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非洲，在广州人的眼里就是“鬼佬”的代名词，肮脏、邋遢、令人讨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非洲黑人都是与贫穷分不开的，而且大都把他们看成是劣等民族。种族的问题，在中国似乎并不成问题，但在骨子里，却大都有这样浓重的心理。自己被欧美人所瞧不起，然后自己又去歧视非洲黑人，鲁迅写的阿Q一直未得到多少改善。
对于中非国家乍得，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可能连这个名字都感到是陌生的，仅仅是地理课本上晃过了一下而已。这个国土面积比南非还大的国家，在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名倒数第五，国内80%人民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而且在1960年独立以来，一直动乱不已。据2005年统计，乍得人均预期寿命为47.2岁。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乍得全国只有一家电影院，乍得国家的首部电影正是本片导演马哈曼特-萨雷·哈隆于1999年执导的《再见非洲（Bye Bye Africa）》。《旱季》是哈隆导演的第三部长片，作为2006年威尼斯电影节唯一参加竞赛单元的非洲电影，却斩获了本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团特别奖，殊为不易。《旱季》也是维也纳莫扎特纪念专题（New Crowned Hope）单元七部影片中的一部，这是专门为庆祝莫扎特250周年诞辰纪念所拍摄的影片，来自西方国家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旱季》的主题与莫扎特的《狄多的仁慈》（La clemenza di Tito）十分相似，主人公同样需要面对的是宽恕与和解。 哈隆将一个命题作文化为无形之中，巧妙地传达了出来，使得这部电影的意义更显得突出。
电影围绕乍得近40年的内战结束展开。（下面为剧透，不喜欢看剧透着请直接跳到下一段。）新政府为了国家的和平，减少杀戮，宣布对被关押的战犯进行赦免。这本来对于国家的重建，是一件好事。但多年的战争，使得被血与火磨砺过来的人一时间转不过思想来。于是沙漠中的老盲人，命令自己16的孙子去枪杀孩子父亲的一名前战犯。孩子拿了一把父亲曾经使用过的左轮手枪上路。他听从爷爷的安排，带着仇恨去奔赴城市。他拒绝为了生存而做一个小偷。逐步地接近杀父仇人，但真正接近之后，却因为自己内心的善而迟迟下不了手。最终，他将已成为面包店老板的杀父仇人带到了自己的爷爷面前。以谎言的形式欺骗了自己的爷爷，放空枪而释放了曾经的战犯。
电影的故事就是这样让人震撼。因为它出产于乍得这样的一个几乎不被人提起过的国家，而且居然还演绎的如此之好。关于战争的仇恨与精神到救赎，这个话题是一个看似容易，实则极难通过简单的镜头语言就能够述说清楚的。在一个文盲率极高的黑人国家，却出现优秀的反应此话题的电影，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奇迹。因为这样的电影，在宽容与救赎精神向来缺乏的中国，这样的电影就从来没有看到过。
对于战争，中国人的电影里，最多反映的莫过于中日战争。但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是将日本人进行恶魔化，即使出现一两个带有人性精神的日本士兵，也一定是在更多的残暴的日本兵为衬托而存在的，绝非真正的宽容。日本人侵华，杀戮中国人甚多，他们当然需要赎罪，但当作为赎罪的对立面的宽容的精神，在战争的另一方的中国人来说，也是缺少的。硬币总是有两面，我们只看到日本的一面，却看不到自己的一面。作为整体的东方人来说，日本与中国，做的都不够。我们总是要求日本人赎罪，却不讲自己的宽容。在中国的法庭上，我们也总是看到庭审的一方，作为受害者总是要求法庭给予施害者以极刑，用一罪抵一罪。实际上，一件案件一旦发生，就已经产生了一个破坏，给几个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与精神痛苦。但以极刑来施加于施害者，又何尝不是拿所谓的正义来对另外一个生命及其家庭带来新的伤害呢？以伤害的形式来惩罚伤害者，这并不是高明的手段。对此，认真地去看一看《旱季》，电影主人公阿提姆身上就具有的那种天然的宽容精神，实在是对懵懂状态的中国人的精神的一种涤荡与头脑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