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痛片

若松孝二访谈《联合赤军》

TM：Tom Mes

若松：若松孝二

TM：您在这18个月之间已经在欧洲往返好多次了，但是真正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您一般在某些国家很难获得护照。

若松：是的，那是因为我在巴勒斯坦呆过几次。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去法国拍摄一部MV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到达了Orly机场，我们剧组所有的人与所有的设备全部顺过通关，只有我除外。他们扣下了我，把我带到了戴高乐国际机场，然后就把我带送上送上了直达东京的飞机。因为他第一眼就发现了我随身带着的五万美元现金，然而当他们检查我电脑的时候，发现了我与日本赤军有紧密的联系，所以他们立刻怀疑我要把钱拿去分给赤军成员。我在找到一个翻译之后，他们便开始听我解释，我是一名电影导演，并且我过去制作过《感观世界》。

剩下的这些在欧盟的日本里面，一切都变的相对容易。在旅行途中，他们甚至不怎么仔细查看我的护照。但是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进入美国、俄国与澳大利亚。除了这三国之外，我基本上可以爱去哪去哪。

TM：对于《胎儿密猎时刻》在现在公映了这么久之后又一次发现了可以欣赏他的观众，你是怎么感觉的？

若松：在我拍完那部电影之后，过去没有人太把那部电影当回来。大部分人觉得这部电影太一般了。我后来花了五年时间才让这部电影在日本公映。这是经过了多么长的时间才让人明白我这部电影想说些什么啊。在这部电影节片之中，我探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在权力之中的关系，但是我是通过一对男女之间的关系表现的这个主题。我并不会直接的在影片上打上任何的政治标签，但是我电影试着说出的观点大部分将会被人理解。如果你要是有明显的倾向性的化，你可以给这部电影进行一种更为哲学化的解读，但是，这部电影并不能理解，而且也不复杂。我很喜欢谈论政治，但是却不愿意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TM：1960年《胎儿密猎时刻》在比利时一个电影公映的时候曾经引起过公愤。那时您就说人们在未来更好的理解这部电影的。看来您那时说对了。

若松：那件事倒是真的，他们甚至向银幕上扔臭鸡蛋。一些人站起来为了阻止电影的放映，所以他们全部聚集在银幕之前。但是还有一些想看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向这些反对者身上扔鸡蛋。当时小野洋从也同样带着她的影片《Bottoms》在那个电影节上。她那时太穷了，所以求我让她睡在我旅馆的房间之中。为了感谢我，她便给了我一些大麻。多亏了小野洋子，我才发现了大麻烟。

TM：你做为一位为了得到观众们的反应而不惜向他们发起挑衅的导演，是怎么从这次事件中吸引考试的。

若松：我想那像那样有一两种偏激的观点而引起的骚动比每个人都赞同这部电影要好一些。想法一致的话那就太没有意思了。看到如此分化的观点确实很好。现在当我想看看人观对侍我的新片《联合赤军》反映的时候，如果所有的人都仅仅是发现这部电影“很有趣”的话，我肯定会感觉很失望。

TM：现在确实没有人再向银幕上扔鸡蛋的，但是像“赤军：这么敏感的题材怎么可能不会引起更多的反映呢？

日本的导演与制片人都希望从文教省那获得资助。但是这样的话他们就必须要遵从文教省的经导方镇，而这也变产生令人乏味的电影。很的在日本就没有像我的那种电影了。那些用于资助的钱虽然来自于纳税人的口袋，但是委员会的决定却是去资助电影工业的各行各业的人：比如导演、制片人与编剧等。我就感觉丫们就是文盲，因为丫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读剧本，他们根本不明白两位导演是怎么将一个相同的故事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就是文教省的木偶罢了。丫们虽然用的是人民的钱，但是他们却像把那些钱当成自己的一样。

我是日本电影协会的成员。我在那个组织的同学听说我拍了一部关于联合赤军的电影，然后说他们告诉我他们真的很想看看。所以我给他们特别放了一场，但是我告诉他们必须要票钱。除了石井聪互等少量的人之外，大量的人还是谢绝了。那些家伙就是白痴与寄生虫。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我所做的一个切都要接下来与他们进行斗争。

TM：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你对你的电影《联合赤军》有什么计划吗？

若松：我将自己发行这部电影，并且也会举所一些促销活动。这部电影将会在东京、新宿的一家影院分别放映。在名古屋，我将会把这部影片在我自己的那家影院里面最少放到2008年的三月。然后这部影片就应该全国进行公映了。我们已经联系好了大阪、京都、广岛、冈山、札幌与新泻的影院了。一但你在一间小的剧院内成功的话，那就大影院就会开始显示出兴趣来。亚历山大·索格罗夫（《帝国的陷落》导演）那部关于裕仁天皇的太阳就是这么推广开的。那部影片先从小院影院内小型放映，后来一步步展开，最后总票房达到了三亿日元。最近新宿放映的两部记录片也是这样取得成功的的，一部是美国人拍的《广岛》另一部是讲二战时冲绳的《姬百合》。

我想让日本观众看看这部电影。虽然那些记得那个时代的观众肯定会被这部电影打动，但是我还是想让年青人看看这部片子。这部电影谈论的是1960年到1972年这些年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孩子们不知道这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他们在学校的课本里面根本不提这些。关于六十年代，你会知道肯尼迪与马尔科X被暗杀，你会知道越战与68年的五月风暴以及毛泽东在中国等等这些发生在全世界范围的事情。在东京，我们这里面在新宿发生学生们拦下了给美军向越南运输物资的运输船的事性。一些年青人后来去了北朝鲜，还有一些人去了巴勒斯坦，而他们后边的组织便是“联合赤军”。他们曾经藏身于一个山上的小屋之内，而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浅间山庄事件”。虽然我感觉那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我想把它记录下来，并且让其它人看看。我看过原田真人拍的《武士山庄人质事件》。那部电影他完全给表现错了。电影就是有那种力量，可以让人相信电影中发生的是真实事件。我想用我的观点来拍摄这部电影，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全部家当投到了这部电影上。为了这部电影，我不但抵押了房子，更是花了超过一亿日元。但是我将尽我所能让这部电影倍回十倍的票房。

TM：我听说你把你自己在国内的房子用以拍摄“浅间山庄”。

若松：是的，这个故事需要那间房子在警察包围时倒掉，所以我为了拍这部片子就自己把他给推倒了。

TM：你说过，记得那个时代的观众会被这部电影深深的打动。但是这些人现在全都是有着责任感的公民。但无论如何这些思想意识都隐藏在他们的心里。

若松：是的，他们喜欢平安的生活。这便是经历过泡沫经济的人们的普遍想法。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如果他们中的一成人来看我的电影的话，我将会十分高兴。在六十年代，当他们还是年轻人的时候，特别容易表现出他们的不满。你可以走上街去示威游行。今天你要还像那样表达自己的不满的话，很快就会被拘留起来。那时候我们发愤的时候便扔石头。现在我遇到孩子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可以通过扔石头来发泄不满，因为他们长大之后就不能这么做了。但是没有人再这么做了。可能现在的孩子更加保守，因为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各自的未来。他们指出他们以后想要一份好工作，所以现在最好别惹什么麻烦。

六十年代学生运动中的主将都是来自于资产阶级或是中产的家庭，这听起来很有趣。他们并不穷。当你很穷的时候，你将忙于生计。甚至是为了吃一顿饱饭而斗争。但你如果生活好一些的话，你可能会有时间变的激进主义了。然而这只能是年轻人们的事情。当你有了一件工作，并且还有了孩子之后，你就再也不会走上街扔石块了。

TM：您认为电影还是一种有效的为年轻人提供信息的手段吗？

若松：我不是在谈论教育。我所做的就是告诉人真实。电影虽然是演出，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通过电影告诉观众们真相。在原田的电影里面你会通过电影音乐知道贝多芬，以及役所广司所饰演的警察队长。这是对于警察们的赞美，但是也是正同一伙警察，他们所做的则是将那些孩子们越推越远。如果你所做的只是为了赚钱的话，除了电影那还有许多赚钱的办法。而我呢，我只是试着在电影之中以真相做为拍摄的底线。同样的，一位真正的导演不会顺从于权力者所提供的观点。对我而言，我拉基本原则就是：你必须以对于弱者的尊重这一角色上拍摄电影。比如说黑泽明，他的电影常常是关于受压迫人们的。

那五名在武士山庄事件中的年轻人一起发誓绝不将发生在那里面的事情的真相告诉别人。现在有两名幸存者仍然在监狱里面等着他们的死刑判决被执行，第三个人则是在监狱里面自杀了，但是还有一个人逃跑成功，并且到了中东。我在那见到了他，他把整个故事告诉了我。在这部电影之中，我试着将他的语言进行还原。我没有选择哪这一边。虽然我的电影并没有宽赦那些学生的所作所为，但是我同样也没有站在警察那边。我想做的只是为了展现真相。我想表现的是历史，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并且事情怎么变化的。而这就是他们的历史。这件事情开端于反保安运动，后来由于大学的学费上涨而促使学生们联合起来开始反抗，顺着这条路发展一直到结束，而“浅间山庄”事件正是这些事情的余波。

TM：知道了你的历史之后，您中立的观点可以让那些希望看到一本政治小册子的观众感到吃惊。

若松：我即显示了好的一面，也显示了他们行为坏的一面。真相就是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勇气。那就是电影最后的那一条对话。一但我们得到了一点力量，我就们要试着进行强化，因为我们太过弱小。那里发现的现在也一样。联合赤军的领导们想要推卸责，这就是为什么他让他所有的同志都被杀了。这有些像Joseph Stalin（斯大林）。这些人完全要为他们行为的结果负责，但是同时他们想要推卸责任却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却使他们的一生是完全的悲剧。所以无论是胜利者还是罪犯者，他们都是悲剧。

TM：您的这部电影与一直所传的长谷川和彦已经计划制作的电影有关系吗？

若松：这两部电影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确实向长谷川放映我的电影。我本来想听听他的意见，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我也是最近才听说他现在正在认真准备他的电影。他现在离开电影界已经近二十年了，所以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看了我的电影之后让给他了动力，他需要是自己最后再拍一部电影，而非与谁进行比赛。我也同样把电影放给崔洋一看。后来他请我去喝酒，最后他还买了两瓶香槟送给我。

TM：您想过您给现在年轻导演的影响吗？

若松：只有极少的导演在学生时代后过我的电影，然后他们就决定自己拍电影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至少可以像我一样。在我出现之前，你必须得有一个学校之后才能成为导演。我就是从农村的高中毕业的，在那他们教人怎么当一个农民。我的职业让许多年轻大受鼓舞，否则在旧的体制之内他们绝对不会去想着当一名导演。

TM：您是怎么感觉到安倍晋三会从首相的位置上辞职的？

若松：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就确信他可能会自杀。我那时候就感觉他无法完成他的职责，但是我认为他会引咎自杀而非辞职。他的父亲与祖父都是政治家，我感觉他不是当政治家的料。这是家族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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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家族的诅咒。这个词不仅准确乡干部了日本政治的斗争，并且也是对于问题简洁的说明。

若松：我们的政治家大部分都是政治家的儿子或是孙子。任何人只要是有半个脑子都会明白，我们的国家在这种状态之下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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