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孝贤
据台湾媒体报道 文建会主办的“关于电影的电影”影展昨举办记者会,宣布29日活动开始,以侯孝贤执导电影《红气球》作为影展开幕片,除揭幕的意义外,才华备受法国政府肯定的侯孝贤,当天将获颁“法国骑士勋章”。
29日领奖
《红气球》是侯孝贤向1956年阿贝拉摩利斯的《红气球》致敬之作,2部都以小男孩与红气球间互动,关切人与人之间的孤单。侯孝贤昨强调,他的《红气球》并非重拍,而是将1956年的《红气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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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气球》压轴上海电影节,专访导演
“我拍电影选择背向观众,做我自己。”在场记者谁也没有想到,60岁的侯孝贤锋芒依然如此慑人。上海电影节最后一天,迎来一位电影大师——侯孝贤。他的新片《红气球》作为本届电影节的闭幕片在昨晚压轴亮相。
电影节 是年轻人的事
记:《红气球》是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的入围影片,但最终却没有拿到奖,对此你怎么看?
侯:年轻的时候对去电影节很有热情,去过几次就不想去了。现在比较喜欢去戛纳,因为我很清楚到国际电影节是为了什么——卖片子做宣传。至于拿奖,电影节每年找来的评委都不一样,他们在年纪和阅历上跟我都是脱节的。得奖是年轻人的事情了,差不多属于40岁左右的导演吧。
记:你的片子好像都比较小众,没有尝试过更商业一点吗?
侯:导演一定要清楚电影要表达的是什么,观众是什么。投资大一点的片子就会考虑到观众,在自己的想法和观众的接受度之间做协调。我呢,选择的是另一条路——背向观众,做我自己。我承认我的电影是小众的,票房的问题不要问我。其实,比较个人化的影片都带有一定的实验性,很多时候能够影响和引导主流电影的发展。就像有人开连锁咖啡店,有人就喜欢特别一点,卖炭烧咖啡,选择不一样而已。
记:你坚持自己的选择?
侯:不管怎样我会一直拍这种电影,直到不能拍了为止。
拍内地 只能旧社会
记:《红气球》拍的是巴黎,之后要拍东京,听说你还将拍摄一部北京题材的电影?
侯:那是我随口说的,其实并没有人来找我拍北京。我一直不到内地拍片,因为内地的环境我既熟悉又不熟悉,很难把握住细节,而我认为电影就是表现细节的。
我以前一直不敢出国拍片的,因为不了解别人的文化和习惯是拍不出细节来的。巴黎和东京,我完全不熟悉,听不懂他们说话,只能靠翻译,反而有了冷静观察的机会。我听得懂北京人说话,就会有自己的判断,但判断是否准确就很成问题。毕竟隔了五六十年,大家的价值观不一样,连词汇都不一样了,很难准确地展示细节。
记:可是你还是到内地拍了《海上花》。
侯:我要拍也只能拍旧社会的,比如你说的《海上花》,或者更早时期的题材。
如今台湾歌手如周杰伦正在风靡华人圈,而台湾电影则人才凋零,侯孝贤不无感叹地说:“台湾演员实在太少了。大陆的电影不断地在起来,台湾的电影却不断在走下坡路,导致很多台湾演员都跑到香港和内地来拍片。十几年下来,自然出现了演员的断层。”虽然如此,但侯孝贤对与自己合作过《最好的时光》的张震仍然赞赏有加,他说:“张震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好的演员,他身上有种‘味道’,是如今年轻演员都不具备的。”
台湾电影出现危机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侯孝贤也毫不避讳这点,他说:“台湾电影面临的是个大环境的问题。不只电影,其他行业都面临困境。台湾最大的一些电影公司自己有厂房、有演员都不拍片,在香港电影起来的时候,台湾的片商一窝蜂地去买香港片,令台湾电影雪上加霜。舒解这些问题需要时间,更需要大家看清楚自己的状态和位置,思考如何去突破。”不仅犀利地批评台湾电影,侯孝贤更表示,台湾电影现在走的是倒退的路,何时复苏很难预料。但要再起来,估计至少要再等上十年。
阿尔伯特·拉莫里斯(Albert Lamorisse)1956年为世界电影史留下了一部经典影片《红气球》。用一位影评家的话说,从那之后,“谁还敢在银幕上表现红气球?”到了2007年,侯孝贤平静地做出了回答。本片是导演侯孝贤的第一部法语影片,灵感部分来自拉莫里斯的同名电影,不过并不是翻拍之作。它把故事的背景挪到了当代巴黎,游刃有余地体现了侯孝贤近年来的关注:繁忙的节奏中,城市人的生活一天天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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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记者问到与侯孝贤的合作体会时,比诺什称这就是“道”。本报记者谷峪摄
戛纳当地时间18日下午6时,“一种关注”单元开幕片《红气球》的导演侯孝贤及主演朱丽叶·比诺什接受了众多记者采访。当天采访安排在海滩边上的一家酒吧内,除大量中国记者外还有早早约好的海外媒体。巧的是,入选非竞赛单元的阿萨亚斯新片《登机门》剧组也在同一家俱乐部内安排采访。不大的空间中,《登机门》女主角阿西娅·阿珍托、林熙蕾与《红气球》的女主角朱丽叶·比诺什、导演侯孝贤齐聚一堂,令众多记者应接不暇。一向野性难驯的阿珍托在专业摄影师的要求下摆出各种性感姿势拍照,林熙蕾则静静地坐在另一边与中国记者聊天。
朱丽叶·比诺什的到场最为轰动,穿红色长裙的比诺什虽然脸上已有皱纹,但魅力依然不减,自然洒脱的态度更令每一位记者大赞她气质过人。
比诺什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谈笑风生,说到高兴处还扔起了枕头。有记者用英文问比诺什和侯导合作的体会,比诺什笑称这就是“道”,“只需要等待自发的一刻,西方很讲控制、男子气,但作为演员,更需要开放性、爱和接受”。当记者继续用英文追问时,侯孝贤斩钉截铁地打断了她,说:“你不要用英文问,你用英文问应该到英文组,你这样一问大家都不必讲了,我都听不懂。”该记者立刻道歉,此后所有提问都用中文进行。
■对话
只有背对观众,创作才真正开始
记者:老版的《红气球》电影对您有什么启发?
侯孝贤:其实是写剧本前我看了一本叫《巴黎的月亮》的书,作者是美国的一个记者,1995年-2000年期间他住在那边,有提到他看《红气球》的经验。我感觉这有意思,才去找到1956年的那部电影。我感觉红气球和小孩的关系可以在新的电影里面继续展现。这是两个不同的对照。
那时候红气球的象征意义就是小孩看上去没有自由、红气球代表自由,但其实小孩的心灵非常自由,因为社会比较单纯。现在的小孩看上去很自由每天要babysiter接,有很多玩具,电动什么的一堆。但是他被社会的所有价值体系捆绑住了,反而没有自由。所以放在现在的话,红气球是很难接近小孩的,接近的话恐怕没有几个小时就被小孩丢掉了。所以我对红气球的设定就是从1956年到现在,它是一个老灵魂在里面等着,等着有人招呼他。结果这小孩只是无聊,在那边一直叫一直叫,就去跟他。可以说代表了我对现代社会的小孩困境的关照。
记者:今年是戛纳60周年,您的影片又开幕“一种关注”单元,这里有什么话想寄予戛纳或观众的吗?
侯孝贤:电影其实是你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从自己的经验拍到你观察到的外面,很难说你跟戛纳或观众的关系是什么。跟观众的关系,一种是背对,一种是面对。面对观众的导演一直在猜观众喜欢什么电影,好像是服务业。而只有背对观众,你的创作才真正开始。但不要以为背对观众就可以像摧枯拉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