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YLJ的福，转行后第一次看了电影媒体场。
和将来所有走进影院的观众一样，观看《建国大业》的过程，就是数明星脸的过程，意犹未尽，高潮迭起。不得不说，对于一部标上“主旋律”标签的电影来说，明星战术真是让演员观者上层皆大欢喜的法宝，即使平时让人崩溃的开会情节，也因为群星璀璨而兴趣盎然，女代表宁静、章子怡为什么坚持推荐五星红旗并不重要，“摄影师”郭德纲站在远处使劲抖红绸抢镜才是观众看电影时的HIGH点。
毫无疑问的是，《建国大业》会在票房和口碑上赢得双赢，作为一个最经典的营销案例，《建国大业》也会写进中国电影的影史。不过，个人认为，这部影片的用星海战术，最大的一个益处是用热闹掩盖了影片政治题材尝试新角度的风险。做一个并不恰当的类比，当年的《戒，色》也正是利用人们对性场面铺天盖地的讨论，暗度陈仓地表达了人的动物本性超越一切束缚的危险观点。
虽然因为众多导演明星的卖力出演，《建国大业》惊鸿一瞥般塑造了冯玉祥、毛人凤、杜月笙等许多人物形象，也用醉酒高歌、摔杯怒骂等形式试图拓展对我党革命领袖的人物塑造。但仅就艺术表现力来说，一个让看片记者比较共识的观点是，《建国大业》最丰满的人物形象是蒋介石父子，张国立对蒋介石张弛有度的表演证明他不只是电视皇帝，而陈坤则完全可以说是《建国大业》里的一个惊喜，他以往角色挥之不去的阴柔转化成了空有热血、片中壮志难酬的压抑，父子两人在凉阶并肩而坐的镜头让人不胜唏嘘。
蒋介石父子的刻画成功，恐怕是因为《建国大业》在主旋律影片中难得的尝试不把“解放战争”纯粹
当做“敌我斗争”来刻画，而真正是一次探讨在试图建立国家的两种力量中，GCD能赢得最后胜利的原因。在我们接受过的历史中，“只有GCD才能救中国”一直被当做一个必然命题来证明，问题是我们可以认可共产主义形态是终极形态的必然性，却无法对中国历史跳过资本民主社会的跨越性发展的偶然性视而不见。在过去的很多电影中，我们一直渲染的是这种必然性，把蒋介石当做整个国家的敌人来塑造，《建国大业》所试图做的中立视角，让影像还原的历史变得更具可信度。
就个人观点，主旋律影片中，本质上是探讨民主建国问题《建国大业》其实选择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角度。它不同于《开国大典》或者《三大战役》，他把视角直接放在解放战争时期，GCD如何在民主战线取得主动，如何团结宋庆龄、张澜、李济琛在各方力量内的民主人士，比较真实再现了“得道多助”的历史过程。除了对蒋介石父子的感叹，片中GCD召开常委会，毛周刘朱等诸多领袖宛如开村委会一般逐一走进简朴会场，这个段落像极了《南方周末》被反复拿来调侃的“太阳刚刚升起，某某某已经走在了去会场的小路上”的南周体画面。看到此处，当时真有小小的感动，正如《三联》专题主创接受采访时说的，当时的GCD正如充满朝气的年轻人，所以才是充满希望和能迎接最终胜利的
斗转星移，转眼已经是建国六十周年了。六十周年之后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抚今追昔，应该用什么样的情怀来感叹，这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这也是我对《建国大业》成为献礼片的一点小小惊诧，很有决心，也很有勇气。好在，这些想法在星海战术的掩护下，对大多数观众来说，应该也不算是一个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