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终于在电影热映几个月后看了《长江七号》，之前听到太多轻度叫好、中度鄙夷，甚至重度遗憾的声音，如今喧嚣过后再看，别有一番滋味。
我觉得不管是叫好的还是遗憾的，都存在着一个误区，那就是把它当大片看了，虽然它有着不错的特效，但本质上，周星驰想要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小品。
以温情小品观之，你会体味出其中非同寻常的精妙，感受到电影里无处不在的情怀。回归亲情是对电影主题的怀旧，用简单美好来告别急管繁弦。还有点到为止的搞笑桥段，如巨无霸小妹、四眼仔老师等，都是对周星驰赖以成名的无厘头风格的自我致敬。最有趣味的是电影中周星驰和徐娇的台词，无论多么正经，都能带给观众轻快愉悦的感受，这不是恶搞也不是讽刺，而是对周星驰潜移默化的认同感在起作用。
香港电影或者香港电影人给我的整体感受是，他们都足够单纯，这可能也是香港精神最好的一面。即便是看厚重的文艺片，或者是轻佻的三级片，都能感受到香港电影中那种单纯的天性和积极乐观的态度。个中原因就不在此探讨了，但周星驰无疑是其中最鲜明的代表。
有人诟病《长江七号》的主题构架过于小儿科，并善意地将之视为周星驰缓冲、调整甚至是平庸状态下的产物。但人们可能忽略了电影中准确传达的香港电影所特有的单纯精神，虽然拍摄地点是在宁波。
看周星驰选用的背景，豪华的贵族学校和破败的拆迁房，民工干活的天台和有钱小孩的摆阔，并不是周星驰弱智到用这么明显不过的标签式场景来讲述一个善恶分明的故事，而恰恰是这种现实感与童话感（我想过把它称之为荒诞感，但似乎于情于理童话感更合适一点）的并置，构成了周氏电影乃至香港电影特有的人文情怀。
从这个角度讲，《长江七号》对于香港电影的指针意义甚至比《功夫》还要鲜明，《功夫》恢复了香港电影在技术和叙事上的自信，甚至达到了极致，而《长江七号》对于香港电影人文情怀的复归和影响，则会在不远的将来展现出来。
二
《立春》看的算是比较及时了，当然也是在听了各种声音之后，既有精英阶层的极力鼓吹，也有大众草根的肆意褒贬。这些很容易把人搞乱的评论并不一定是指向多元化的好事，因为一部电影总有其特定的价值标准。
作为顾长卫的第二部导演作品，《立春》在某种程度上不如《孔雀》那般厚积薄发，《孔雀》的思想与技术都达到了一种“刻意”的完美程度，而在《立春》中，顾长卫似乎想要回归质朴，用朴实的想法和手法说话，结果却略微陷入了混乱和平庸的泥沼。
当然我们不能漠视顾长卫的野心，这从他选择王彩玲、胡金泉这些看起来多少有些矫情的地方艺术青年作为表现对象，不惜“脱离”大众趣味就可以看出端倪。好在我们在王彩玲的歌剧和胡金泉的芭蕾中并没有看出艺术的虚空，却感受到了生存的沉重。
这些在世人眼中格格不入的“异类”、“神经病”、“二胰子”，让电影具有了一种抽离现实的荒诞感（这又不同于《长江七号》中的童话感），借助人物行为和他人态度的荒诞，在顾长卫朴拙的镜头中隐蔽地表达出对现实荒诞的看法。
其实《孔雀》中的降落伞、杀鹅和孔雀也都有类似的作用，但在《立春》中，身外的“物”变成了活着的“人”。这种荒诞感在胡金泉的身上体现得最明显，电影在这里表现出了难得的勇气，没有刻意回避他的性取向，在那样一个世俗而沉闷的社会环境中，他的平静的抗争很让人感动。
《立春》值得尊敬的地方就在于，它以老实诚恳的态度描绘了一个充满荒诞感的现实，隐约但坚实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这种态度在当下的中国电影中很难得，它没有选择逃避和粉饰，也没有刻意地标榜和反抗，而是默默地在倾述着什么，至少是让人们去思考一下。它的努力和真诚，让我们愿意接受它的不足和遗憾。
三
把《长江七号》和《立春》这两部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电影并置到一起，除了它们上映的时间比较接近外，其实还想从所谓的商业大片和艺术小片的两重角度，来观望一下当下国产电影的创作方向，以及人们评判它们的不同标准。
电影是门遗憾的艺术，缺陷和完美都是相对的。当然这不能成为我们纵容烂片的理由，但面对一部创作认真、品质诚恳的影片，我们该报以何种态度呢？围绕“大片”《长江七号》和“小片”《立春》本身，以及各色人等对它们的评判，我们或许能在这种比照中得到一点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