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时候形成了在手机上写随笔的习惯。以下段落都是在公交车上完成的。开拓新的行为习惯也是旅行的乐趣之一。
北京小妞的典型打扮：童花头，T恤热裤，昂贵夺目的运动鞋，大包，全身配色鲜艳沉重，有杀伤力，黑色、大红居多。男生同理。
北京是个恋旧、也不得不旧的城市。对过去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给足怀念：从大跃进文革时期的红色文化到解放前的衣着品味，种种混杂，舍不得丢弃。这或许来源于这个城市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之对海外先锋艺术的勃勃野心，形成了一种对比鲜明的文化。老一代的文化习惯比任何城市都更加强大，年轻人的反抗意志却也几乎过分顽强。两者鲜明对立，冲突却是难以发觉的。或许因为某种精神上的统一性使他们或多或少相互理解——造反精神，即毛泽东精神。没有人像这个死去多年的巨人一样给这个城市如此深刻的烙印。
很少有愤青，而且有限的愤青似乎大多数都是外来者。北京人更加驯良、老练、实际的关心衣食起居，“想吃啥吃点啥”——我老大，一个八十年代扛旗子的北大中文系学生、商务印书馆的驸马、典型的“知道分子”的人生追求。大多数人平和、慢节奏、甚至落伍。饭店爆满，男人擅长喝酒和侃大山。高端者的风流韵事广为人知。
一个女孩子隔着大街叫唤她的熟人，许是情人，然而那男子骑着自行车悠哉游哉的远去了，什么反应也没有。女孩子尴尬的低头，不甘心的追出几步。黑色鞋跟后面的蝴蝶结绝望的跳动着。等我上车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
住在中国农科院，晚上从网吧回来，路过大片的实验田。千百种夏虫呤声四起，寂静清脆。空中一轮浅铜色满月，贴在高楼旁边，仿佛末日奇景，一种洪荒感弥漫开来。不远处水塔黑暗的尖顶高高耸立，我想起几天前一个炎热的下午，有人指着那尖顶纠正我说，那是旧工厂的烟囱。
回去住处要穿过一条实验田之间的幽静小径，今天因为时间晚，铁门已经关闭。我遗憾不能再次经过路口那棵果实红硕的桃树，就像错过了一场艳遇。想要翻身去爬栏杆，踏上栅栏才发觉自己已经不能无所畏惧爬过栏杆，心态、年纪都变了味，顾虑和常识像是横在但丁面前的豹、狮、母狼，使我踌躇。这一刻意识到自己已经过了相信未来无所不能、相信爱和世界和平的阶段。在人生上我已经做出了选择，因此无可避免的失掉了一些珍贵之物。究竟是成长还是衰老？
我绕道而行，却发现所有铁门都已经关闭。我绕向更远处，在交叉路口遇见了前来寻我的亲戚。此时已是夜晚十一点多。
对一个城市的感情多半是从某个温柔，有奇遇的夜晚开始的。羁绊也一样。
奇怪的是北京人尊老爱幼的表现仅仅存在于有人管束的公交车上。只有当售票员喊起“请年轻的师傅起来让个座！”的时候才会有人站起，好像小学生听从班主任的命令一样。这是家长作风的后遗症吗？所以才很少无人售票车，地铁上也到处响彻人工服务而非录制广播的声音。除了大批售票员的再就业问题之外，国民性、市民性、习惯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当然大量难以约束的外来人口也是中央的心病之一。侵犯人权的安检方式、武断的道路修缮、越权的媒体干涉，究竟管理者是不放心还是不信任，是治理方式的笨拙不成熟还是有意选择的高压，不得而知。
看赤壁那天，地铁站上有两个男人在打架。这本不是什么可笑的事，但有趣的是两人都穿着粉色衬衫，身材魁梧，就像一对粉色的熊夫妻，很快，一个人把另一个压在了身下，下面那个拼死挣扎，上面那个也无法善罢甘休。他们的情绪显然正处于生死关头，动作激烈，旁人却只觉得滑稽，这样一想就让人感到悲凉。不被理解的悲哀。
我不断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安居一隅的生活容易让人迷失，旅途才会使得珍贵之物在意识中浮现。我以为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旅行，一个人走路，寻找道听途说的好去处，途中发现有趣的事物，像烟袋斜街的一家专卖个性火柴盒的小店，本子工坊里的帅哥店员，使馆区附近的正宗德国黑啤。经常迷路，寻找的过程也别有趣味。不去酒吧，在咖啡馆度过午餐时光，有奇遇，萍水相逢，给对方留下深刻回忆，甚至敞开心怀，却从此不再相见。和旧友去主题咖啡店或者家里看老电影，深夜漫步街头，安全到家。雨天在书房里读书或者写小说。偶尔为买本书饿一顿也无妨。
不想操心多年未洗的马桶圈、饭碗上结块的污垢还有酒桌上上司的无聊笑话。学习哲学、古典音乐和园艺，以打发生存焦虑。做学问以安生立命、安抚内心。不看电视和报纸，偶尔组织不同圈子的朋友举办家庭式的、无拘无束的、趣味沙龙。这是我现在想要的生活。而我将为之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