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饭店》等转战多国拍摄的影片，获得了不少电影津贴
当制片人埃胡德·布雷伯格(Ehud Bleiberg)着手开始为他的喜剧片《乐队造访》筹钱的时候，这件事情开始得非常不容易。这部预算为100万美元的影片讲述的是埃及警察乐队在以色利中部迷路并找到正确的道路回来的故事。但是在以色列筹钱拍电影并不是那么容易，尤其当剧中的主要演员并不是以色列人时，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困难。虽然以色列电影基金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包括协助完成卫星电视和广播电视网的预售，布雷伯格还是没有获得他所需要的足够的投资。
在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以色利和法国公司签订了大量模糊不明的贸易协定，使得影片得以在具有年代感的城镇里拍摄，并和法国本工影片一样拥有获得法国电影津贴的资格。“如果你的影片具备一些的要点(符合确定的关键标准)，你有资格获得法国电影票房的津贴，”布雷伯格解释到，“即使你的影片并不在法国境内拍摄。”
布雷伯格是许许多多个受益于国际联合制片网络条约中的一员，他们都在近几年里转而从事独立制片行业。由这样的合作催生的影片是多样性的，其中包括2004年《卢旺达饭店》(Hotel Rwanda)、《星河舰队》(Starship Troopers：Marauder)和即将上映的有关切·格瓦拉的传记片《游击队》(Guerril-la)和《阿根廷人》(The Argentine)。这些影片都成功地经由联合制片条约获得了不同国家当地的拍摄津贴，比如中国的、澳大利亚的、加拿大的以及南非、西班牙和波多黎各的。制片人们常常会削减25%或者更多的预算来使得自己的项目符合津贴的获得许可权。
有一种方式可以使联合制片的条约谈判得以简化：只要影片在拍摄期间在当地花费掉其一部分预算——通常至少是20%——并启用符合条约中规定最少数量的当地演员，这将使影片贴上法国或者意大利(无论影片的国籍是哪里)制造的标签并有资格获得那些国家的财政援助。因为布雷伯格将《乐队造访》的后期制作安排在了法国，影片将会从法国政府那里获得当地票房的津贴。布雷伯格不能直接使用这些钱来投资拍摄电影，但是获得这个津贴有助于吸引法国的投资人给这部影片以财政上的帮助。
同样，Myriad影业公司出品的《死亡挑战行动》(Death Defying Acts)，该片由凯瑟琳·泽塔-琼斯和盖·皮尔斯主演，即便影片是在英格兰拍摄的，但因为符合合拍条约，影片也同时获得了英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的津贴。根据Myriad影业CEO科柯的介绍，在这种情况下，影片的后期制作是在悉尼完成的。
大多数领导西方电影制作的国家都会制定各种各样的条约。欧洲国家加起来有差不多50条这样的条约，但权威人士观察加拿大的条约多达54条，比其他的国家要多很多。每个国家的条约都有其不同需求，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些国家为了使得交易更加公平频繁地改变这些条约，尤其是在英国，当他们发现自己国家投资人的钱大量流向电影制作行业，但是创造出来的都是一些有名无实的英国电影之后。他们加紧用条约控制项目，使得获得台拍的资格变得困难。
存在这些不同的条约也可以理解的，要是不用时时跟上它们的变化的话。但是勇敢的律师们都能去挑战它们，比如《卢旺达饭店》就在多个国家获得了资格。“《卢旺达饭店》完美地完成了英国——意大利——南非的合拍计划，”ICM公司独立制片部的总监哈尔·萨杜甫(Hal Sadoff)谈到，他一手操办了多国的联合拍摄，“我们说服意大利的理由是因为英国当时和南非没有联合制作的条约，但是意大利有。我们认识到我们要是能做一个三国联合制片的处理，就能将这项工作完成。”
这是出于理性的原因，在欧洲共同市场的规则下，英国本质上来说对于意大利的电影事业是尊敬的，这意味着意大利和南非的合拍能有效地加大英国和南非合拍的价值。“我们让南非政府的产业发展部投资这部电影，因为它获得了成为南非电影的资格”，萨杜甫谈到，“并且经由意大利，我们就更接近英国的电影津贴了，这是一种独创获得投资的方式，这些基金只能投给获得英国制造资格的影片。”
大多数独立制片人都很擅长在各种条约的需求之间操控全局，并且他们都认为和条约打交道是他们工作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最新的影片是《亚当复兴》(Adam Resurrected)，这是一部德国与以色列的合拍片，”布雷伯格谈到，该片由保罗·施埃德(Paul Schrader)执导，杰夫·戈德布拉姆(Jeff Goldblum)和威廉·达福(Willem Dafoe)主演，“在合拍的过程中，我们有权使用(德国)联邦政府的公共基金。我的联合制片人来自德国北部的威斯特伐利亚，那里有非常充裕的资金用于支持电影拍摄。并且我们将会在德国完成影片所有的后期制作。”
满足各个国家条约的最低要求不仅仅意味着要小心地部署各国之间在制片上的花销(在哪个国家花哪一份钱)——还意味着要配平组里来自各国的演员以及各部门工作人员的数量，就像布雷伯格做的那样。“我们组里有德里克·雅各比(Derek Jacobi)，他是一个英国演员，组里还有德国和以色列的演员，并且我们还拥有一个欧洲的制作团队。”他谈到。
处理复杂的事务成为了欧洲独立制片人人生中的必经途径，在欧洲，经常可以看到一部影片的制作过程中动用了一打或者更多不同的基金项目并跟不同国家有关。“在独立制片融资的领域里，(条约)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是融资库的一部分，”阿米卡谈到，“我们领会到将我们的产品平均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我们能找出大约20%的‘软’钱，当我们想要找到1000万美元的投资用于一年拍摄6到8部电影的时候，这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大数目，它们能使得我们的目标达成。”他补充到，“明年，我们将融资亿美元在生产上面，这些钱里有20%是税收折扣和各国政府的电影津贴，所以它们对于我们而言绝对至关重要。”
获得令人满意的津贴数额，常常主导了重大的创造上的决定，比如在哪里拍摄电影。“我们看一下《无足轻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该片由布鲁斯·贝雷斯福德(Bruce Beresford)执导，我们最初想按照英国影片来拍摄，”阿米卡谈到，“但是不久我们就将其看作是一部英国——澳大利亚的合拍影片，虽然从澳大利亚得到的资金远远小于从英国得到的，但是这种合拍路线使得我们更加容易接近英国的电影津贴。” 最后，Myz"lad公司决定将《无足重轻的女人》制作成一部纯粹的澳大利亚影片，因为澳大利亚将其拍摄税收的折扣提升到了40%。
另外，由于美元的贬值，英磅的强硬，在英格兰拍摄的成本出现了戏剧性的飞升。这些成本对于制片人来说产生了激冷效应，他们过去一直在承受着欧洲沉重的税收，现在虽然这一状况有所改变，但是这些改变不能补偿由于汇率带来的在拍摄中的花销。
在联合制片工作中签订合同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这些合同中包含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它们难以置信的复杂，因为你在多重的权限中试图获得多重的资格，并且你有可能花费大笔的律师费用，甚至比你节省的还要多，” Stroock ＆Stroock & Lavan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斯凯勒·摩尔(Schuyler Moore)谈到，“你必须在每个参与联合制片的国家有所花费，并且其后你会陷入无穷尽的权限问题之中。关于海关关栈仓租费、企业管理费用、发展基金等等；”
他补充到，“它们(条约)常常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做一个英国和其他国家联合拍摄的项目，当你的影片取得联合拍摄资格的时候，投资税将会在英国100%的免去，这会增加巨大的利益——即使你的投资仅仅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来自英国银行，你就能拍摄英语对白的影片，并在消费比较低的国家拍摄，比如保加利亚或者匈牙利。你可能会在英国做一些后期制作，但是100%的成本都可以从英国的销售中获得回笼，这大约等于总预算的10%。
摩尔谈到：“去年有所改变，如今，仅仅英国有这个条约，并且在他们的系统之下，这将带来成熟的英国制造的影片”——其中有英国演员以及其他关键的基础部门人员，“这是非常强硬的条约，几乎没有通融的余地。”这使得补贴很慢才会到制片人的手中。一些国家会花费一年或者更多的时候去申请这些津贴，很少有国家会迅速付款。波多黎各可能是世界上最慷慨的国家之一：返还当地制作费用的40%，并且一半的返款使用现金垫付。当津贴不能立即被使用的时候，这些钱有时候会打折——换句话说，就是预付给银行或者其他的金融家，通常更能减少成本。但是当影片是否取得合拍资格都成问题的时候，这个情况将变得更加微妙。
“当我们代表性地去组织这些交易的时候，”摩尔说，“一些人会进来并且说，‘我拥有这个项目，预算将有79%在这个国家花费，21%在那个国家花费’，这就意味着你已经准时执行一些事情了。并且如果有所改变，或者一些事情出错－－比如你轻视了一个国家的预算或者之后的比率有所转移—－你就再也不具有合拍的资格了。很多事情都完美地接近极限，比如‘你能否担保到电影完成的最后一天我依然拥有那些国家的合拍片资格?’一直就是个问题。”
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导致了一些大的独立制片公司避免条约性合拍。“对于条约，你必须变成一条摇尾乞怜的狗，”Summit娱乐的COO鲍勃·海华德(Bob Hayward)谈到，“你结束影片制作的决心就意味着你并不是真正对这个项目有最大的热情。”
尽管有这些缺陷，国际条约对于独立制片人而言依然能带来意外的幸运，尤其考虑到他们可以从电视销售中获得一部分利益。“你需要明白(欧盟)对电视的指示，”摩尔解释到，“欧盟说，‘所有的欧盟国家都要制定法律，电视台必须储备大量的本国作品。’另外，每个国家都允许有自己的限定。这里可以看出条约性合拍的重要性，所有的一切都超越了英国的税收游戏：如果你制作一部欧洲的合拍片，它允许你在影片中运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语言，但是它依然有资格被认作是所有参与国的本工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