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影片能否或者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经典，大体上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影像技术的革新与突破，它指向于图像摄影器材及其采集能力在硬件技术上的支持；一是镜头语言运用的独特与创新，包括景别、拍摄方式、画面处理技巧等方面的选择和搭配；最后则是影片的主题及其社会意义，即它能够在什么程度和强度上给人以思考和警示。迈克儿.摩尔的《神经病人》（Sicko）以美国当前或许并非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切入点无疑在最后一点上取得了令人轰动的效应。然而，我所关心的并非这部电影可能引发的社会讨论及其政治含义，因为毕竟对于美国医疗保险制度的由来、历史、发展及其运作，我所知甚少，因而也不可能在这一点上给出任何客观的评论与思索。我所关心的是，就影片本身而言，就一部记录片体裁的电影而言，导演何以能够运用电影其特有的素材截取和画面组合功能将一个人们或许并不熟悉的主题以及导演自身想要表达的思想转达给观众。而在这一方面，《神经病人》显示了比较典型的相对论特性。
纪实抑或放大，是记录影片必须面对的两种思维。对一个导演来说，选择记录题材，特别是那些主题较为敏感的记录题材作为自己的立足点是一种冒险。因为就本性来讲，记录片无疑强调对生活现实的真实性记录，然而就电影的主观联想和意识模拟功能而言，那些完全真实的场景通过镜头的选取及串连也可能产生某种不真实的观看知觉。最简单的讲，当我们将浩如烟海的影像素材按照正反两面进行分类，并选取典型的反面材料通过影像剪接堆积起来的时候，观众对于某一题材所接受的信息将是完全反面，因而其思考的趋势也将趋进于反面。对事物的观察越受个人感情的影响，其揭示的现象就越丰富。但没有哪一个导演可以真正做到完全地客观，在故事中加入未经编排的直接现实或者在记录片中插入经过排练的虚构插曲似乎已经成为新类型电影对于纪实性的普遍理解。原始素材和经过凝缩的作品框架都公开承认了自己在处理固有主题时的适度加工。而摩尔的《神经病人》在确定其记录特性的时候显然采取了一种较为强硬的批判角度，不是通过想象来组织内容的表现和形成，也没有强化某一事件所处直接环境的社会深度，而是通过素材片段的刻意选择及巧妙嫁接来表现他对美国医疗保险的不满和批评。因而，我们能够在影片中找到大量美国本土之反面例证的串接与积累，可以找到一系列作为参照物的英、法、加、甚至是古巴等国完善医疗体系的放大与渲染，以及在两者间不期然或者期然的对比。可以说，迈克儿.摩尔正是通过这种无处不在的积累和对比从外部的正与内部的反两个方面强化了影片的批判力度和揭露力度。因而，就纪实性而言，它对素材实感的全面性与典型性的关注是程式化的（或许也从反面说明了其灵活性）。换句话说，他选择了自己想要的内容，而并非事件本身所包含的各种角度与各个层面。由此也决定了《神经病人》无法成为一部单纯意义上对于美国医疗保险的真实记录，因为除了对商业化运作中弊端的揭露以及某种从受害人与弱势者（包括公民相对于商业医疗保险，美国医疗保险制度相对更为优越的其他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两个方面）角度发出的情感表意外，它没有反映主题的过去及将来，没有包含问题的成因与根源，当然也不可能涉及可能存在的努力与改进。他所反映的问题或许确实存在，他所采用的素材也未必不是真实，但是角度不同可能产生的效果便完全不同，而这一点似乎正说明了电影在引导人们注意力，强化观众情绪参与感方面的魅力。
影片开始于两个没有参加医疗保险者的个案陈述，其中那个用趣味图解的方式表现的关于价值$60000的中指和价值$12000的无名指的两难选择令人印象深刻。尽管摩尔自称影片并非讲述这些无力参加医疗保险之人群的故事，但事实上它已经揭露了当前体制的不完善，在一个被认为充满黄金和机遇的土地上至今仍有5000万左右数量庞大的人无法享有医疗保险本身即是对商业医疗保险制度的一种否定。与此后那些全员免费的社会保险相联系，摩尔在这里实际上用相对简短的画面轻易地赢得了那些医疗保险体系之外者的情感共鸣，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式的医保体系的想象寻得了不可忽视的力量。既然不是讲述无力承担者，那么这些体系内的参保者便自然地被引述出来。那些尽管参与了医疗保险却因为各种各样繁琐手续和保险欺诈而无法真正享有其权力的受害人或受苦人一一登场，窘迫的生活境况，无奈的情感困惑，以及通过前局内人的忏悔式披露成为表现的重点。我们对于保险行业某些默认的潜规则或许已有所耳闻，但是当那一串长长的否定名单在那隆重登场的背景乐中以类似幻灯片的形式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人们仍然能够对被利润最大化原则所驱使的商业市场保险表现出惊讶和震惊。于是Denial一词开始以各种方式和利益发生联系，为了给全家赢取医疗保险而不得不在高龄参加工作的老者，对于昏迷时如何申请救护车保险款项深感荒谬的女人，因为过瘦或过胖而无法在某些保险公司获得申请许可的男女，被以“实验”为由只获得一边耳朵助听器的小女孩……而那个专门为了收集各种在医疗保险中发生过的可怕经历的收信夹旁不断攀升的数字也有力的表现了类似情况的广泛与普遍。而后，摩尔不无讽刺地引荐了几位他口中所谓快乐的有保客户，当然其目的仍旧是为了揭露保险公司以各种理由决绝医疗申请和药物款项的黑暗。其中的一个日本女孩说了一句“好吧，我也有律师”，一个医疗保险案的法庭辩护场景随着而来，紧接着是一连串更为细微更令人不可思议的否认理由。伴随着那个被称为“杀手”——专门从事从申请中寻找任何可以用来进行否决盖章的细微疏忽的——职业挑刺者的叙述，我们了解了“真菌感染”的危害，了解了什么叫“谨慎个人预先存在病症”，了解了一个与癌症斗争的黑人如何在一个又一个有意设置的陷阱面前走向绝望……终于，在那个良知尚存的女医生于国会会议前法庭陈述时的自我忏悔中，摩尔将思考引向了这个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上。不过在这里，他并非从事某种历史性大事记的罗列和回顾，他仍然富于攻击性地对可能运用的材料进行了编排以揭示出某种他眼中当前医疗保险制度的本质。首先是前总统尼克松及其顾问顾问约翰·亚列舒曼于72年2月17日于白宫的对话录音，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约翰说，对病人的关心越少，他们就赚得越多（"...the less care they give them, the more money they make."），紧接着是第二天尼克松对于那项“伟大保健计划”的宣布，以及此后以HMO为基础的保健体系的扩展。摩尔在表述时跳过了其前期可能表现出的优越直接链接到因投保人数的增加而导致的医疗滞后上。然后，摩尔的民主党同僚，以推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而一度闪耀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登场，并由此引出了美国历史上对于医疗保健制度的争论。全员社会医保与“共产主义”一词链接起来，我们在反对的呼声中听到了一连串包含有socialism，socialise的声音，来自AMA，来自罗纳德.里根。于是，希拉里对于克林顿保健计划的游说画面变成了复活节的蛋卷和儿童们玩耍的气球。在一组保险公司业绩猛增的新闻链接之后，和医药协会一起，他们将支票悬挂在政府要员的头上，其中包括了已经沉默的医保事业在国会捐赠的第二受益人希拉里，以及真正的老大——布什，似乎所有的环节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唯独平民们期待的社会医疗保险没有得到实施。到这里，摩尔的政治意图似乎变得明显起来，Sicko这个美国俚语中指称神经病人或者道德败坏者的名词找到了他真正的主人，也就是那张最大支票的收款人。一群将要在死前花更多钱购买处方药的老人麻木的神情与布什我爱母亲的笑容幽默地联系到一起。我不得不佩服摩尔处理这种鲜明讽刺的黑色能力。
与前半部分对于国内医保体系的描述相比，后半部分对国外社会保险及其与前者之比较的描绘或许稍稍有些逊色。摩尔作为演员之一，摇身变成了一个对于其他国家美好体制单纯而又略显无知的探寻者，他游历于各个国家的医疗和保健场所，不厌其烦而又虚心虔诚地询问一个关于“For free”和“No way”的问题，并在其他人不无优越的笑容和言行中以一种屈尊的方式继续着影片对于某些阶层的触痛。对于加拿大亲戚坚持要在国内买保险的疑问解答尽管略显刻意，不够自然，但它毕竟较好地回应了电视上那个男人“要问社会保险制度好不好，去问加拿大人”的“邀请”。患宫劲癌的女孩用一种不诚实的类似骗取绿卡的方式在加拿大获得了期望已久的免费治疗；网球上的男子将汤米.道格拉斯（Tommy Douglas）——加拿大医疗体系的奠基者视为最伟大的人，而这似乎也是所有人的观点； 那个英俊的小伙子被切掉了所有的指头，但他完全没有必要为治疗与费用所担心；无论是政府雇佣的医疗人员，还是在公共医院候诊的病人都对国家神话般的医疗体制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和满足。我们不知道平均寿命与医疗保险是否具有必然的联系，但从电影上来看，似乎美国人是西方国家中获得最不长久的人。阿比路人行横道的著名剪影将我们带去了英国，在这里摩尔就像一个无知的儿童般焦渴地探寻着在医疗问题上令他无法了解的一切，并且表现出某种誓要找到某些美国医疗体系影子的决心。然而，那些只针对工作的成人统一定价的药店，那些没有财务室而只有给病人钱坐车的出纳室的医院，以及所有人理所当然的对于“免费”“政府给钱”的回答显然令他失望了。那些有意汇聚起来的病人和医务工作者的笑容不是对某些幼稚问题的嘲笑，也不是对自身幸福处境的骄傲，而是对某一个自诩为世界最优秀国家不完善之体系的疑惑和警示。因而摩尔再一次想到了前面争论过的“社会主义化”，想到了这个国家存在的其它一些如警察、消防、邮政、公共教育、图书馆等社会化的服务。英国的那位前议会成员社会主义政治家托尼本给出了他的答案，但同时也许也是摩尔的答案，这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民主概念，如果你能拿到钱来杀人，你也能拿到钱来帮助人。而那苏格兰社会主义创始人哈迪(James Keir Hardie)和马克思、肯尼迪的头像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提示着社会主义也有值得借鉴的东西，关键不在于主义而在于民主。（当然，他也可能让人联想起那个热爱着母亲的现任领导人。）如果停止现在的医保制度，英国将会掀起一场大革命。那对于美国呢，是否意味着摩尔也在用影像提醒着来一场令民众产生挫折感的医疗体制的改革可能性。我们或许不能明确地对此提出赞成或反对，但那场关于Your American Life的老电影又必然会令人联想到什么：1％的人控制着80％的财富，两种控制民众的方法：恐吓或使其挫败，债务缠身，拼命工作，失眠，吃药，看医生，争取医疗保险，然后退休。摩尔以一种戏谑的方式描绘了某种体制下可能存在的生活轨迹。话题再次回到美国的医疗保险，恺撒公司以及在那里因拖延治疗而去世的小女孩。正当我们期待着再次体验一连串受害者叙述的时候，摩尔却采取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和对比，相似的情景因为身在不同的体系中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就这样摩尔又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法国。叙述依旧相似，一个拥有更为完善医疗制度的国家，因为那样，你可以在那里享受阳光、海滩、美酒、美食。座谈的形式简化了采访的程序，每个人都对高效的免费医疗服务深感欣慰，而那快速运转的就诊车轮在欢快的音乐中显得异常勤奋。而在法国，摩尔显然将医疗制度的对比延伸到教育，家政，薪酬、福利等其他方面，以至于影片最后自己都有了去政府洗自己衣服的有趣结尾。而两个国家政府与公民间反转的权力关系再一次将争取权益的游行和革命场面安置于银幕之上，似乎从另一方面扇动着观众的情绪。此后，摩尔又通过一个中产阶级的收入和税收问题进一步强化了那个国家令人嫉妒的自由和浪漫，并通过国内的一个随处丢弃病人的个案再次衬托着光辉映照下的阴影。可以看到，这种反复的对比在影片的后半部分中得到了刻意地加强。影片的结尾部分对我而言是富于戏剧性的，其中也多多少少的包含着些许作秀的成分。在911之后被政府和舆论称为英雄的部分志愿者因为不在工资名单上而无法获得应有的医疗保险，他们的处境甚至还比不上关押在关塔那摩恐怖分子，于是摩尔带着他们去了假想敌古巴，并在那里得到了完整的诊治和英雄般的待遇。我不知道在拍摄过程中，摩尔是否随身携带了用以救急的医疗人员，因为携带身患病症的众人迁国越境本身便是一种冒险。我并不奇怪岛上的看守没有让他们进入，对于一个看守重犯的禁区而言实在不可能因为几句为“911事件的英雄治病”的请求而轻易放行，更何况摩尔的行为没有得到任何政府的授权。这样的话，摩尔在应该知道结果的前提下为影片安排了这段情节无疑是一种刻意的选择。而对于古巴方面所表现出的热情与情操我也能够理解，就像美国政府会在公众关注下善待那些战场敌人一样，就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而言，接受对手国家落难者的恳求并伸出双手加以协助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优越性的炫耀，是一种高姿态的表现，某种程度上优雅的但或许更为残忍的羞辱。而最后古巴消防队员的列队欢迎以及双方人员兄弟相称的热情拥抱也多多少少呈现出某种伪善的外交形态。我不知道摩尔是否刻意以这样一种令国人不快，尖锐而自伤的方式来表现影片的批判力度，但这一结局无疑是其影片受到批评的原因之后。而就结局而言，《神经病人》的政治用意似乎是明显的。
了解了影片整体的意识结构便能够清楚，《神经病人》绝非一部单纯意义上的记录片。它在素材安排及声画表现上具有一定的新闻特点，类似的重复和骤然的休止为再现固定的素材增添了评述价值的潜在能量，而在这种或强烈，或讽刺，或朴实，或简练的黑色表达中显然带着某种主观倾向性严重的以攻击批判为主的呼唤与传播。这是一个有着严谨的布局和确定视角的影片，它不会引发人们通过对具有相等价值的事实汇聚产生某种有待开发的新的联想，但是却能够通过一种策略性的技巧令你产生具有方向性的思考。我突然想起很久以前看过的另一部记录片。台上的军官情绪高昂地演讲，台下的听众或者聚精会神，或者群情激昂，镜头不断地在军官扬起的嘴角、庄重的表情、有礼的挥手以及观众专注、鼓掌、欢呼的特写间转换，令人感觉到那是一场能够令所有人惊动的演讲。而这部影片正是当年的影界名人里芬斯塔尔为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拍摄的关于1934年纽伦堡纳粹集会时的记录片《意志的胜利》。在这部电影中我第一次领略了电影在记录功能上表现的导向型和煽动性。那是一种集艺术性与记录性于一体的凌厉风格，不断变化的旋律、节奏以一种赋予动感的方式有机地衔接在一起，生成出某种高翔与陶醉的感觉。即使是纳粹主义思想在壮观画面的演绎下也变成了一种令人陶醉的视觉幻想曲，并以一种更具杀伤力的，令人毫无防备的方式向观众的内心渗透。她此后的作品《奥林匹亚》更是将纳粹主义思想与电影实践美学推向了无与伦比的境地。在这里，我无意对某人或某事进行宣传，我想说明的是记录片，特别是那些优秀的记录片完全有能力通过其自身的结构能力改变人们对于某些主题的看法。而这部《精神病人》撇开其素材的真实程度和单向程度不谈，就整体结构和编排而言无疑是成功的，选择了想要选择的，表达了想要表达的。不管导演本人对于医疗保险制度的理解是否深刻，是否全面，至少他通过影像引起了那些体制内或者体制外人们广泛的思考和讨论，而这一点对于一部商业性影片而言似乎已经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