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剧照
五六十年代，是孙道临艺术的感悟时期。其代表作是《家》(1956)和《早春二月》(1963)。
电影《家》是解放后上影厂拍摄的第一部根椐五四以来名著改编影片。《家》这部小说，多年来在广大群众中有着很深广的影响，它曾多次被改编为话剧、戏曲和电影上演过，人们对小说中的人物早已有了固定的印象。影片怎样准确地表现原著的精神，同时又符合观众的期望，这是个很难的课题，尤其是剧中的高觉新，是最受观众关注，同时，也最具争议的一个人物形象，中心问题是：高家大少爷的悲剧命运究竟应该如何表现？这也是孙道临所面对和必须正视的问题。
所以称孙道临为"理性"艺术家，是因为他诠释与塑造人物形象并不是简单地从表象来把握角色，在复杂的剧情关系上，他一下就抓住了觉新和觉慧兄弟俩截然不同的性格。同生在一个家庭，同样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同样是年轻人，为什么对旧制度的态度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通过孙道临1956年秋拍摄《家》时写的创作札记《饰演高觉新的一点想法》，能感触到孙道临对觉新一角的创作思想：
高觉新处处对旧制度让步迁就，结果不但自已得不到幸福，还害了自己所心爱的瑞珏和梅。仅仅从现象上看，高觉新所以到最痛苦关头还不敢反抗，那是因为他是懦弱的。从"懦弱"这一个概念出发来进行表演，无疑问是一条轻便的路。
不仅自己思考，作为一名从艺严谨、追求艺术"理性"的演员，在塑造角色过程中,孙道临专门拜望巴金先生。先生点拨他：如果仅给观众一个"懦弱"的印象，而不能使人通过他的懦弱的行为来看出旧制度对一个青年的心灵的戕害，不能使人对摧毁人幸福的旧制度产生痛恨，那样也就会削弱作品的积极意义。先生讲道："觉新忽略了制度，有时他还有意无意地去拥护这个制度。因为他以为他见过这个制度的美的方面，他的兄弟们或许不曾看到。"先生的明示，对于孙道临极有启发，他在创作札记中写道：
在拍觉新结婚场面时，我看见封建制度在以怎样的表面上豪华与隆重来迷惑一切人的时候，我更可以体会，如果觉新从小就接触这种表面的"美"，那么他在感情上如何留恋这个家，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就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探寻着觉新的怯懦行为的思想根源，希望能使观众感受到这一求生灵魂的挣扎与痛苦，并感到对这些弱点和错误负责的，首先应当是封建制度。
在《家》的拍摄中，孙道临还将自己分析角色的视点从"社会性"扫瞄至"文化层面"：
觉新的性格的形成也还有着其它因素，譬如他性情是温顺柔弱的。如果他是泼辣顽强的话，也许仍然可能采取出走或消极拒婚的办法。又比如说觉新是善良的，所以他才没有和其他人同流合污、勾心斗角，或骑在别人头上。但也正因为觉新是这样善良而又温顺的人，这样向旧制度妥协以求安全的人，还遭受了这样悲惨的命运，因此其遭遇才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尖锐的控诉力量。
孙道临饰演的高觉新，一时间成为备受关注、最具艺术特色的人物形象。除了原著者巴金的泣血用心以外，要属孙道临对这位旧礼教牺牲品和殉道者的成功再造。孙道临创造的高觉新仿如苦海孤舟，逆行无望之中死不得，生亦难。当顺从和幻想绝灭之时，就只剩下躲在屋子里去啼哭悲泣了。在创作中，孙道临完全感觉和把握了主人公挣扎在无奈的、非人道的生存状态之下，将所有的泪眼、所有的苦痛都融于屈从、妥协、迁就的无抵抗主义之中。
了解和熟知孙道临影艺生涯的观众都知道，一部《家》的出演，使35岁的孙道临站到了当代中国电影独步一时的辉煌位置上。
必须看到，拍摄《家》的时代。就在《家》开镜的前两个月即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孙道临先生主演的《家》，正是这"双百"方针指引下的思想解放的艺术产物。
柔石的《早春二月》，描述了旧中国，以萧涧秋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身上存有的、不合时宜的人道主义，背负着一代文人多愁善感的柔弱同情心，抒发了人性的难能可贵及其失败的悲剧心怀。萧涧秋与《家》里的高觉新差不多是同时期人，但萧涧秋个性更为复杂、模糊、模棱、似是而非，这便是通过艺术手法很难诠释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的关键所在。
谢铁骊在执导影片《早春二月》时，正值"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潮攀升环境中。萧涧秋当然无法等同于同时期银幕上的聂耳(《聂耳》，赵丹饰)、卢嘉川(《青春之歌》，康泰饰)、杨晓冬(《野火春风斗古城》，王心刚饰)、林育生(《年青一代》，达式常饰) 、靳公寿(《大浪淘沙》，于洋饰) 以及《红岩》中群体人物等革命的知识份子形象。在当时的形势下，孙道临敢于出演这么一位犹疑和动摇、人性与人情皆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角色，也许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又是不易把握的，他不像正面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演员可以尽情地发挥。
艺术家终究是艺术家。孙道临对萧涧秋的创作，可以说一种空前乃至绝后的艺术创新。他极为成功的地塑造了萧涧秋这个当时银幕上绝无仅有的"彷徨者"的形象。这是一个极端复杂而又独特的艺术形象，萧涧秋既"极想有为，心怀热爱"，又"有所顾惜、过于矜持"；他在求真理而不得，却又不甘苟且、堕落的矛盾中徘徊、浮沉。孙道临对萧涧秋的把握，不仅再现了原著的精神实质，而且对原作中那些过份感伤、怀旧和相对消沉、低婉、抑郁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做了一些冲淡，增加了些许人物"自觉的亮点"和"主动的渴求"，强调银幕的萧涧秋要比柔石笔下的萧涧秋起点高一些。如，他刻意添加了萧涧秋阅读《新青年》、《语丝》等进步书刊细节，精心设计了扶助贫家子弟王福生上学情节，还将原作中伤感式的《青春不再来》改为《俳徊曲》等，都是对原作的超越和升华。更具人道主义气息的表现还在于，他所表现的萧涧秋对剧中两位女主人公陶岚、文嫂仿佛同有心爱，萧在这种"三角"关系中，偏向娶文嫂是完全出于人性和人道的同情；但是同情的结果是文嫂最后的自杀，又彻底宣告了萧涧秋人道主义理想的失败；虽然这种"人道主义理想"看去是不可取的，可仍然给予观众光明的渴待。
作为"人文主义"和"知识分子"电影的象征，《早春二月》曾一度成为新中国故事片艺术高峰的代表作，孙道临扮演的萧涧秋这一银幕形象成为"文革"前中国影坛上一道艺术之光。孙道临选择了萧涧秋这一角色，显示了他自身的人格力量。有幸的是，当代中国银幕上侥幸有了一位傍徨的读书人形象，这种艺术形象被留了下来；不幸的是，孙道临本人却从此开始了"空白"生活。
你的塑造银幕艺术形象起点再高，仍然是在"宣扬"小资产阶级，理所当然地要被清除出"无产阶级"的文艺舞台。不久，《早春二月》便成了文艺领域中的"大毒草"。1964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批判影片《早春二月》文章，仅一个多月内，全国各报刊登载的批判文章就多达200余篇，定性是：承续了二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传统；宣扬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性论、人情味和阶级调和论，等等。
"大气候"将孙道临推向了"阶级斗争"的深渊。他深有感触道："从1963年拍完《早春二月》以后，曾有13年之久没有拍过一部电影。创作生活中断了，我全部创作生活的1/3是一段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