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精灵

 

北岛受奖词

 

1972年年初，我把刚完成的《你好，百花山》一诗初稿拿给父亲看，没想到他责令我马上烧掉，其中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他吓坏了。我看见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办。此后我再也没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

 

我想借助这一往事，请在座的各位跟我一起回溯源头，寻找汉语诗歌当年的困境。在那年头，词与物的关系被固定了，任何颠覆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生命。不得不承认，我们当时处在一个多么低的起点，仅仅为捍卫汉语的基本权利而斗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当时既不知道前有“九叶派”，也不知道后有“第三代”。或许正是由于绝望和对绝望的反抗，一系列诗歌事件发生了。

 

1973年，芒克写下“太阳升起来，/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天空》）。同一年多多也写下“你创造，从东方升起，/你不自由，像一枚四海通用的钱！”（《致太阳》）。今天人们很难想象，为太阳重新命名意味着什么。

 

1969年郭路生的诗开风气之先，并随“上山下乡运动”广泛流传，一场地下诗歌运动蓄积待发。如果把这一年作为分水岭的话，那么这四十年来我们到底做了什么，走了多远。我想至少我们做了一件大事：彻底颠覆了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解构了词与物的固定关系，恢复了汉语的自由与尊严，并推动了这一古老语言的现代转型。

 

然而，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词若游魂，无物可指可托，聚散离合，成为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

       为了国庆长假，拼命加班，更没有时间提供原创作品来更新博客。但为了那8天的假期，再苦也值了，至于睡眠不足嘛，等国庆那几天再去补吧。

       不过近日看报，读到两篇有趣的文章，一则是关于1949年中共邀请宋庆龄北上的史实，其中正好涉及到了最近热映的《见过大爷》中的一个细节。显然电影与史实是有出入的。另外一篇是讲中国民间组织的，讲得有道理，所以分享给大家。

      商业爱国主义电影在好莱坞大片中是一种相当成熟的产品，我们可以在好莱坞的许多经典大片中随处发现美式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碎片。…………但好莱坞的电影大鳄们却很难有韩三平如此巨大的能量：以区区3000万元的投资集聚了172名一线艺人制造出一部预期票房收入将达4.5亿元的商业爱国主义大片。

　　似乎只有在中国的爱国主义语境中才能看见如此神来之笔。媒体报道，参演本片的170多位明星都是“零片酬”加盟。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国主义情怀？这里面的逻辑很清晰：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电影，演员是义务参演并因此获得爱国主义的殊荣。照此逻辑推理，韩导演似乎也有义务让全国人民免费接受一次《建国大业》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商言商，商业爱国主义电影获得巨额票房收入不应成为我们妒忌的理由。但是来自媒体的尖叫声提醒我们，《建国大业》的商业爱国主义还难以自圆其说。它假“爱国主义”之名行“商业”之实，让“商业”与“爱国主义”成了两张皮。对此，我斗胆劝谏韩导演：第一，借鉴好莱坞的商业爱国主义电影的操作模式，要把商业片和公益片区分开来。第二，如果您确实是为了“献礼”，就免费让观众们接受一次爱国主义的美学洗礼吧。演员们都对您免费了，您还有不对观众免费的理由吗？

      有同事“十一”要结婚，从今年春节过后便开始忙碌，订礼服、选酒店、拍婚妙照、还印请柬、安排蜜月旅行的线路，足足够她忙上大半年，光是礼服已经订了七套。她有自己的理由：这是一辈子一次的大事，此时不好好铺张一下，也太对不起自己了。据说，两家的大人还觉得不够尽兴，唯恐孩子操办的不够体面，更多次赶到上海来督阵，非要弄得风风光光才行。

     近日，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此文，觉得颇有意思。这是一个外国人眼里的后奥运时代的北京，你不一定赞同他的观点，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看问题的视角。

       作者把奥运比喻成一场婚宴，倒也十分贴切。红白喜事从来是中国人生活中重要的场景，谁跟谁结婚是无关紧要的，重要是联络了感情，摆足了排场，完成了狂欢。李安在《喜宴》中说，这是中国千百年性压抑的结果。在新的时代，我们又赋予它新的含义：即体现国家实力和展示民族风采。

      现在婚礼结束了，再好的宴席也要散去，再漂亮的新娘子也要卸下盛装，洗去铅华，回家当一个居家婆。其实，过日子才是最重要的，老婆天天换上7套衣服哪个男人也受不了啊……

    有几则新闻，我说说，你听听，是不是似曾相识？

　　新闻一，有个老头，孤苦伶仃地住在一个独门独户房子里。这块地皮给开发商看中了，三番五次来做工作，老头号称死都不愿意搬，成了钉子户。有一天，开发商的铲车碰坏了房子的一小部分，老头在和开发商的工人争执的过程中，一时冲动，打伤了工人，结果被告上了法庭，官司不大，但是由于被法院判定不能控制自己，老人失去了在家独居的权利，被劝入“敬老院”。

　　新闻二，有位穆先生，自称发现了一种巨型的鸟，并且带来了鸟的骨骼标本。但被专家和科学爱好者认为是自己拼凑的赝品，被世人称为“穆鸟鸟”。

　　新闻三，有个小学生，被学校要求帮助老人。结果多次骚扰一位老人，自称要给老人提供一些诸如扶他过马路之类的帮助，以便完成学校的任务。

　　新闻四，有个小孩是一个偶像的“粉丝”。结果突然有一天，与偶像在现实生活中相遇，发现偶像原来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至此，偶像破灭。

　　再奉送一篇励志苦情（不知道这两个词能不能凑在一起）纪实文学，题目叫做《亲爱的，我终于替你完成七十年前的梦想了》。讲的是弗先生和他的太太艾女士是青梅竹马的玩伴，太太从小就想去仙境瀑布，但是由于生活的艰辛，一辈子没有机会去仙境瀑布。在太太因病去世后，弗先生舍弃一切，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仙境瀑布，完成了太太七十年前的儿时梦想。

 

 

       在法斯宾德自导自演的这部长片处女作的人物和故事中，我们既能看到他推崇的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影子——男主人公出狱后无法获得自由的生存，又能看到他喜欢的戈达尔所拍摄的处女作《筋疲力尽》的影子——叛逆青年以暴力手段反体制、反社会（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共同细节是杀警），捍卫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年轻女性向警察这一体制的代表和维护者出卖自己的朋友，导致朋友被杀。其实法斯宾德在他的第二部短片《小混乱》中已经开始向戈达尔致敬了。《爱比死更冷》和《筋疲力尽》不但都受到好莱坞黑帮片、侦探片的影响，而且都包含了爱与死这两大元素，人物情绪、心态中的“冷”与“筋疲力尽”显然也是一脉相承。但是戈达尔后来一再提到《筋疲力尽》是他较不喜欢的影片之一，他觉得这部影片带有法西斯主义的味道，原因是它一味地拒绝现实社会关系，宣传一个逃脱出现存社会关系之外求取生活的神话。《爱比死更冷》比《筋疲力尽》多了一个重要角色，而这个角色的身后又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组织，它将人与现实社会关系的冲突表现得更为强烈，如果戈达尔所说的法西斯主义成立的话，那么《爱比死更冷》要更加法西斯。当社会关系趋于专制和腐败的时候，虽然逃脱的神话并不存在，它也必须被拒绝，这是一种态度，其实戈达尔在《狂人皮埃罗》中承继了《筋疲力尽》的这种态度，而且男主演恰好也都是贝尔蒙多。

          昨天晚上看了《卡廷惨案》，压抑和震惊无以言表。今天又收到朋友转来一篇关于红色高棉的文章。其实，一年前已写过一个关于此片的简评，现在因为了解了更多史实而有了更强的感触。

      朋友转我此文，是因为大家有过一个关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讨论。基本上，大家都不再相信那是一场所谓的“自卫反击”，有人说，是为了转嫁国内的各种矛盾，美国就经常干这种事；也有人说，是因为文革后军队比较松散，武器落后，是为了练兵。而我听过这样一个解释：当时越南正和柬埔寨打，而中国和柬的关系一向非比寻常。面对西哈努克的请求，为了减轻柬的压力，于是我们也出兵攻打越南。试想，彼时的越南刚刚经历了与美国的长年战争，损耗严重，那边厢又与柬埔寨战火正酣，怎么可能还有能力来攻打中国？自卫反击的说法实在比较勉强。下面这篇文章，大概就印证了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