的崇高。这肯定不是以他们用过多少个“崇高”、“纯洁”、“善良”、“神圣”这样的字眼来作判断的，而是因为我们发现了他们身上一股强劲的愤怒力量，他们不接受低标准的“崇高”，他们不容忍随时就高亢、乐观、快活起来的“思想”。也许，有时候我们无法接受他们戏谑的口吻，或者对某些在习俗上视为高不可攀的圣物采取的亵渎态度，但我们不妨再想深一层，那些动辄泪流满面、讴歌不休的庸俗浪漫主义者，那些容不得别人幽默一下的严厉信仰者——他们不是早早就先于这些反对者就开始了亵渎吗？还有那些不动脑子的愚众，那些为利益贩卖思想的文化商贩，为束缚民众行为模式以便实施统治的别有用心的“君王们”……
应该说，王小波属于较高范畴的具有怀疑精神、好辩的知识分子。他很少把崇高挂在嘴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相信崇高，但决不能容忍降价而沽的“崇高”。我相信“崇高”是具体的，对于一位严肃的作家，我们可以从他的创作态度和自设的艺术标准中感受到这一点。比如，王小波强调“思想的乐趣”、写作的“没有利害关系的愉悦”，他不怨恨自己的作品缺乏买方市场，他对知识不倦的渴求、对各种学科的好奇，他反对丧失想象力的“审美”……如果说，拥有这种创作态度还不算“严肃”的，我不知道那些当下的中国艺术家还有谁会更严肃。当然，对于一个作家，谈态度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检验他是否能在作品里兑现他美好的承诺。那么，我们再看看他的作品，尤其《黄金时代》、《青铜时代》这两部作品，它们有没有因为媚俗或媚雅、媚权或媚钱的原因，而恭顺地降低了作者的艺术标准？——答案当然是：没有。这和一个人喜不喜欢一部作品没有关系，和他的作品中有多少这样那样的缺陷没有关系，但却有助于我们分辨一位作家是不是在用奉承的态度敷衍我们，他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信赖。
相比之下，王朔显然是等而下之又等而下之的作家。他的作品是为了出售才写的，他的语言也不是自己的，是北京街头的碎语闲谈（他自己也承认自己只是把觉得好玩的抄下来），他没有独到的叙事技巧的见解，唯一的聪明全用在了怎样照搬挪用而被人发掘——他更聪明的一招是，为防止别人发觉他缺少独创性，他干脆自己先把自己老底亮出来。王朔给人的印象是反虚伪，然后才是反崇高。但其实反崇高是真的，反虚伪却是假的——或者说他只反别人的虚伪，却无限度地原谅自己的虚伪。王朔最愿意拿来给自己辩护的理由是：我是一个俗人，所以……这总让我们想起一些街头泼皮，喜欢说别人的闲话，但为防止受人攻击，先摆出一副百毒不侵、刀枪不入的嘴脸来——用王朔的名言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不过，流氓还是怕的：他怕累，所以好发议论而缺少思考：他怕寂寞，所以大家快遗忘了他就自己跳出来；他最怕被骂，所以他在找一个人骂之前首先把自己先骂一顿；他还怕官，官们给他脸他就写《渴望》，官们不给他好脸了，他就跑去美国躲躲……王朔的作家立场是暧昧的，别人写商业、流行的，他就抬出严肃的艺术家立场，别人谈论严肃的艺术话题，他又嘲笑别人是臭酸知识分子，抬出自己的东西卖了多少得到多少观众云云。应该说，王朔注定是反崇高的，因为他自己是彻头彻尾的投机主义者，同时他也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他的那些稍微出格的风言风语是不会触动那些腐朽而严酷的权贵阶层的，所以他还有一句名言叫“打擦边球”），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崇高为何物，他只是厌弃某些象他一样的机会主义者也在谈论“崇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朔最优秀、最振振有辞、最光彩照人的时刻就是他在深揭狠批那些象他一样格调低下的伪善者，比如余秋雨、金庸、余杰、琼瑶、张艺谋……但是面对某些明显境界和水准高于他的严肃作家他就无能为力了，比如鲁迅，王朔罗罗唆唆地写了一篇自称是要“骂”的长文，但除了一些诸如“概念化”似是而非的感觉式的评语，基本上什么也没写。我经常不明白中国的传媒人（包括所谓严肃文学刊物的编者们）怎么这么弱智，要看批评鲁迅的东西，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学者早就写过了，例如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评传》，为什么要为一个不学无术的流行写手而大惊小怪呢？唉，除了说明我们的国民素质，又能说明什么了？有意思的是，王朔似乎对《阿Q正传》很不以为然，但观乎王朔在所谓文坛开的几场骂仗，倒很有些小D和王胡扭打的意思！国内有些王朔的忠实崇拜者说，王朔是得理不饶人，不中庸、不和稀泥，但王朔最近在一次访谈中略有几分得色地说：“谁说我老骂人，不认识的我才说一说，认识的说了不好意思，怕伤害了别人。”呜呼，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无畏者”了——他原来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斤斤计较者无畏”。难怪朱学勤说王朔是痞子，我看真是一点儿也没错——“目光如炬，炯炯然也”。
王朔最恶劣的地方是咒骂知识分子，他不是有针对性的、就事论事地骂，而是泛泛地、“普遍”地骂，明明是一些御用文人、奴才文人，他也非要把他们划入“知识分子”范畴一记闷棍打死。这种心态在中国之现状下是可堪咀嚼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开始把“知识分子”当成了贬义词？以“知识”为耻？把对“知识”的渴求当成一个笑柄？如果我们回忆那个红色恐怖的阶级斗争年代，我们就会知道谁还在暗暗地欢迎这种论调，王朔们到底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谁帮闲。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哈维尔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知识分子应该是人不安，……应该独立而引起异议，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控，应该是体制的和权力及其幻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他们的谎言的见证人，……他不管在哪里都应该作为一个刺激物，他不应该有固定的位置。”事实上，在严格意义上，“知识分子”根本就不是一个关于脑力劳动者的概括说法（但在我国是，在那些极左的狂热分子编撰的辞典里尤其是），另一位西方学者说得更简明一点：“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不同之处在于，知识分子不仅要在只是层面受过良好的训练，更为重要的是对人类的事物有一种参与。不仅有参与感，还要有情感上的关切。知识分子具有的怀疑精神，对体制、现有规范、权力有持异议的勇气。知识分子是偶像的破坏者和反叛者，专业人士经常由于恐惧和对安全感的过分依赖，容易腐化成偶像的追随者，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和维护者。”由此观之，王朔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知识分子”妖魔化、漫画化、庸俗化，除了证明他在基本观念上的无知外，是不是还让我们窥视出他对真正有学识、有勇气的人暗藏的一种莫名的仇恨心理。王朔最爱矫情地自贬为“写字师傅”，尽管是不情愿地自贬，但也无意中点中了一个事实——他认为写作根本就是赚钱的工具，他是玩手艺活的，有人买帐就行了。这当然是所有商业作家的共同写作观，但最为可耻的却是，他否认别的作家有迥异于他的写作观，或者说他压根儿就不承认有高于“写字师傅”的作家，有高于行货、赝品的纯粹的艺术创作。王朔真的不知道那些人的存在吗？当然不是，在他偶尔兴之所致公布的他写小说的“参考资料”里，里面几乎全是严肃作家的佳作，显然他是有鉴赏力的，但他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刻要故意忽略这些东西呢？他为什么好象经常看不见别人严肃的写作，也不尊重别人负责的写作态度呢？为什么他口口声声说自己一不小心就写出《飘》来，好象他已经愚蠢到认为《飘》就是小说艺术的顶峰。我有时候会不负责任地猜想，王朔会不会是害怕他的读者聪明起来看穿了他的老底，所以就愚弄他的读者，用低下的文学标准给大众洗脑，以维护他那点可怜的文学市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王朔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精明人了，他一边反对别的作家的“愚民政策”，一边自己也奉行着另一种“愚民政策”，最后大把大把收割的自然就是愚民们自觉自愿的钞票了。当然这也没什么，用王朔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早就告诉大家了嘛，我是一个俗人嘛，你们给金庸那老流氓骗，还不如给我这个小流氓骗算了，反正你们都傻得可以的了，也不用在乎这一回啦。”
王朔是中国文学的一股反智倾向的浊流，智力水平相当、手法相近的还有伊沙、徐江两位“骂”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人都酷爱“伪温情”的东西。比如伊沙，恶毒如怨妇的一个猥琐小男人，居然会为自己看了《铁达尼号》后痛哭流涕而沾沾自喜，他自鸣得意地认为，这部电影肯定让所有知识分子（啊哈！又是知识分子！）都想哭，但他比那些装模做样的知识分子（当然也是他自以为的）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没掩饰自己，他真的哭了，而且看几遍哭几遍。伊沙献媚地说：我多真诚啊，真的，我可真的哭了。王朔的“伪温情”就更别提了，他造作的文学标准众所周知。对一本他认为的好小说，他经常采用的一个评论方法是：啊，这故事太棒了，我拿手绢抹了几次眼泪；如果他不满意的话，他又会说：太可惜了，我每次想拿手绢出来，结果眼泪没给憋出来。所以有时看到这两位痛骂琼瑶奶奶的时候，我总忍不住发笑，我怀疑他们是在怨恨琼瑶奶奶把他们该赚到钱包里的眼泪都给赚跑了。
王小波当然和这种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作家，一个自愿远离乌烟瘴气的中国文坛的真正的作家，他没有把自己降格而讨好市场和愚众，他也没有姑息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劣根性。所以，在他作品呈现的讽刺和挖苦里，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幽默态度，一种自由自在的机智言谈，而不是王朔们的躲躲闪闪、怨毒和刻薄。其实，我们从朱学勤这位令人信服的学者的口中也可以得到同样的评价——在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里》，他分别谈过王小波和王朔，对于前者他视之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路人，但对于后者，他则毫不留情直斥为痞子。国内很多人一直以为朱学勤和王蒙、王朔的骂战属于“京海之争”，但从朱学勤对王小波的态度看来，这样的想法显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关于王小波的杂文。粗略地谈谈，我觉得，王小波的杂文在中国的现状里具有相当的意义（先撇去所谓艺术成就的说法）：（1）他重新唤起中国人对他们一代所受磨难的记忆，而且他采取的是个人化的视角，摈弃了伤痕文学式的宏大叙事和民族主义者的革命浪漫话语，从关注个体命运的角度，这的确是一个进步。王小波提醒我们，他们那一代人的历史是一场充满谬误的幻觉的闹剧，既不是张贤亮所缅怀的“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的形而上之旅，也不是张承志所讴歌的“伟大母亲”般的草原晨曲；（2）他力图恢复知识的尊严，“思考的乐趣”这种乐观而自足的观点几乎贯穿了他杂文的全部。必须看到，在当时普遍质疑五四启蒙运动的反智精神氛围里，王小波是一个坚定的反蒙昧、鼓吹科学精神的斗士；(3)力求精确、适度的语言风格。在国内写杂文的人不在少数，但大都要么流于发发牢骚，要么流于板着面孔说教，相较之下，王小波杂文流畅、有趣、生动的长处还是相当突出的。当然，每个人的阅读口味不一样，有些人偏偏讨厌京腔，也许就不会同意以上的说法了。不过就这个问题，王小波自己也申明过自己的立场，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抨击王朔小说、影视作品里的一些俚俗用语，显然在使用一些口语上他并不是拿来即用的。我自己其实非常讨厌一些贫嘴、玩文字玄虚的京片子，但王小波并不给我这种感觉，这也是我喜爱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吧。（4）求真、不盲从的科学精神。我想这一点不必多言了，这应该是每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素质。但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真正具备这种素质的人并不在多数，即便是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王小波举过一些例子，什么君子兰、红茶菌、气功、特异功能、水变油、永动机、神医等等，这些可不是什么神话，这些都是一时举国若狂的中心事件，记者写报道，专家、教授出来证明，“领导们”开动员大会火上添油，有时候你会觉得中国几乎全是疯子。再看看最近的**，多少看上去学识渊博的学者都身陷其中，想想看，他们都这样，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呢。朱学勤曾经提出一个口号——“回到常识”，事实上在他之前，王小波已经在杂文里一点一滴地做了。如果说有一些学者或知识分子是鼓吹“反崇高”、“反理性”的话，我觉得那一定不是王小波，而是那些持“启蒙激进、启蒙无用、启蒙破坏稳定”观点的人，这些人有些是王朔之流的不学无术之徒，有些是鼓吹国学、国粹、儒家经济的书呆子，还有一些就是极端保守和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者。当然“领导”是少不了的，他们要顺民，要幻想，要神话，要监狱和枪炮庇佑下的道德乌托邦。但——决不是王小波，决不是王小波。
我喜欢王小波的作品，也喜欢他的人。他有一个求知的好胃口，很多学科因为好奇他就钻进去了，即使没有什么让人记住的成就，他也没露怯，表现出一副后悔啊，虚度光阴的复杂表情。这让我相信他所说的，他求知是为了一种“思考的乐趣”，因为没带着功利心去求知，所以最后也没什么可心里不平衡的——求知本身就是目的。他最后的生活其实是很艰苦的，辞了人民大学的教师工作，写杂文赚钱，每天还得提着暖水瓶打水，但在他作品里他有抱怨过吗，或者流露出一种阴郁的不得志的语调吗？没有，我觉得没有。设想一下，这样的人有可能是缺少信仰而在苟活的人吗？他的小说几家出版社都不愿出版，直到花城出版社经过几度争吵才得以通过，真正的原因真是他的小说不够水准、不够格调吗？贾平凹此处删去多少字都能在媒体闹个沸沸扬扬，为什么王小波出书就那么难呢？他触动了哪些人的哪一根神经呢？再想想，中国有那么多的“评论家”，制造文学话题的文化买办，没事找事的文化记者，他们为什么在王小波生前几乎好象不知道有这个人，但人一死，看样子有利可图了，全都出来表达哀痛之情了。他们为什么要在一个人死后才不会对这个人沉默呢？王小波到底做了什么让他们谨慎了那么久？其中一个答案是：“王小波是文坛外的什么什么”——这句话出现在王小波第一次出版小说的封面上，很耐人寻味，很耐人寻味。有一句话说：“中国的事儿啊，派系是永恒的，客观标准都是临时的。”为什么王小波不向那些人投诚、招安，成为“文坛内”呢？他到底是太虚无了，还是太有原则了，是太贪心了，还是太自由了呢？
在我的心目中，王小波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然后才是一位有启发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并不深奥，但健康、有教益，同时一点儿也不缺少阅读的快感。我认为在中国做一个完整的人是不容易的，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商人、教师、工人、农民，什么都好，只要他是完整的——不被习惯和成见束缚，勇于内省，勤于思考，不畏胁迫，不苟且，他就是值得尊敬的。这个世界是广阔的，想象力是无限的，每个人都有权思索自己关心的问题，有权参与自己喜爱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个领域是有禁区的，要拿上岗证的。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个活得自由自在的人，他严肃但不沉闷，他专注而不刻意，他有原则却屡屡跳出框框。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不管别人喜不喜欢，他要的就是自由。
——中国人是不是在骨子里恐惧自由？或者，不自由的人最不愿看到的并不是枷锁，而是挣脱枷锁的自由？
——自由的人不属于任何人，在中国这个大监狱里，谁会欢迎这种人呢？
——谁还在嫉恨自由，有意无意之间？
第一次读王小波的《青铜时代》，我最大的问号是——为什么这个40多岁的人，饱经沧桑，心里还有童趣、顽皮和天真？
王小波当然并不完美，他的观念并非无懈可击。例如，“写作就是为了快乐”，这样的创作观未免简单，而且容易产生误导。又例如，有时会卷进一些道德问题专家设计的愚蠢问题，一个人该不该牺牲自己救人，或者见义勇为值不值得啊什么的。这个时候他太缺少警惕了，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应该明白，所有的坏问题或别有用心的争论性问题都隐含着一些预设好的前提，任何一种答案都将被伪提问者最终审判。面对这一类问题最好不要直接回答，而是提出另一个问题。
印象中，王小波还有一个明显不足的地方。其实国内某些论者也批评过了，说他对“弱势群体”缺少理解和关怀。我觉得这种批评倒是不无道理的。记得有一篇杂文，王小波为了说明维护“精英文化”的重要性，“不把标准拉低”，举过一些极不恰当的例子，他大意是说，人是容易激动、亢奋的，但这种激动的情绪并不一定意味他们发现了什么或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就象一些弱智人士，刚学了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绣花什么的，喜欢逢人就讲，还自以为全世界就他才知道绣花。王小波本意是讽刺某些人的小圈子心态，每天谈来谈去不过是一些小问题、小答案，但却以为是宇宙间最重要的，甚至以为自己别人还没发现的超级真理，道理是没错的，错就错在把智障人士拉下了水，未免过于刻薄了(不是对自作聪明的“正常”人刻薄，而是对无奈的智障人士刻薄)。王小波犯这种拿“弱势群体”说事的毛病倒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如果这类“傻子的故事”放在莫里哀时代我们或许还能笑得出来，但在今天我们怎么可能接受还这么想呢？病理性的“愚蠢”和真正的智力上的愚蠢毕竟是泾渭分明，不能混为一谈的。
王小波会不会有太多的聪明人的优越感，光记得“辨真伪”了，而忽视了世间还有许多事物是和真与伪的认识问题无关的。——想一想《约伯记》里所触及的，理性能解决肉体的疼痛吗，智慧一定能替代信仰吗，等等等等。自由主义者遭受攻击也往往因为这一点，尤其是对于一些严肃信仰的有神论者，自由主义者几乎象石头一样不通人性，多疑，挑剔，尖刻，不讲情面。他们的作风也极令人生厌，闲适，卖弄聪明，对所谓机智之举赞赏有加，但对情感之事却每每嘲弄。在一般人的感觉里，自由主义者大都活得比较奢侈，他们好象不会放过每一次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有时甚至只是为反对而反对而已，而且对一些显得高格调或高雅的享乐性事务也很在行，不像沾过什么柴米油盐，也不像懂得什么人间疾苦。总之，形迹可疑，很是可疑。鲁迅抨击梁实秋是“乏走狗”未免过激，但转念一想，梁实秋大谈什么“劳工只要肯努力就能改变自己的阶层”也未免太可恶了——那都是什么年头什么制度里的事儿啊！自由主义者的作派其实在民众中一直是很不受欢迎的，记得萧伯纳、罗素访华，来之前多少热血青年翘首以盼啊，来到之后呢，大家都有默契似的失望、沉默、失望……。是因为萧伯纳、罗素一下子蜕变了吗，没有，他们一如既往谈他们的真实所想，只是他们不会因应别人的期望而选择性地讲。就是因为这种作派，多少自由知识分子遭人误解，但他们真的如某些人说的缺少这个，缺少那个吗？有时候可能是，但不应该随便下断语，就具体问题和观点谈比较好。
人性的复杂是必须承认的。真伪问题、对错问题往往是王小波这一类人思考的侧重点，但善恶问题则不是。的确有缺陷，但应能理解，一个问题能用几个答案回答是可疑的，至少是肤浅的。更应警惕的是，有些人可以用一个答案解释所有问题，他们会比王小波这一类人更值得信任吗？例如梁晓声之流的所谓“良心”作家，腐败他说是道德败坏，歧视残疾人他说是道德败坏，职工被下岗他又说是道德败坏，大使馆被炸他想得具体一点了，说是克林顿从私生活发展出来的又一例道德败坏。这样的答案当然是“好人”的答案，但的确是很不好的答案。
中国的“好人”太多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都太多了，但自由的人太少，实在太少了。这就是我喜欢王小波的原因，而且——哪怕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
哈哈。。不是自己江朗才尽而是你们不识货．．
自选集，小鳄是信不过的。金庸还喜欢《书剑恩仇录》和《倚天屠龙记》呢～不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