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黑暗中发泄

[自制卡片] 阿童木和两张道具卡

毒手疯丐 — Tue, 27 Oct 2009 06:56:00 GMT

我也来玩玩，这电影还没看过，热门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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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钱最高的演员还是要演共产党

毒手疯丐 — Tue, 21 Jul 2009 02:38:00 GMT

本文转载自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石岩发自北京

春节前，主旋律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盗版碟在北京、南京一度脱销，片子的名气越来越大，向投资方、制作方要碟的人越来越多，电视剧还没播，碟片已经送出去5000套
“方面军走出草地时，成千上万的人剧烈地咳嗽。你见过一万个人在一块咳嗽吗？只有长征才有这样的场面，让我们记住这一伟大的远征吧！”这是江奇涛写于1986年的小说《马蹄声碎》的最后一句话。那一年，曾经当过防化兵、侦察排长、《人民前线报》记者和编辑的江奇涛参加了总政文化部组织的“重走长征路”活动。

    《马蹄声碎》是他献给长征50周年的礼物。故事写的是川西北长征队伍里5个掉队的女兵，历经生病、生产、同伴牺牲之痛，在即将追上大河北岸的主力部队时，追兵尾随而至，大部队不得不下令炸毁过河木桥。1987年，《马蹄声碎》被导演刘苗苗拍成电影，只卖出7个拷贝，却在1993年的都灵电影节上获得特别展映。1997年，《马蹄声碎》被南京前线文工团改编成话剧，演了两场之后被“冷处理”，长征胜利60周年再次“献礼”，大获成功。
     2009年，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热播，从不接受采访的江奇涛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尽管他以往的剧作——《红樱桃》、《红色恋人》、《汉武大帝》、《亮剑》……频频成为文化热点。
     《人间正道是沧桑》以前叫《铁血恩仇》。2007年，江奇涛把剧本写完，离他当初的构想已经很远。最初，江奇涛想写中国空军的起源，从1920年代一直写到1949年。这个构思是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的一部分——用三年时间，以电视剧的形式，表现抗战时期的亚洲战区。
     2005年的“胡连会”中断了江奇涛的创作。国共握手，历史的死结被打通，江奇涛萌发了以兄弟家国的框架重新解读中国革命史的想法。2006年底，剧本写成，被陕西一家节目公司买去。后来这家公司又担心题材大，难以驾驭，又将剧本转卖给世纪英雄电影投资公司副总裁严从华。严从华看好《铁血恩仇》的投资潜质，以高于陕西公司“百把万”的价格从该公司手里购得版权，不久又将剧本卖给江苏广播电视总台。

当时，江苏广电正在为两年之后的新中国60年寻找合适的题材。台长周莉看中《铁血恩仇》“史诗般的品质”和成为“畅销品”的潜质。

共产党人也要有感情戏
周莉当过文化局副局长、文联书记和十几年电视台台长，她从江奇涛的剧本里看出很多不同：以往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往往把笔墨集中在解放战争甚至解放战争的局部战场，而《铁血恩仇》描写的是“长篇历史画卷”。

以往这种量级的题材都是写领袖的，“《长征》就是写毛泽东，《延安颂》还是写毛泽东”，而杨立青是“从基层成长为高层”，故事开始的时候，他才19岁，顽劣不逊，后来投身于激情澎湃的大革命——这些都容易引起今天年轻人的共鸣。“献礼”并不是创作任务，“去年改革开放30年，没有合适的题材我们就没拍。”周莉说，中国电视剧发展到今天，能否成为“畅销品”才是重要指标。

     剧本买到之后，周莉在电视台和江苏省委宣传部请了20个人读剧本。20人很快形成统一意见：为了跟主流媒体地位匹配，剧本还要做比较大的调整，要“强化共产党人的形象，要揭示出共产党能得天下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为了吸引把电视剧当故事看的主流观众，要增加杨立青的感情戏。
对江奇涛来说，这意味着二三十万字的工作量。原本30集的剧本扩容到50集，单看一头一尾，便可以窥测其中的变化。
     杨立青玩枪走火，一枪打中窗外十四岁的小姑娘林娥，这是感情戏加码的结果。后来，林娥做了杨立青革命导师瞿恩的妻子，瞿恩牺牲之后，她又成了杨立青的妻子——这后来被学者解读为革命信仰代代相继。
     结尾杨廷鹤对费明说：“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要记住你有一个家。”剧本修改后，杨廷鹤对费明说的话延长为：“我们过去是一家人，将来还是一家人，不论走到哪儿，不论海角天涯、生离死别……人除了血缘，还有情感。血缘，有时候并不如情感可靠。这情感，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原来的剧本，倾向于血浓于水，家比国大。”周莉说，经过再锻造，30集的《铁血恩仇》扩充为50集的《人间正道是沧桑》。新的剧名是周莉起的。
为了保险起见，周莉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主任廖心文请教：从1920年代一直写到1950年代的剧本，请文献研究室里什么部门把关最好。廖心文向周莉介绍了已经退休的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室主任、现任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的刘益涛。刘益涛对从1910年代开始，一直到毛泽东去世的中共党史都很熟悉，而且对毛泽东等领导人不断变化的历史评价都了如指掌。刘益涛向周莉强调：史实不能出错，史评更不能出错。

张黎（他的绯闻和作品一样多）

瞿秋白的衣服+肖楚女的发型+恽代英的眼镜
     剧本很快通过省一级审查，江奇涛问周莉，这个戏你打算大作还是小作？周莉回答：当然想大作。江奇涛说，那我向你推荐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导演张黎。1986年，张黎因为《马蹄声碎》认识江奇涛，1990年代末，两人在《红樱桃》和《红色恋人》里分任编剧和摄像。进入2000年，张黎执导《走向共和》、《军人机密》、《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中国往事》，江奇涛写《汉武大帝》、《亮剑》、《无国界行动》的剧本。
     在《人间正道是沧桑》之前，张黎也酝酿过一个国庆六十周年的故事：“六十年跟四十年、五十年不一样。四五十年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写这个政权怎么来之不易。六十一甲子，我们是不是可以讨论当年失去了什么？”
    张黎想拍六十年前中美怎样擦肩而过。在他的设想中，这个故事应该从1942年的雅尔塔会议落笔：当年几大巨头对世界的规划是什么？为什么雅尔塔会议对亚洲地区的规划没有实现，而马歇尔计划却变成了现实？为什么毛泽东会写《别了，司徒雷登》？
    张黎的构想没能实现，拍摄《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机会却来了。张黎欣赏剧本的聪明：用戏剧的结构展现国共关系的本质，虽说大的历史框架跟教科书相差不远，但历史细节的选择却别具匠心。

     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关押8年的女共产党员瞿霞获释开局。瞿霞在监狱里饱受摧残，以至于“明明心里高兴得像开了一朵花，脸上却一点也笑不出来”，不愿靠近昔日的恋人杨立青。一个女子的彻骨之痛轻轻道出国共二次合作的本质：究竟是心甘情愿携手，还是外敌压境，一个民族不得不做出的痛苦抉择。
     长征段落，主要情节是瞿恩之死。好事的观众从瞿恩身上考据出瞿秋白、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的影子，事实上，瞿恩的造型取了瞿秋白的衣服、肖楚女的发型、恽代英的眼镜。
     这个被PS出的共产党人几近完美，却赢得了大批拥趸。百度“人间正道是沧桑”贴吧上，网友发帖调查《喜欢这部片的，大伙年龄多大？哪里人氏啊？》，回帖470多人，其中三成是90后。一位13岁的网友特别标注“永远挺瞿恩”。
    《中华文学选刊》总编王干认为在瞿恩牺牲的一刹那，《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精神高度超过了《潜伏》。在王干看来，以瞿恩为代表的共产党形象在主旋律作品里有一个长长的谱系：《红岩》、《在烈火中永生》的江姐和许文峰基本上都是神，刀枪不入；《地道战》里的高传宝和《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比江姐、许云峰更可爱，但是精神高度稍有降低；到了《亮剑》和《历史的天空》、《狼毒花》时代，共产党员都变成了实用主义者，实用得让人觉得有点匪气、江湖气。
     “这种实用主义的出现跟当代生活有很大关系，因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王干说，到了《人间正道是沧桑》，信仰又重新回到共产党员的身上，“瞿恩牺牲的时候有点像耶稣。那一刹那说明共产党非常神圣，共产党不得天下老天爷不答应。”

“人间正道”官窑造
     张黎把自己的工作比喻成照着教科书的图纸垒墙：“教科书是平面的，而且没有感情，略显枯燥。”对张黎来说，乐趣在于可以选择用哪些砖，可以决定窗户在哪儿开，门从哪儿走。有江苏台5000万的制作经费做保证，这堵墙可以尽可能修得结实、漂亮。
     制片方津津乐道的数据是：剧中每位女演员的旗袍从花色、盘扣的样式、开衩的位置都是对照林徽因的照片定做的；三百多号群众演员的头发，化妆师都理过、吹过；置景组在北京郊区租用两个总计占地6000平米的仓库，改造成《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专用摄影棚。一个棚用于再现黄埔军校的靶场和教室，另一个棚根据剧情需要，布置成中央党部、情报科、学堂、法庭、金库、防空洞、别墅、警察局、作战指挥室、酒吧、监狱……这仅仅是内景，外景包括按1∶1的比例修建的黄埔军校大门，东征打淡水、北伐攻武汉市纵横交错的战壕……
    “这一看就是官窑的东西。”央视审片小组看完样片后评价。
     其实，“官窑”的效果只是周莉“金三角”计划的一部分。所谓“金三角”是好编剧+好导演+好演员，编剧保证故事，导演保证制作，演员保证人物。
    “现在搞电视剧，首先要有一个好本子，其次看投资，或者选好导演，或者选好演员。出于成本的考虑，很少有把好剧本、好导演、好演员都占全了的。比如海岩的作品，一般是赵宝刚来导，找一些没名的演员。”周莉说。

     在周莉眼里，孙红雷是扮演杨立青的不二人选。
     但孙红雷对扮演杨立青的兴趣并不大，理由是杨立青的戏份并不是男一号，而且平面化，没有血肉，“需要他的时候，就像道具一样被搬出来，不需要了，就搬下去”，孙红雷更中意“杨立仁”。“那肯定不行。演员也是有价钱的，价钱的背后是他在观众中的人缘，这可以决定观众喜欢谁，不喜欢谁。最大价钱的演员还是要演共产党。”周莉反复给孙红雷做工作。
经过权衡，孙红雷同意扮演杨立青，他从人物小传做起，把他认为杨立青的性格和命运发展有缺环的地方都找出来，江奇涛向他承诺：红雷你放心，杨立青这个角色我还没开始真正写呢。受拍摄周期的限制，江奇涛重塑杨立青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
    “一般电视剧从人物性格出发，而江奇涛是从历史事件入手，把个人、家庭、民族一层层地嵌套到历史事件当中，在揭示人物性格方面，难免不到位。”旁观者周莉说，《潜伏》以余则成为中心，《人间正道》不可能每集都以杨立青为中心。“杨立青跟毛泽东在长征中不一样，毛泽东在长征里面确实是核心人物，但杨立青到了1950年代，他也就是共产党的中将之一——当时中将有一两百人。这种身份怎么可能每个历史事件都有他出现？”

“杨立仁”在剪戏
     杨立青加戏的时候，杨立仁在剪戏。
     戏拍完，粗剪完是56集，经过审查，6集的内容被删掉了。其中包括孤岛时期，担任军统上海站负责人的杨立仁刺杀日本间谍头子郎本的一段打斗漂亮的动作戏。这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但同样的时段里，共产党一方没有能与之匹配的硬戏。杨立仁筹划刺杀的时候，杨立青在抗大当教员，用手榴弹炸鱼改善学员的伙食。审查的时候，刺杀的情节基本上被取掉了。张黎跟审片人一点点磨，最后只保留杨立仁萌生刺杀念头，待到行动地点，郎本已闻风而去。
    “对于立仁这个角色要分阶段看。1920年代的立仁是热血青年，所以他会刺杀北洋政府巡阅使，但孤岛时期的立仁已经偏向国民党右翼，表现国民党右翼的抗日不合适。”审片专家说。
     为了保险起见，制片方用这个精神举一反三，把剧中涉及的正反两方大大小小的人物全部扫描一遍。
      范希亮享受了和立仁类似的待遇。范希亮是黄埔军校三期六班的班长，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亲手执行了对黄埔恩师瞿恩的枪刑。对他的“审判”已经借瞿恩妻子林娥之口先期下达。国共二次合作，在黄埔毕业生的一次聚会上，范希亮向林娥解释,他行刑不仅是奉命而为，也是瞿恩本人的意思，“师命难违”。林娥回答：有些罪过可以补赎，但是不能洗刷。于是，本来可以成为抗日名将的范希亮死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最惨烈的一次溃败——中条山战役的战场上。

饭否

毒手疯丐 — Mon, 06 Jul 2009 03:17:00 GMT

人间正道是什么

毒手疯丐 — Thu, 05 Feb 2009 18:46:00 GMT

本来是跟帖的，一不留神写的字超过100了，拿来贴成日志，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最近在看孙红雷主演的《人间正道是沧桑》，看到42集了，什么时候看完，得看我的空虚情况了，基本上30集以后就是靠耐心在坚持了。

这是一部党史、军史电视剧，基本上看了可以了解从黄埔时期到解放全国的全过程了。

需要补补近代史的可以看看。

题材很敏感，也就张黎(他就是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黎叔，冯小刚的御用摄影师，葛优他们拿他名字开玩笑的。曾经导过《走向共和》《大明王朝》)才会拍这种找死的电视剧，拍出来，估计老干部会头疼，老百姓不喜欢。

感觉：

不是很满意。这戏换个导演我想会更好。

满分100分的话，我只能打78分。

有的部分看着就觉得导演十分欠揍，或许是经费不够，最重要的战争场面都是虚假的一带而过，令人无法忍受。感觉主角杨立青好像就是打扫一下战场，就升官了，有点假。

扮演杨立仁的黄志忠演技很棒，和孙红雷飚戏旗鼓相当。几个配角演技都很好。

故事题材也还行。时间跨度很大，一家人的生死沉浮，本来应该是一部恢弘的史诗的，成了章回小说。

怎么说呢，就是整部戏缺乏一点激情，有点散了，不够紧凑，不会让你透不过气来，紧追不放。就是慢吞吞的一碗温开水，你说没营养吧，它也能解渴，想要痛快淋漓就没有了。

瞿恩！！瞿恩！！瞿恩！瞿恩！！

里面有个重要的配角瞿恩，主角的精神导师。

当代史我不是很熟，中国人都不研究当代史的。

但是凭我的感觉，我知道瞿恩就是瞿秋白。这个人物很敏感啊。张黎这样歌颂，恐怕有人不乐意。

窦唯：我总希望结善缘得善果

毒手疯丐 — Mon, 08 Dec 2008 05:23:00 GMT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吴虹飞，实习记者张莹莹

北京的秋天只有那么十来天。午后阳光明媚，窦唯穿着深蓝色的夹克，双手插在兜里，站在街心公园，气定神闲。
音乐人窦唯今年39岁。当年，香港红磡演唱会上，“小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瘦，清秀，沉静而有爆发力；“黑豹”乐队主唱、“魔岩三杰”之一，才华横溢，幽默风趣。现在，他是“不一定”乐队成员，沉默寡言，不再开口唱歌，有时候弹古琴，或者在朋友的酒吧里玩“拱猪”；一个离过两次婚，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

王菲与窦唯

     2006年，因不满相关报道，他独闯某报社，一时激愤点火烧车。有图片为证，窦唯安静地坐在一旁，等着警察前来，就像做错事，乖乖等待老师发落的小学生。
     2008年3月，北京市一中院二审判决窦唯犯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因情节轻微，且是自首，免予刑事处罚。对判决结果，窦唯表示服从，但“如果往后再有类似的不公平事件在身上发生，我还是不会妥协，会抗争到底”。
     然而，与他自闭、易怒的公众形象不同，那天我们看到的窦唯宽厚、温和、幽默。他侃侃而谈，力图坦诚交流，声音低沉，笑容天真，似乎心情很好。
     他其实关注公共事务，喜欢批评，比如北京奥运、城市卫生、大学生就业。为了佐证，他提到了温家宝，提到了西单街面上忽然陷落的大坑。他讲道理的时候，词汇从1960年代向历史更深远处归去：正直、善良、本分、孝道。
     话题重心依然是音乐。“录音棚最让我感到安稳。”他说。今年9月，“不一定”乐队又录制了7张唱片：《香春》、《立夏》、《入秋》、《冬轻》……
    他说，新唱片里，父亲也录了音。“似乎到了这个年龄，我开始意识到跟父母的关系。我现在是要反过来搀扶他们了，尽孝。母亲那儿呢，就是挣了钱交给她，让她心里觉得安稳。父亲那里，就是在事业上对他回报。他很满意，甚至兴奋。要是我没想错的话，他正在家听新唱片呢。”
——请谈谈爱情吧。
    他温和地笑了。想了一下，很认真地说：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以后认真谈才行。“我对‘爱情’表示怀疑。在良性社会里，爱情存在；但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它一定是变了质的。”

此一时彼一时
     星外星唱片公司老板周小川说起窦唯充满敬佩：他愿意很苦地做唱片。和他说话，他总说“不一定”。“唱片什么时候发？不一定！演出什么样的音乐？不一定！窦唯兄近况如何？不一定！”
很多人认为窦唯想挣钱很好办，只要开口唱歌。但周小川说，窦唯“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有所为，有所不为”。
     11月1日晚，一场活动邀请了“不一定”乐队和崔健。窦唯和乐队在一家咖啡厅内演出，时间为5点半到6点半。不到5点，就有人在咖啡厅聚集，人群与舞台之间隔着一块挡板。
    5点半，挡板后有一个不甚清晰的声音说，“大家好，我是窦唯。”而后，演出开始，但人群显然没有预料到他们将完全不能看到乐队，有许多人没有听到窦唯简短的开场白。
    6点，靠后的人群开始散去。6点半演出结束，挡板前还站着的人大概有30个。窦唯后来承认这块横亘在乐队和观众之间的挡板是他要求的。他觉得只用音乐与听者交流就可以了。
     两个小时后，崔健带着乐队在相距不远的一个较大的场子演出，在唱一首歌之前，崔健仍然要说几句。现场气氛热烈。唱了《红旗下的蛋》、《时代的晚上》、《蓝色骨头》等几首歌后，崔健返场，唱了两首老歌，现场气氛达到最高潮。
如果说，崔健积极参与社会，批判现实，扮演“活动家”的角色，窦唯则缄口不语，演绎了“隐士”脚本。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梦想，在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当中，就做了一个梦。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活在梦里，各式各样的梦想里面，为了这个梦想去做事。我自己也一样，活在一场梦里面。”这是《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出VCD中窦唯的一段话。
     1994年，摇滚的声音出现得正是时候，“魔岩三杰”本来彼此独立的音乐，集结以制造声势。可是之后，“魔岩”唱片撤出内地，他们再没有版税收入，也没有演出维持生存。现实压迫着摇滚音乐家，理想遭遇了无穷无尽的功利和尴尬，瞬间的辉煌成为了往后十几年回忆的伤疤。

那会儿真是浑身的活力
     窦唯1969年生于北京，家住大杂院，父亲搞民乐，母亲在北京第一机床厂上班。父亲把窦唯“领进门，带上道”，6岁时窦唯就在幼儿园演出吹笛子。“小时候我父亲把这些节奏啊、强弱啊、南派啊、北派啊，都通过民乐告诉我了，我都领会到了，都学得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我摸起这些东西顺理成章，很自然。”
     他喜欢画画、踢足球、听相声，自己也会说，和朋友在一起，大家都会被他逗得乐呵乐呵的。“我遗传了我母亲的幽默。她是个老北京，光那些土话就够你乐的。”但窦唯内心仍有隐秘的一面。朋友说：“窦唯小时候的确开朗，但不是能和你交流的人，他很少跟人有心灵上的交流。”
     上中学时，父母离婚，窦唯和妹妹跟着母亲生活。这让他“总觉得惶恐不安，总觉得要发生点什么事。对人际交流，对社会认识，多少都有影响”。“离异家庭子女相对来说都比较独立、我行我素，磕磕绊绊是自己的事儿。好在我们的成长阶段相对和平，起码衣食无忧、生活平稳。”
     十几岁正上初中，窦唯第一次听到了摇滚乐，“就只剩激动了，完全就热血沸腾了，从节奏，到旋律，到和声的这些转变，都很令人震撼”。1985年，窦唯进入职高，学习精神病护理。这个专业“音乐的成分比较大，工作加娱乐，带领病人唱唱歌跳跳舞从而减轻他的病情”。“最让我觉得滑稽的是，第一学期一开学，一看这音乐老师我认识，是我小学一个教数学的，连钢琴都弹不利索，还没我知道的多呢。我忍到第三节课，绷不住了，站起来跟他顶。果不其然这个老师后来被换掉了。”
     在职高他学了一点吉他，因为对节奏有兴趣，就又学打鼓，“没去打任何教材，也没跟老师学，完全就是自己瞎摸着玩”。
     18岁，窦唯考上北京青年轻音乐团，开始走穴跑垫场，“主场”是蒋大为之类的，“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唱些英文歌，也唱崔健，港台艺人当中唱齐秦的”，跳霹雳舞，“那会儿真是浑身的活力”。“冬天我基本上都在东北，好在北方冬天外面冷，屋里暖和。南方冬天屋里比外面还要冷。有一年冬天去安徽，给我冻得。”当年那些“腕儿”，“《红楼梦》剧组，那穴可没少走，在台上来一个片段，朗诵一下，唱唱主题歌，就已经火得了不得了。观众一看，哟，贾宝玉、林黛玉真的在台上——就跟见了神仙一样。”

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
    1988年，“黑豹”乐队主唱丁武离开，之后窦唯加入，几乎包揽了所有词曲创作。数年后，“黑豹”同名专辑在香港推出，引来内地盗版狂潮。《Don't Break My Heart》在香港商业电台排行榜高居榜首，《无地自容》、《别去糟蹋》也广泛传唱。
     窦唯红了，却在此时退出黑豹，广为人知的原因是“抢了峦树女朋友”——王菲。但那只是“原因之一”：“当我意识到以后要为了所谓成功不断重复的时候，这对我而言是难度非常大的事。这是一个真伪的问题，不是那样的状态却要重复那样的状态，很受罪。”他不再唱黑豹的歌，成立了新的乐队“做梦”，与此同时签约魔岩，于1994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黑梦》，与何勇、张楚并称“魔岩三杰”。
     1994年12月17日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成为中国摇滚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魔岩负责人张培仁写道：“……在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状况下，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红磡体育馆历来严格的规定阻止不了上万名决心要站起来的观众，他们用双手和喉咙舞动、嘶吼，他们用双足顿地、跳跃，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在香港，几年来几乎没有见过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
     当是时，窦唯短发黑衣，表情淡漠，脸上散发年轻的光辉。他开场，唱了《高级动物》、《噢，乖》等歌。至今仍有人在看当年的演出录像时表达对窦唯的惊艳：他的爆发力，他的嫩稚的表情——好一个单纯干净的少年！
     摇滚是怎样的黄粱一梦！14年后，窦唯对“摇滚盛世”、对那个在VCD里唱歌的少年感到“惭愧”。“盛世？盛世不是靠吹出来的，你说这还在随地吐痰呢——最后只能让人家看笑话，利用你。咱们这儿的人就是傻了吧唧让人利用，让人戏耍，自己还觉得蛮不错。”
     摇滚青年终于要长大，梦终于要醒。“摇滚盛世”如流星一样绚烂划过，魔岩三杰各走各路，各自沉默、萧索。张楚曾偏安青岛，醉心电子音乐，越发寡言。传说他要复出，演唱会也做了。而北京的小圈子里，流传着窦唯离婚后如何穷困潦倒的小段子，他没有辩解过。

真正有想法有能力的人，更多地是被压制
    人物周刊：红磡的演出十分引人注目，后来离开摇滚放弃了挺多诱惑吧？
     窦唯：惭愧。红磡那场演出，在我看来是一个阴谋的序幕。从接下来这10年的发展来看，并不像他们当时所说的。扶植内地的原创音乐啊、新音乐的春天啊，这都是他们（台湾音乐制作人）的幌子。他们用这种东西来开发内地市场，占领内地市场。淘金之后回去发展他们自己。周杰伦也好蔡依林也好，近些年的主流是些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里面绝对有……说轻点叫欺骗，说重点叫欺诈。
     做商业没错，但没有基础的话有点像玩火自焚，中国火嘛，引火烧身。商业导致各种各样的矛盾，最后音乐做不下去，乐队也散了。人家正好乘虚而入，有经济实力有制作经验，把脉号准了，按他的策略进行，他不会考虑你的风格、感受。

人物周刊：据说魔岩进入大陆之后，签下的摇滚乐手乱花钱？
窦唯：《山河水》那张，在所谓的制作成本中居然搀进了80%水分，我后来看到一本账目，里面六七十万完全是瞎账，说我制作《山河水》期间鼓手找了3个，还有什么调琴师，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我是一抓到机会，比如在这种平面媒体上，我就会直言不讳，我曾对《南都周刊》说张培仁就是个流氓，“妖孽兴风妄说唐，不做音乐做文章”。我跟台湾人接触，他们口若悬河，说得你激情澎湃。紧接着，《双截棍》啊、歌伴舞啊就来了。

人物周刊：问题是国内的公司做艺人扶持不起来。
窦唯：唱歌这个的确比较泛滥，扒拉过去就是一唱歌的，利用少男少女年少无知、充沛的精力和热情，并不根据你的特点去规划怎么扶持。在咱们这儿，如果你是这么一块料，你不会得到扶持，更多的是要么过来占你便宜，要么过来毁你一下。出来的都是一些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像李宇春这样的，都是恶搞。真正有想法有能力的人，更多地是被压制。

     人物周刊：有没有听现在摇滚圈比较著名的一些乐手的作品？
     窦唯：我没有完整地听过。这个我不去批评什么，存在即合理，我只是觉得比较无奈吧。环境很恶劣，成人有问题，你还能要求孩子怎么样呢？除非他天生有悟性，更多的人只能是乌合之众，随波逐流。
     所以我后来不愿意参加所谓“二十年辉煌”这样的拼台式的演出，宁愿自己找一些能够彼此理解的合作伙伴，用一种寂寞的方式玩。有段时间在一个叫“绿”的酒吧演出，没观众，我们就自己在上面玩，完了之后服务生给我们鼓掌。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有些比较年轻的乐队，他们唱英文歌，很有西方范儿？
窦唯：我们都有年轻的时候，年轻的特点是模仿。有悟性的人他可能会去做转化，学皮毛的人也就是皮毛而已，用这些做煽动的素材。摇滚乐最大的特点就是煽动。我也跟别人说起过真伪。（伪摇滚）留个长头发、装出点艺术气质，行骗，台上也好台下也好，床上也好床下也好。在初期头发长短是衡量是否摇滚的重要标志。

     人物周刊：是不是头发越长越摇滚？
     窦唯：对呀。摇滚乐这些乐手，刁民很多，斤斤计较的人很多。我有这样的经历，有说这种话的资格：刁的非常之刁，坏的非常之坏，伪善的极度伪善。了解他的人之后再去听他那些所谓表达，就是做出来的，伪装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是很本分的？
      窦唯：我不空说。比如发唱片，我不会像有些人那样：我们在筹备，我们在创作，我们在磨这个剑。过了很长时间什么都没看到。我是愿意有了实物之后说，只要唱片公司没有晃点我，我就可以这样跟你们说。我不愿意说得痛快，到后来没影了又去圆谎。那不是正路。
     人物周刊：你完全可以做一个明星。
     窦唯：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现在根本没有环境。现在的明星，我觉得都是丑儿，红地毯上那些人，不过是被包装打造出来的，我觉得明星这个词贬义的成分更多。明白的人你跟他一说，他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不明白的你再跟他说他也很难理解，说你放着成功啊名利啊，不知道去利用去获取。
     人物周刊：你是知道什么是名利的吧？
      窦唯：我也是近些年才好像明白。有名好办事，有利生活好。

歌词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那就免了吧
    人物周刊：《雨吁》之后你的唱片几乎不再有歌词，你也不再开口唱歌，为什么？
     窦唯：简单地说，想唱就唱，前一阵口号不是“想唱就唱”吗？想不唱就不唱了。没必要因为人说你唱得好，拿这个炫耀。
     人物周刊：据说前一段在上海演出你唱了。
     窦唯：用他们的话说，是我封口8年后首度开唱。我瞎唱，支支吾吾，完全即兴。找了个音响师在台下播放之前录好的音乐，在这个音乐基础上现场往上加人声，我就是发音，唔，吁，啊，呀，嗯。6段，大概35分钟。
      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我发音有音的成分，跟我这个乐声融合在一起，合情合理。来的人不是要听我表达什么思想，这些东西时下来讲近乎扯淡。都后殖民了你还表达什么？我觉得歌词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完全是模式化的东西，那就免了吧。他们说让我唱些脍炙人口的，我觉得我不是那种状态了，你让我再去表演的话，我会觉得那是欺骗。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意识到表达没用？
      窦唯：2000年吧。没什么具体的事，从1990年到2000年，慢慢产生这种感觉。
      人物周刊：他们会不会觉得你不够合作？
      窦唯：我丑话说在前头，我参加你的活动，这是我的一个标准。同时在这6段里有一段是有歌词的，我这就叫虚实相结合。我更喜欢开场。所谓压轴，都是具有轰动效应的人，很会忽悠，同时也是群众基础比较好的人。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的群众基础不好？
     窦唯：至少被别有用心地妖魔化了。
     人物周刊：对你跟王菲的关系做过很多报道，有没有伤害到你？
     窦唯：人言可畏，现在环境那么恶劣。还好，没有太去计较，我还能够做到平静。

心理有疾病的人很多，只不过自己没意识到
     人物周刊：你觉得生活中有很多阴谋？
      窦唯：大到政治，小到民生，无处不在。
     人物周刊：那你怎么对待它们？
      窦唯：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不变的就是做人的标准，正直善良，慈悲为怀。只要你能守住战线，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人物周刊：是不是经常对人有不信任感？
窦唯：会，这个也是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的确大到政治小到民生，人与人之间、朋友之间，各种心机啊、算计啊，都会有。我也多少受到些影响。

     人物周刊：两年前你出事的时候，你的朋友们还是蛮维护你的。
      窦唯：我想他们也是依据事实来说的。我生活中还是比较检点的。这些人尽管说我的好话，但我也不认为你替我说一点好话，我就一定要认同你。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易怒吗？
     窦唯：我对这些个流氓小丑，经常会有特别暴力的倾向。有时候甚至想，有一天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

人物周刊：我觉得你还蛮关心社会的，比如对奥运你表达了一些关注。
窦唯：我从小到大接受革命主义教育，一直都有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思。中学课文《岳阳楼记》，说的就是这出吧？再加上那些反特影片，“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北京的交通，搭上奥运，也有所改善。不过车越来越多，道路建设又会出现一些隐患，比如路上一个大坑。最近不是从食品到药品都出现问题吗？我觉得就是阶级敌人在暗中搞破坏。听上去像是开玩笑，但是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人物周刊：这种阴谋论有没有可能错了？
      窦唯：我坚持认为有这种可能性。连“9·11”都被人质疑了，那么大一个场面都被质疑是布什家族的阴谋。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行为有过反思吗？
      窦唯：说实话我反思过，肯定的东西多于否定的。我离队，继续做音乐，到现在至少不断地有成果。只不过比较担心，在现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看到你有成果的时候，更多是挑剔、冷嘲热讽的态度，不断产生新的阴谋瓦解你的创造。
       人物周刊：有报道说你有心理上的问题，类似狂躁症。
      窦唯：闯报社这场事件中，我接受了司法部门的精神鉴定，他们认为我是正常的。我跟他们说了，现在是反着的，正常的被认为不正常，不正常的倒被人们接受了。所以有这种言论我觉得很正常。现在心理有疾病的人很多，只不过自己没意识到。

我就这样，怎么了！
       人物周刊：你现在比较多的是做民乐？
       窦唯：我正跟乐队成员一起挖掘编排以外的可能性。就是“不一定”，完全即兴，发挥。我觉得编排有很大虚假成分，同时即便你表达什么也无济于事。与其那样，不如更自由、更真实一些，和谐与不和谐并存。
      人物周刊：平时生活是什么状态？
      窦唯：我平时……都不一定。前一阵一直都是在整理这些录音素材，前天做完了春夏秋冬这4张。正在跟人谈发行的事，希望12月份能做成。

     人物周刊：一般在哪儿玩？
      窦唯：之前是在酒吧，最近没有了。我已经厌烦之极。凡是这种经营场所，总会按照盈亏做方针，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安稳的地儿。
      人物周刊：什么地方让你安稳呢？
      窦唯：录音棚。我们9月份又录了次音，完全即兴的。
     人物周刊：大众可能觉得你越来越远了。
      窦唯：有可能。人们现在更多是想唱歌跳舞，我们后来的音乐没那么时髦。
      时尚这种东西在我们这儿简直是个笑话。就好像穿着特漂亮、特前卫时尚的服装，然后走在垃圾场上。连城市卫生都还没做好呢，就谈时尚。电视里面慈善义卖那种场面，我一看，一帮伪善分子，一个包就几十万。

      人物周刊：有没有觉得自己的音乐意识太超前？
       窦唯：我不觉得是超前，相反我们好像有一点返璞归真。
       一定要放弃那些模式化的东西：前奏、第一段、高潮、反复、结尾。我觉得到了不破不立的时候。我他妈的上来这一段我就平平淡淡，我就这样，怎么了！现在叫一切皆有可能，我就可以。到一定阶段必须要有反省，这样你才能出新，不是为了出新而出新，而是我们不说让别人，首先得让自己兴奋起来。当我发现摆脱这些束缚，做起来得心应手，不用你跟我说应当怎么样，我干嘛要那样啊。
      我就按我的想法去做。我们大家上来就和，排什么练啊，不排练，排练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到了演出的时候特紧张，演完了每个人都如释重负。这完全不对，在台上的时候应该是最放松的、最享受的。那我们就胡抡胡来，在台上抡得特兴奋，演完了还觉得怎么这么快就完了，要不要再来一节？那会我觉得，这样才在这里面找到乐趣，而不是在台上我要表现给你看，这也是“不一定”一发不可收拾、做到现在最重要的因素。

       人物周刊：你不看重音乐技巧？
       窦唯：有种不良风气就是，你一定要展现你的技巧，你让我看到技巧，让我服你。当然要注重形式，但走到头你会发现这是特别死的一个事。把技巧展现得特别淋漓尽致、登峰造极，那你感受的部分是什么？
      我们一开始做摇滚乐的时候觉得自己挺知道的，多年之后觉得可能这东西是我们想出来的。实际上像洗一次脑，自己更新。我向来欠缺技术，但向来表达的都是真实感受，可能有幼稚的成分，我自己听也觉得傻里傻气的，但我没有骗你没有骗我自己，我不会用技巧去骗得别人认同。

     人物周刊：有没有可能不做音乐了？
     窦唯：这个我不敢想，除了做音乐，我不具备其他任何生存能力，也想不出别的门路。好在我现在还有想法，还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虽然一直对唱片的销量没有什么了解，但好在还一直在发行。
     人物周刊：你不知道唱片的发行量？
     窦唯：我从来都不知道，从发行第一张唱片到现在我全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现在的收入来源是什么？
      窦唯：基本就是唱片。发行公司会给我一个基本的保底。不多，但足够维持。
     人物周刊：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窦唯：一半一半。事业的部分我还算满意，不足之处是家庭这一块。
      人物周刊：能一直做下去挺幸福吧？
     窦唯：我总希望能跟人结善缘，得善果。大家能跟我合作，共同有这些作品，也是冥冥之中，因为心存善念，好事聚来。

陈凯歌：没人可以演独角戏

毒手疯丐 — Thu, 27 Nov 2008 17:16:00 GMT

作者、自述：陈凯歌采访：南方周末记者张英实习生李邑兰

转载自【南方周末】

《无极》的遭遇可以这么看，我和谢晋导演一样，在很多事情上是没有经验的。

我现在不大上街，因为我的北京已经消失了。

陈凯歌从来没有怀疑过黎明能演好梅兰芳

    1998年，导演丁荫楠曾想拍《梅兰芳》，他要把《梅兰芳》作为“历史文化名人电影系列”首部曲。丁版电影剧本是根据青年女作家李伶伶的传记小说《梅兰芳全传》改编的，电影局也通过了审查，但3年多过去，电影一直未能开拍。
    梅兰芳儿子梅绍武写了一个20万字的文学剧本，梅家后代一直希望有人拍出《梅兰芳》，他们心目中的导演是关锦鹏。但3个月后，关锦鹏宣告退出。
陈凯歌是梅家看中的第二位导演，梅葆玖公开表示愿意无偿给陈凯歌提供各种资料。
    这些资料让陈凯歌发现了一个让他意外的梅兰芳，原来梅兰芳是 “思想前卫的80后新青年”，有着“被绑架的人生”，“戴着纸枷锁却终生自由的人”。
    2007年7月，《梅兰芳》以“中国式大片”的架势开拍。
   《梅兰芳》这部影片被认为是陈凯歌的“翻身之作”，来自中影集团的消息称，《梅兰芳》在全国范围投放数字和胶片拷贝共计1400个——比3年前《无极》的470个拷贝纪录，增加了近千个。
    11月23日晚，南方周末记者在陈凯歌工作室专访了陈凯歌。头发花白的陈凯歌坐在高高的木椅上，每更换一个新问题，都会习惯性地戴上眼镜，翻看放在桌上已经写好的关键词。
    陈凯歌说话平缓，用词谨慎，谈到《无极》，几次欲言又止。他强调《梅兰芳》没有自传的成分，“因为我没有资格”。

梅先生的电视机
    我家和梅家都在西城区，地理距离很近。梅家住在护国寺街一号。穿过护国寺街，有个小胡同叫西巷，穿过西巷就可以到我们家住的太平胡同。按照步行算的话，15分钟就到了。
    小时候，因为父亲工作忙，碰巧我和梅家第三代的孩子在一个幼儿园，有时候到了周末，幼儿园不开，父亲会把我送到梅家过夜。那时候我五岁，没什么太清晰的记忆了。
     我见到梅兰芳先生都是晚上，他在家里的客厅坐着。我记得他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就是很安静地坐着，脸上有点笑容，跟我说一些我根本听不懂的话，我很拘谨，待了一阵儿，就跑去看电视去了。
     那是1950年代末期，中国绝大多数人家里没有电视，他们家居然有电视，我记得接收的好像是苏联台的节目，里面人说的话我也不懂。后来我知道，那台电视机是苏联政府送给梅先生的礼物。

     几年前，梅葆玖先生来找我，希望我拍《梅兰芳》。我没有直接答应，只说想一想，我要把梅兰芳的相关材料看一看。
     后来，梅先生派人给我送了一大堆关于他父亲的书，几个月后我才看完。和梅葆玖先生见了几次面，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后，我接下了这部电影。
     梅葆玖先生给我描述的梅兰芳形象，我后来在老子的《道德经》里找到了印证，说他是“豫兮其若冬涉川”，犹犹豫豫地好像跨过冬天的河水；“俨兮其若客”，到哪儿都像是客人一样的；“涣兮若冰之将释”，春风拂面的感觉，就是跟他在一起待着，有如坐春风之感。
     梅先生最为打动我的东西，是他青年时代的照片，他的眼中有一点点忧郁，却非常坚定；他一辈子乐观，同时又怀疑，既相互冲突又高度统一，一辈子是昂着头。我们有他一千多张照片，没有一张是衣冠不整，或者领子扣没有系或者头发纷乱的。梅葆玖说他没有见父亲发过脾气，人前人后脾气差不了多少。
     梅葆玖已经七十多岁了，讲的都是少年时的温暖印象。对拍他父亲的电影，梅先生很大度，没有给我制造过障碍，他对我最大的关心，其实是不说出来的信任。
     我们摄制组出过一个大事故，一个40吨的吊车倒下来，虽然没有太大损伤，但大家都受了惊吓。第二天，梅葆玖先生给我发来一条短信：“我听说了昨天的事故，很担心，希望你们保重。”常人情态这些东西是我最看重的，他真不愧是梅兰芳的儿子。
     梅葆玖先生是一个新时代的人，他对我的帮助，除了娓娓道来他对父亲的印象，父亲是怎么说话的，还会给我提供很多梅兰芳原始的录音带和录像带。
     不久后，京剧《梅兰芳》在北京演出，我是抱着学习的目的去看的，因为喜欢于魁智这些演员，演出完还去了后台。我对他们演这个戏很敬佩，但我没说过“它给我前所未有的震撼”，也没说过“讲故事上给我什么启发”，我就是平常心去看戏而已。

凡人梅兰芳
     梅兰芳在我印象里一直是个传奇人物。旧式文人樊樊山在写《梅郎曲》里，说江南这些仕女们，就是梅先生的那些粉丝，个个身上都要绣一朵梅花。具体地说，叫沉醉江南仕女心，衣襟总带梅花谱，这是很厉害的。
    梅兰芳先生1956年有一个讲话的录像，当时是用电影胶片拍，后来转成磁带，我发现里面梅先生说的居然不是北京话。后来拍戏的时候，我跟黎明说：不要你是那种很土的北京腔，因为梅先生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从当时的报纸上看到，梅兰芳是那个时代最引发争议的人物。孟小冬和梅兰芳的爱情，按我的看法，百年后可能会成为中国民间传说的新经典。梅孟之恋当时是公众高度注意的焦点，两个人不能双出双入。枪击事件之后的轰动程度，绝不亚于现在，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像所有的爱情经典一样，梅孟恋也以离别作为结局。

      梅兰芳去美国这件事，从1927年就开始筹备了，成行是两年多之后。1929年底，他坐加拿大邮轮，从上海出发，海上要走一个多月。在这两年多里，除了胡适以外，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没有一个不对梅兰芳去美国大加批判的，这其中也包括陈独秀、鲁迅。虽然他们是新文化的主将，但他们在骨子里就看不起梅兰芳，看不起旧戏子。我想对于刻意求新的梅先生来说，他是痛苦的，他得不到社会上在新潮流中有影响力的人的肯定。
     我查到当时报纸上笑话声很多，梅先生没有对这些嘲讽做任何回应，只是踏踏实实用了两年多，在经济上、创作上完成了赴美的准备，坦然去了美国。
     其实我更不明白的是，梅兰芳去美国干嘛。去让美国人了解京剧，那是对牛弹琴；去让自己扬名立万，美国人没有人知道谁是梅兰芳。那他去干嘛？
     梅兰芳的美国之行是一场真人秀，他是要让美国人看到中国人是什么样。他的微笑，有我们很美的艺术，有我们谦虚的态度，他就是去做这个。他的美国之行没有赚钱，还赔了点钱。其实去美国有很大风险，他很可能在西方得不到成功，这样国内就会加剧对他否定。后来，他成功地把风险变成了辉煌，让他成了大人物。
     但梅兰芳也有常人之心。刚刚解放不久，他在上海演出，程砚秋先生也在演，他就派个小孩去看程先生演得如何，这就是常人心理。
梅兰芳面对自己艺术上的成就，或多或少存在着恐惧，他不知道怎么找到自己的价值。

撕不开的纸枷锁
     梅兰芳身上有一个荣辱不惊，被今天的社会遗忘的平和，这对我来说，是很动人的一种品格。
     严歌苓说了一句话特别好，说他是个温柔的抵抗者。我觉得严老师这话说得非常准确，梅的一生都在进行温柔的抵抗，他反对过分地赞颂他，他也会抵抗外部的诱惑，在战争的时候，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纸枷锁”的情节出现在影片里，是在西太后生日的堂会上，因为家人去世，梅兰芳没穿红衣服去，结果受到鞭打，还被套了个纸做的枷锁。孙红雷演的角色在戏里讲：“这个纸枷锁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是用薄薄的纸做的，你不用力气就可以把它撕开，但实际上，这个纸枷锁你是撕不开的。”
     梅兰芳成功之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被人们或观察，或模仿，或斥责。梅兰芳在一定程度上，处在弱势地位，他没办法去回应所有人对他的赞誉或批评。
      梅兰芳要想做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想让他成为谁，这就是偶像的悲剧。
     梅兰芳知道纸枷锁的存在，但他只有忘掉枷锁，才能在另一个境界中找到自由。
     梅兰芳深受五四运动影响，他想做一个新艺人。中国京剧舞台上所有的新戏都是梅先生开始的，包括古装新戏和时装新戏。尤其时装新戏，跟当时的社会价值观，跟当时充满愤怒青年的北大、清华，是息息相关的。
     梅兰芳并不是一个真的“80后”，他是那个时代的时尚风向标，年轻人以作为梅的拥戴者而自豪，学生们跟戴校徽似的，戴一个梅的标记。
     我觉得梅兰芳之所以是梅兰芳，就在于他在四五个新戏之后，就断然不再做下去，他觉得对京剧负有责任，他觉得再这么做下去，就不是京剧了。
虽然电影已经拍完了，我仍然觉得梅先生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个谜。从开始准备一直到现在，都有这样的印象。所以我在影片结尾后，让黎明所扮演的梅兰芳，淡淡地对他的追随者说：别跟着了，谢谢大家，我要扮戏了。
这说起来是再平淡不过的话，但是把他的一生都总结了。

自传？我不够资格
     有人说《梅兰芳》是我的自传，我不同意。我永远不会把我的任何一部电影拍成自传，因为我觉得不够资格。
     我把我看成陶土做的器皿，这个器皿是用来装水的，是来装梅兰芳先生的，我永远不在这个器皿里装自己，我不会跨过这个界限。
     拍《梅兰芳》我遇到的具体困难是：如何拍一个离我们不太久远的年代，如何拍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我们面对很多限制，不像一个虚构的故事，只要符合人物的基本性格，都可以加以发挥。
     比如梅孟恋，有人觉得不过瘾，但我必须考虑到梅氏家族对电影的观感，不能让他们觉得受了伤害。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譬如不能把孟小冬的名字改掉，那大家会疑惑，是不是在孟小冬之外，还会有别的恋情。但是有的名字，必须要改，譬如十三燕，有人会对号入座。
     电影有没有可以发挥的地方？有。特别是邱如白和梅兰芳之间的关系，邱是梅党的代表人物，他是最难演的，梅和邱的关系是整个影片中最有价值的。这个人引领着梅兰芳走上创新之路，可以说是梅的导师，同时兼具梅的天字第一号粉丝的身份，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对梅兰芳这个人着迷，还是对他在舞台上扮演的女性角色着迷。
     邱如白是反对梅孟恋的，正如电影里孙红雷说的：“谁毁了梅兰芳的孤单，谁就毁了梅兰芳。”那不是借口，也不完全出于个人的妒忌，他看到了梅并不是一个为寻常世界而生的人，他是一个戏疯子，他把梅兰芳的艺术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要。
     之所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最有价值，就在于他们之间不断发生的矛盾和分裂。在孟小冬事件上，以及后来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一个艺人是否应该为家国之事而彻底放弃舞台的生活，邱有不同的看法，而且我觉得他掌握着真理。纳粹占领法国的时候，法国所有的演员都在舞台上；而在日本侵略占领区内，中国的演员都不演戏了。
     同时，邱如白是个虚荣的人，他希望做林间大王，可梅兰芳是最不希望做林间大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中间，是人性的角力和对时代演进的不同看法。
     邱如白花了一生去了解梅兰芳，他最后讲：“我们俩这一辈子，年轻的时候，我连时髦的衣服都不让你穿，就是为了活得真，台上才能真。如果有来世，我不会再拦着你，因为我明白了，你想做一个凡人，你也许一直就是个凡人。”到了片尾，他们不是恩断义绝，而是打点过去，重新开始，这才是我最想表达的。

父亲教了我什么
     《梅兰芳》我忙了3年，它不是一个可以任意发挥的作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先要找到规矩是什么。我还是喜欢用比较古老的方法去做电影，所以我是一个笨人。
     很多人对我用黎明演梅兰芳持质疑态度。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黎明，我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很勇敢地说：“我就要按我是梅兰芳来演。”
     我要做是让黎明放下负担，通过每个具体镜头的拍摄告诉他，我对梅兰芳先生是怎么理解的，逐渐地使他感受到梅的脉搏，进入梅的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去复制梅兰芳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
     我后来在纪录片里看到黎明有个动作，他化好装，在等着拍他的时候，他一直在摄影棚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右手撩起他的衣襟下摆。我看了很感动，黎明演戏的时候，跟梅兰芳一样，是低着头默默地去做的，对这样的演员，我们还能说什么？
     选用章子怡是因为她的眼睛会说话，这能帮助她演的这个人物非常生动。
     选孙红雷演邱如白，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在我们印象中间，孙红雷演的都是性格粗犷的人物，形象比较底层。但孙红雷的表现证明了一件事，演员只要爱自己演的人物，而不是把自己工作看作是一次快餐，有可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艺术形象。
     我想起当年好多人问我，你父亲是电影导演，他到底教了你什么。其实父亲讲得很简单，他说的就是主观和客观，这个主观和客观几乎就涵盖了一切，观众会怎么接受你的电影，用什么状态去看你的电影。
     这次拍了7个月，我一直在跟演员说，演戏演什么呢？就演人物关系，演彼此之间，演你我之间，演你和他，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没有人可以演独角戏。当你和其他人物都不发生关联的时候，你的表演至多是自我欣赏，不会更多。
     我不同意关于电影的后半部分沉闷的评价，影片在抗日战争这段，我认为是前头所有故事演进的结果，挺有力量。我们并没有刻意地说我们一定要在一个电影中间，永远保持一个节奏，因为我觉得这段恰恰是电影中表现梅最有力量的一段。

我扮演的角色太小了
     我现在不大上街，因为我的北京已经消失了。
     北京是我的出生之地，它的节奏和生活方式被中国现代化发展给改变了。这种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变化很残酷，甚至充满了暴力。我们现在不再住在四合院里，城里基本上没有了胡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安详的生活方式，也都变了。
     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短暂的文艺复兴，最后还是让位于国家经济发展。电影进入市场经济，跟其他行业一样，有一个很痛苦的蜕变期。痛苦、衰变也好，都需要时间，五年、十年都不算长。不同时代的导演有不同的困惑。刚刚解放以后，习惯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拍电影的上海导演，也经历了痛苦的蜕变。
     导演可以是时代的产物，也可以不是。在今天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我扮演的角色太小了，我说的是真心话。时代的改变不是预先通知的，说来就来了。时代是最有力量的，我们是应该顺应的，而不是抱着一个排斥、抱怨的态度。
     《无极》的遭遇可以这么看，我和谢晋导演一样，在很多事情上是没有经验的，我宁愿把它的遭遇看成是在影片上映前，我介绍和引导的工作不够。其实说到底，好像在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里，你要过关，面对一个选择，你选什么。这个可能没有跟大家说清楚，我觉得结果也非常正常。
     我一直没把自己当作一个了不得的人，这不是我因为我经历佛教，我有忍辱之心，而是我觉得你不能要求别人和你的想法一致，不然你就是霸道。不管什么事情到第二天，都应该忘到九霄云外。佛家教我们，要像掸落尘土一样的，把你自己所有的心思、你的忧虑掸掉，我希望我是这样的。

尔冬升：鹄的本来(上)

毒手疯丐 — Sun, 16 Nov 2008 15:38:00 GMT

原文刊于《收获》杂志2008年第5期《一个人的电影》专栏。

中文名：尔冬升

　　英文名：Derek Tung-Shing Yee, Tung-Sheng Erh

　　小名：小宝

　　生日：1957年12月28日

　　身高：185cm

　　香港全能型电影人，年轻时外型俊朗，为邵氏电影公司著名武侠小生。后转型为编剧及导演，曾两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及最佳编剧，并监制过十余部电影。

　　尔冬升生于香港九龙城，父尔光(1914-1974)，天津人，原名尔树森，是香港五、六十年代极具影响力的电影制片人及导演，曾为永华、邵氏、国泰等电影公司担任制片，大导演李翰祥亦为他所提拔。母红薇，原名罗珍，满州镶黄旗人，本姓那，四十年代著名演员及配音员。红薇原嫁演员严化，生四子一女，三子秦沛及四子姜大卫如今皆为香港著名演员，秦沛曾两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姜大卫在尔冬升童年时(1970)即成为亚洲影帝。严化去世后红薇改嫁尔光，生一子，即尔冬升。虽然同母异父，但兄弟之间感情很好。秦沛与姜大卫分别比尔冬升年长十二岁及十岁，于他如父如兄。事业上三兄弟亦互相扶持，尤其秦沛曾多次在尔冬升导演的电影中演出。除了父母兄弟，尔冬升家族中尚有二十多人从事电影相关工作。1967年香港暴动期间，尔冬升随父举家避往台湾，念了三年小学始返香港。

　1975年，尔冬升17岁中学毕业，家人原希望他去加拿大读书，当时已是亚洲影帝的姜大卫也愿意资助弟弟学业，但尔冬升决定随两位哥哥进入电影圈，成为邵氏基本演员。尔冬升在邵氏主演了二十多部电影，他外型出色，演出过许多金庸、古龙笔下的武侠人物……

　导演作品：

　　1986　癫佬正传 = 天天星期七 The Lunatics

　　1987　人民英雄 = 银行风云 People's Hero

　　1989　再见王老五 The Bachelor's Swan Song

　　1993　新不了情 C'est la vie, mon chéri/ Endless Love

　　1995　烈火战车 Full Throttle

　　1996　色情男女 Viva Erotica（与罗志良联合执导）

　　1999　真心话 = 大话情人 The Truth about Jane and Sam

　　2003　忘不了 Lost In Time

　　2004　旺角黑夜 One Nite In Mongkok

　　2005　早熟 2 Young

　　2005　千杯不醉 Drink Drank Drunk

　　2006　电视：狮子山下－水中的故乡(香港电台电视部出品)

　　2007　门徒 Protégé

　　2008　新宿事件 The Shinjuku Incident (摄制中)

尔冬升：鹄的本来

尔冬升商羊

一

其实他虚岁五十一了，但大家仍然叫他“小宝”。这个当年由姥姥起的寄托长辈宠爱的小名，怕是以后都将跟着他，一直到更老、更不小宝的时候。

五十岁生日的正日子在去年12月底，那个时候到日本拍戏，忙得连染头发都没了心情。后来文隽去现场探班，带回的照片中有两人合影，两人都是一头白发。几乎所有看过照片的女孩子都会惊叫起来：小宝有那么老了吗？文隽说，那是啊……我们同年的。女孩子就嘀嘀咕咕：说是这样说，但，这是小宝啊……

那部戏名叫《新宿事件》，自去年11月开机到今年年初关机，拍摄过程曝光极少。五月戛纳电影节期间，曾影影绰绰发过新闻，透露影片上档时间为9月；而后，又音讯杳杳。私下里，间或有小宝的消息，说他去了泰国做后期或者去日本补拍镜头，有时候，为影片送审出现在北京……记忆中，小宝是一个笃定的人，他的习惯手势是交迭双臂于胸前，而神情总有点微微笑，所以就常常有一种等着看戏的闲散，所以，无论传说中他怎样忙于跑东跑西，都会让人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于他，却还是不慌不忙的。

7月，香港，小宝开着白色的奥迪穿梭在九龙城中，找一间可以吃饭也可以抽烟的餐厅。“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知道哪里可以停车、哪里有好吃的东西……”

“那么‘新宿’怎么样了呢？”

小宝说，今天超热。就自己笑了起来。

现今的中国导演当中，少有小宝这样相貌堂堂的。老一辈中倒是不少。当然，说到一个男人先说长得好不好，是有点幼稚，尤其男人们对于被大多数女性公认长得好的同性，多半不以为然；而对于类似“相貌”这种就像电影一样属于各有所好的话题，也从来达不成一个广泛共识。不过，饶是如此，还是要说，小宝确实可当“相貌堂堂”这四个字。

“其他导演……也有长得好的……”他几乎是习惯性地客气一下。如果一个小朋友被赞好看像叫小名一样一直到了五十岁，好看就成了胎记，于人是与众不同，于他是与生俱来。一个好看的人说“好看有什么用”和有钱人说“钱多有什么用”一个意思，就是客气地承认了一个公认的事实。社会常识和社交经验都告诉我们，以貌取人自古就有，不由自主。《史记》记载中最早的出处，是孔子圣人对于内贤外丑的弟子子羽的错判――孔圣人都如此，何况凡人你我。心理学上说，以貌取人的心理动机缘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50％以上的第一印象来自外表，其次是言行举止。也就可见，在并不了解的前提下，好看的人相对容易博得他人好感。

因此，言及小宝，首先就有一个优势：很多至今还未曾熟悉和了解他的人，如果看过早年的粤语片《三少爷的剑》或九十年代黄蜀芹版本的《画魂》，或仅仅只看了去年春节火爆一时的《门徒》，如果还能够记得那个风流倜傥的三少爷或温文儒雅的潘赞化或神定气闲的缉毒警官，大概会对他已经有了好感。陈可辛说到十来岁的时候在香港街上看到当时正在热恋中的小宝和余安安，大惊：怎么会有那么好看的人又正好在一起呢？就像一对神仙一样……

很多年后，他们终于第一次合作《门徒》，一个是导演一个是监制。距离初见，当中已经三十年过去。这个做导演的至今不知彼此第一次见面，那个做监制的因为他的外貌，留下怎样深刻的记忆。这恐怕也是一个男人说到另外一个男人的好看的时候，最妙趣横生也最事不关己的评价了。陈可辛的好，在于实事求是；而尔冬升的好，在于从来也不挟貌自重。

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是1986年的《癫佬正传》，讲述底层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和社工、传媒之间的曲折故事，揭示不为人知的社会盲区人群悲剧性的命运。在当时普遍营造温情怀旧的文艺片空气中，该片无疑别开生面；一经问世，举座哗然，也由此奠定了小宝之后所有影片的基本格调。同母异父的大哥秦沛因此获得1986年第二十三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和1987年第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两尊最佳男配角奖座，首执导筒的小宝成为了香港影坛一大惊喜。此时，距他入行邵氏做演员，不过短短十年。

之后，拍摄《人民英雄》，将第七届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男女配角尽收囊中，并被香港、台湾两地再度誉为当年佳片。

约定俗成中，稳固其大导演地位的影片是1993年执导的《新不了情》，当年香港无论是导演会还是金像奖，无一例外，都将最佳导演的奖杯颁给了他。同时，在其获得的六尊金像奖奖杯中，除最佳男主角外，所有最主要奖项悉数囊括。

转行做导演至今，截至2008年《新宿事件》，二十年，十二部电影，获奖不下六十个。如果登录由他挂帅的“无限映画”公司网站，将看到完整记录。平日里，他关注民生，喜欢和各阶层的人打交道，其固有视线的专注投射，使所执导影片呈现出洗练的风格和纪实的力量，从而真实涉及了香港社会尤其是底层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困境和伤痛。香港评论界说：尔冬升可能并非香港电影界最出色的电影人，但肯定是最有心最有胆的一位。

这样的评语对比他公子哥儿一般的容貌和做派，常常会让人非常好奇。

商羊：有一次在电视里看到一部老的粤语片，你和钟楚红演的，她演一个神婆，撑一把伞就可以隐形，你演她男朋友，穿一身橙色的运动衫裤，傻乎乎的，又高，就像一根胡萝卜。

尔冬升：《我爱神仙遮》？那是钟楚红的第二部电影吧……（笑）那时候钟楚红才傻乎乎呢。

商羊：你不喜欢自己演的电影啊？当年邵氏的当家小生，十年五十部电影，至今还是很多女孩子的梦中情人吧？

尔冬升：（笑）我要是有那么多钱，就把以前演的片子全部买下来，烧掉。

商羊：真的蛮傻的，脸红扑扑的，还涂红嘴唇……《三少爷的剑》当中对喜欢他的女孩子说，小丽，我觉得我没必要和你睡。

尔冬升：呵呵……后来做导演了，一想到如果还要戴头套演大侠，就会想吐。

商羊：演太多了，烦了。

尔冬升：一部分原因是，还有其他。比如演员的生活和大家是脱节的，我做演员的时候，就不知道泡面可乐多少钱；现在去问刘德华，大概他也不会知道白菜萝卜多少钱。那种随时曝光的生活，没有安全感，现在香港狗仔队那么厉害，就尤其了。还有，最主要的，我不要做甘草演员。

商羊：药引子不是很重要？

尔冬升：很重要，可是我不要做。（笑）我要在剧组里做最重要的那个人。

商羊：唔，不错。

尔冬升：真是这么想的。（还是忍不住笑）我现在年纪大了，说这样的话大概没什么人可以骂我了。

商羊：做了香港电影圈的小宝很多年，见谁都是叔叔阿姨，谁都宠你，谁也都可以教训你……有一天发现自己做叔叔阿姨了，可以抬头挺胸了。

尔冬升：我对香港电影的第二代都很好的，现在不下有三十个入了这行吧，目前为止，最红的也就是谢霆锋。秦沛的两个孩子要入行，都是学音乐的，做的曲子还都不错，我说做幕后我还可以帮忙，要是做歌星什么的，就帮不上了，唱片上的事情我不懂。

商羊：你还蛮喜欢管教后生的嘛。世家子，在圈子里长大，好像都很注意敬老；爱幼就另说了，爱幼要看人品了。

尔冬升：我是特别尊重老前辈，但是，我前面说，我不要做甘草演员，也是心里话。我不是不尊重他们，但人跟人不同，我就做不到他们那样：年纪嘛也大了，所有晚辈都很尊重你，在剧组里都恭恭敬敬叫你一声小宝哥小宝叔，但你一直演的就是配角，虽然没有这个配角，主角都不成戏……我不要做那种演员。

商羊：人各有志。

尔冬升：那种感觉……不喜欢；而且我看了太多，知道再红的演员，也早晚有下去的一天，我不想坐着等那一天自己来找我。

商羊：危机感。

尔冬升：那时候老演大侠，楚原导演有一次对我说，骄傲骄傲，人要傲，不要骄――我一直都记得。

商羊：你是在很红的时候就想到要走了？

尔冬升：是，（笑）我不想等到有人赶了再离开。

商羊：所以做导演了，所有人都围着你。

尔冬升：（笑）大概我喜欢控制局面。

商羊：能够做导演的都有极强的控制欲，不过不是都愿意承认的。

尔冬升：做电影，从有一个想法开始，慢慢弄，最后弄成一个片子，大家看了会哭会笑会骂会赞……很奇妙的。

商羊：家里人都反对你改行做导演吧？一个家里出两个最红的小生，多不容易。

尔冬升：反对，当时都反对。我出道时大家都关照，都是家里的朋友，而且我是姜大卫的弟弟，谁敢欺负我？（笑）姜大卫那时候多红啊，我么，还可以……现在家里人觉得我的选择还是对的。

商羊：那是因为你做导演也成功了。

尔冬升：觉得我做得还可以。

商羊：突然谦虚起来了……

尔冬升：（笑）也不是，成功？有多成功呢？电影本身就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要让现在的我来说电影，我真的觉得它没有以前我们认为的那么重要了。这其中不仅仅是我们的心态有了变化，其实心态有了变化之前，是现实发生了变化――其实，让现在的我来谈电影，我都觉得没什么好谈的，生活中有很多可以谈的事情，电影未必是其中的一件。你说，你觉得电影重要吗？

商羊：不……那么重要。

尔冬升：就是嘛。

商羊：作为观众来说，如果我今天想好去看一场电影，晚上下雨了，或者说，男朋友来约我了，那么我可能就不去了。

尔冬升：对啊，你看……

商羊：但是呢，如果不期然地看了一部好片子，那种沉浸在其中的快乐或感伤，是下雨或者男朋友也不能一时取代的，这种时候，电影好像又显得重要了。

尔冬升：也对……（笑）我不是对电影失去了恭敬心，也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个东西了，当然我喜欢这个事情，觉得有趣，也有意义。但是，现阶段的我们，做电影，感觉上就像是一群蚂蚁，排成一队小心翼翼、兢兢业业地走着，边上突然一只大脚一踩，“轰”地一下，全都走散了；然后大脚踩过的地方拿布一擦，原来的气味没有了，我们也就无法再找回原地、找到彼此了。所以我说，现在谈电影，有什么可谈呢？

（沉默）

商羊：你喜欢香港吗？

尔冬升：现在也不那么喜欢了……觉得香港不适合生活。我喜欢纽西兰，那里的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很真诚的友善，他们那种笑容，还有说话的神情，都让人觉得他们生活得很开心，很平静。五十岁一过，我倒常常有一种遁世的念头。

商羊：其实，在《门徒》里面就看得出来。

尔冬升：有吗？（笑）不会是因为我安排了刘德华那个人物，他过那种生活，就被看出来了吧？

商羊：不是刘德华而是吴彦祖，是从吴彦祖身上看到的。

尔冬升：是吗？（点烟）

二

《门徒》开机发布会那天，2006年8月，八号风球过境香港。从半岛酒店看出去，凄风苦雨，大浪滔天；而屋子里一式西装笔挺的漂亮男女，不是穿黑就是穿白。刘德华、吴彦祖和古天乐分别端坐于一张古典华丽的高背沙发上，支着手，严肃。

小宝说，吴彦祖原本挑了古天乐那个角色，但是，我要他演现在的这个人物。

这是一个受命潜伏大毒枭身边的卧底，所以深居简出，独来独往。除了和毒枭生活的所有时间外，他必须和警队上司保持联系；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是去一个不知名的旧屋天台，喂养一群无主的鸽子。

始终没有人问过导演，吴彦祖几次走到天台喂食看鸟，而后看它们飞向茫茫天空，眼睛里露出茫茫的神色，是不是仅仅因为对自由的渴望？

要自由，始终可以自由，哪怕代价惨重。他每一次去，却一次比一次更加清楚，这是一个渐渐不复的自由。并不仅仅来自外部禁锢，更主要的，是主动放弃。

这也就是影片公映之后，评论说：“这个故事毫不复杂，故事背后的暗示却很复杂。导演用心良苦，机关算尽。他也是一个典型的悲观主义者，对于空虚有最深层的探讨，但为人作风却天生刻苦，于是明知道一切都是虚无，却仍然要在每一个过程中一丝不苟、事必躬亲……在《门徒》中，不要期望看到爱情。爱情似是而非，变得可有可无。他秉持务实的人生观，应该不喜无谓浪漫，却常常会有遁世的念头――在吴彦祖的身上，偶尔可以看到这样的痕迹。”

商羊：你认为，相比电影，生活更重要？

尔冬升：重要，当然重要。我想，我是做不到为了电影，放弃自己的生活。

商羊：那么，电影之外，你现在喜欢什么？

尔冬升：（不假思索）潜水。

商羊：因为极限运动？

尔冬升：不是，因为和大自然全然接触。整个人被海水抱着的感觉，非常好。有时候，你看到那个地方就离你这么远，（比划着一丈手的距离）可是你就是过不去……很奇妙的感觉。有时候，你看着水里的小鲤鱼，浪很大，把它打回原地，它就一下一下靠着那两个小小的鳍，甩啊甩地，就要游过去――就是尼莫，知道吧？（大笑）一个浪过来，它又回去了，但是它又开始往前游……一起下水的朋友都要看鲨鱼啊什么的，我不要看，我喜欢看小鲤鱼，可以一看就看很久。有意思。

商羊：年轻的时候，你不是喜欢赛车？

尔冬升：现在觉得，那是一种很低智商的运动。（笑）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怕死，一圈一圈地兜来兜去，也没什么好玩的，是很刺激的，但是，其实不人性。要是有一辆车中途出事了，你看好了，是没有人会管你的，看也不看你，很残酷的。

商羊：要是看到有人出了事，会没有心理阴影吗？

尔冬升：我对于死亡，倒是没有其他人那么大的负担。我十四岁的时候，父亲死了。家里朋友多，别人家里有了白事都要去参加，我常常去殡仪馆的。其实我现在最好奇的事情就是死亡，我很想知道那一刻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我找了很多书来看，有的说看到了以前很多往事，有的说，看到了一道光……我最想自己去体验一下究竟会看到什么，我很好奇。对于很好奇的一切事情，我都想自己去看一下，看一下就好了，知道了就好。

商羊：你的好朋友傅声的死对你也没有阴影吗？

尔冬升：傅声……当然不一样，那是很难过的。一个和你那么亲的人突然就不见了。我们感情很好……确实是很难过的。

商羊：那你还要继续赛车？你的成绩好像很好，得过很多冠军，还有车队。

尔冬升：唉……年轻的时候，不就是那样嘛，猛，粗，都是那样过来的，而且也一定要经过那样的日子，后面才会明白过来。那就是年轻时会喜欢做的事情。现在的小孩子要做什么，有的长辈看不惯，我就没什么太多看法，自己都是那样过来的嘛。（笑）拍《早熟》的时候，我就很同情房祖名，他那个年纪明明就是应该玩、应该胡闹的，偏偏要被我们叫来拍什么电影，这个一定要这样、那个一定不可以那样，苦死他了。

商羊：你还老捉弄他。

尔冬升：（笑）晚上拍完戏过海回家，看他们过来了就叫船开走，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船走就是上不来。

商羊：欺负老实孩子。

尔冬升：房祖名倒真的是香港二世祖里面少有的会对长辈鞠躬的孩子，那是林凤娇教得好；成龙和房祖名在一起的时候，房祖名像爸爸，少年老成的。

商羊：那是因为你们这一代自己都像小朋友，小朋友只好快点老了。你看，当初觉得赛车会是自己一辈子喜欢的事情，哪里知道现在喜欢了潜水。

尔冬升：可是不经历那些，不到了这个年纪，是不会知道的。

商羊：你就那么肯定潜水是自己以后一直都会喜欢的？

尔冬升：是。现在年纪也大了，不会那么多变化了。其实，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多变的人。我一谈恋爱就是很长时间，第一次谈恋爱就想到结婚，但是当时不可能，我做了男主角，余安安也做了女主角，就拍戏吧，不给你结婚的。

商羊：那么对于电影呢？

尔冬升：电影是一个慢慢退出的过程。

商羊：慢慢地拍得少了，慢慢地不拍了？

尔冬升：是啊。我想留出一点时间给自己，去看一些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地方。现在出国旅行，国家会重复，城市一定不重复。我还想去爬山――我一定要去一次喜马拉雅山，就是最近，一定要去一次。可能爬山需要一定的体力，高山上人体的反应又都不同，可能需要之前在香港附近每天爬山训练，锻炼一下体能。最近喜马拉雅山的登山记录已经被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先生破了，他登上了基地。我也要去那里看一下。

商羊：你追求一种生活状态，其中，有电影的参与。

尔冬升：我喜欢大自然，我喜欢的人、物，也都是自然的不做作的。比如高尔夫我就不喜欢，那个自然环境是做出来的，不是天然的。那个运动就像我们年轻时候打撞球一样，是和自己打，没有对手的，很容易上瘾；而且，现在打高尔夫的人也多半是要赌一下的。我不喜欢那个。如果真的要在自然环境中走一走，我建议去加拿大，那里的草地、山，都特别安静，那是一个自然的环境。至于我做导演，也就是想尽量真实自然地记录下现在一些人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商羊：其实作为一个导演，应该对生活保持最大的兴趣。

尔冬升：前面说了，我选择不做演员做导演，一部分原因就是不想和社会脱节。我做了导演之后，有一天去旺角买鞋，有人走过来叫一声“导演”，我当时真的好开心。不做演员了，不就是希望过上这种可以随便上街、想去旺角买鞋就可以去旺角的日子吗？大家叫你“导演”，不会再叫你演的大侠的名字。你是你自己了。可是，我现在又觉得，其实一个导演的生活也慢慢和社会要脱节了，好像有这种风气――这种时候，就会对自己做的事情产生根本怀疑。

商羊：还好，你始终在维护自己做一个普通人的乐趣。

尔冬升：我恐怕是全香港认识三教九流最多的一个导演了。上至特首，下至毒贩，各行各业，都有可以聊的人。香港很多警察和我是朋友，还有法官，都很年轻的，小朋友一样。不过法官的生活是很严谨、很自律的，在香港做法官不容易。

商羊：都是做电影过程中结识的朋友？

尔冬升：对。做一部电影通常都要搜集好几年的资料，《门徒》就用了八年，当中三年时间和警察毒贩生活在一起。《新宿事件》也筹备了有十来年，大量的资料。但是说到拍得最开心的一部电影，倒是《早熟》。

商羊：为什么？

尔冬升：题材轻松啊，年轻人的恋爱，虽然触犯禁忌，但是，还是温馨的……会常常想起自己年轻时候。

商羊：大家公认你最好的作品是《新不了情》，不过我却喜欢《旺角黑夜》，很戏剧，很残酷，但是那种端正的大白天下的残酷，不阴冷。

尔冬升：电影导演创作一般就两种，一个剧本是灵魂，靠演技，一种是剧本不重要，导演的拍摄技巧为主，留白给观众。我是属于一定要剧本的，而且我差不多都是自己写剧本。我不是一个多么好的导演，做编剧好像有天赋，而且演员经历给了我一些经验，知道什么样的电影观众可能会喜欢。我一直在拍自己擅长的影片，《旺角黑夜》是一个看上去并非我擅长、好像依赖了很多导演手法的片子，但内质上，其实没有脱离我擅长的范畴。

商羊：所以，你不是那种贡献影像模板的导演？

尔冬升：（笑）我不是学院派。

商羊：也许写意和写实的不同。

尔冬升：我喜欢把一个故事讲得很动人，有真实的力量，也有艺术的美感。

商羊：说起来，又是香港导演的工作习惯了――你们从事工业产品，不那么介意自我重复，但必须保证它的市场空间，其中，尤其是市场接受度。

尔冬升：内地不是吗？

商羊：内地做艺术品。

尔冬升：艺术品的市场就很难找到规律了。

商羊：内地导演大部分都是艺术家，即使本来不是的，赢得市场后也就想当艺术家了。香港导演都是车间主任。

尔冬升：（笑）艺术家和车间主任有很大区别。

商羊：主要区别在女人的数量上。

尔冬升：（坏笑）噢――怪不得香港导演都去内地发展了。

商羊：那么你呢？

尔冬升：我不喜欢北京的生活，北京不是一个可以生活的城市。

商羊：女人也不足以？

尔冬升：（笑）我从小在这个圈子里长大，什么美女没有见过？美貌很暂时，吸引力可能比一朵云飘过眼前的时间都要短；何况，每个年龄对于喜欢的人的要求又各不相同。理论上，谁不想遇到一个能够让自己轰轰烈烈不顾一切爱一场的人？可是，谁也都知道，年纪不同了，想法不同了，也就越来越不可能爱上了。现在觉得，要真的爱上一个人，其实是很难的。我现在就很想能有一次失恋的感觉，失恋多好啊，多么凄美啊。

商羊：你年轻的时候，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

尔冬升：（笑）哪有？

商羊：有遗憾吗？

尔冬升：唔……怎么说呢？年轻的时候，大概玩得到一起是很重要的事情了，要事事都由着我，否则就不行――现在就不这么想了，但也是应该经过了年轻时候才会知道……应该去做一次催眠，就会知道自己到底怎么想的。我就很想去做一次催眠，想知道自己的潜意识里究竟有些什么，事先放一台机器，把我说的话都录下来，不过，（笑）我想我大概是不敢去看那个录像的。

商羊：都说你年轻时候大男子主义……

尔冬升：喂……（笑）我是没机会碰到张曼玉跟她讲了，她说我大男子主义真是害死我了……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大男子主义是好的，我觉得，就是男人要有担当，什么事情都是大男人冲在前面，这才是大男子主义。我以前那种大男子主义就是什么都要听我的，其实就是自私啦，哪里是什么大男子主义。

商羊：谈到你，总还是不能避免谈到张曼玉——旁观者都会有一种善良但无意义的愿望。

尔冬升：那也正常……还是王家卫对她的影响比较大，是演了王家卫的片子之后，她突然开窍了。我们在一起三年，她那个时候的样子，就是成龙《警察故事》里面那样……她喜欢恋爱本身，那种浪漫的感觉。

王怡影评——爱是最温暖的地方：《画皮》

毒手疯丐 — Fri, 31 Oct 2008 15:37:00 GMT

作者：王怡

《画皮》很令人意外，我抗拒了许久，还是去看了。就如看见妇人，忍不住眼目的情欲，心里的邪念。耶稣说，这就和那妇人犯奸淫了。众人退走，连他的门徒也却步，说如果这样，还有谁能跟随夫子你啊。

时代的氛围是很微妙的，鲍方在60年代，以一丝不苟的镜头，临摹了蒲松龄的故事。阴森、干脆，既深得民间宗教以“惧怕”为教化之道的精髓，更体会了蒲氏针砭世道人心的胸中块垒。将人心的幽黯荒唐，也将世事的风雨如晦，政治的波谲云诡，都外化为一个鬼魅世界。中南海禁了这个片子，但陈毅私下说，拍得好，有教育意义。

到1987年徐克的《倩女幽魂》，启蒙之风，垂范两岸三地。深受理想主义的感召，徐克尽管承袭了厉鬼狞妖的氛围，却无比温暖地，塑造了一个浪漫主义的小倩。人要从妖的地位，恢复人的形象。多年以来，这电影打动我，甚至不夸张地说，是自由主义的五个一工程。

90年代初，电影大师胡金铨的临终之作，《画皮之阴阳法王》，回到阴风阵阵的聊斋境界。鬼魅之说，成为对体制的妖魔化，和对内心罪愆的辩护词。中国文化的救赎之道，从来都有两种，一是庙堂之上、道貌岸然的“内圣外王”之途；一是江湖之远、孤魂野鬼的“降龙伏虎”之法。

其实蒲松龄笔下，《画皮》不是论鬼，而是论人。在古典汉字中，一切对人心的透视，都不如陈生偷窥鬼画皮的这一幕，来得一目了然：

（陈生）心疑所作，乃逾垣，则室门亦闭。蹑迹而窗窥之，见一狞鬼，面翠色，齿如锯。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已而掷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睹此状，大惧，兽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遍迹之，遇于野，长跪乞救。

人皮之下，是鬼魅世界。可惜有两点，其一，这赤条条的刺破真相，是指向别人，而漏了自己。其二，人鬼共处，男女同室，善恶相争，这如何是个了断。蒲松龄笔下，只有天灵灵、地灵灵；却没有落下来的恩典，生出去的盼望。于是揭开画皮之后，人生在世，只剩下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

男人不是好东西，女人都是狐狸精。这样的体认，是对聊斋在道德层面上的简化。也无奈地流传于市井坊间、蛮汉婆姨的悠悠之口。只是耶稣的登山宝训，说得更锋利。他对摩西十诫的诠释，直指人的动机，把自我道德评价五颗星的犹太法利赛人，彻底圈在罪不可赦的阵营。意思是说，你们人人都不过是画了一张皮，披上身上。就如旧约先知说的，人的好行为，穿在身上，也是污秽的衣裳。

这话把人推向绝地。也使聊斋的尖刻，忽然变作犬儒之辞。这种犬儒化，在当代知识分子和各种信教人群中，也是遥相呼应的。在理性的层面，知识分子们掩面不看内心的污秽无力，把妖魔化的方向单单指向制度。将意志的捆绑，降低为体制的捆绑。而从一个反面，拔高了政治的意义。而在信教人群中，也有一种意识形态，在灵性的层面，把人性的罪愆与试探，多推给外在的邪灵魔道。

如有一个基督徒丈夫，有了婚外情。大家说是邪灵入侵，为他祷告赶鬼，直至虚脱。后来他果然回到了妻子身边。不久，遇见教会一姊妹，问那位弟兄如何了。姊妹长叹一声，答曰，那个鬼又回来了。

这看似基督教的故事，其实还是《聊斋》的续集。因我们始终不能全然伏罪，仰望恩典。我们始终需要强化一个鬼魅世界，好把我们分别出来。看似恐怖，其实是为寻求人的安全感，而通过一个故事，把恐怖承包出去，也把责任承包出去，剩下一个我见犹怜的自己。

电影中的都尉王生，就是这样，以发乎情、止乎礼的儒教方式，也是法利赛人的方式，在身体上守着对妻子佩蓉的盟约。因为在婚姻中，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这权柄乃在妻子。但小唯，这个他带回家的妖艳狐精，将他的情欲撩动。无数次春梦醒来，王生让自己沉浸在被试探的亢奋中，他领着弟兄们，一面守身，一面守城，成为影片中充满张力的暗喻。所以当佩蓉怀疑他时，王生几分激愤、几分绝望，说出这句最有意思的话：

“其实是你心里不相信我能做得到”。

但以耶稣的回答，王生早就活在奸淫之中了。你只有身体是干净的，有什么用呢。你和小唯一样，脱去画皮，下面就是妖精。我相信这一幕，曾以不同形式，出现在每个人的婚姻中。也出现在我的婚姻里。第一重绝望，是我心里真的做不到，今天做到，也不能保证明天做到。我心里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第二重绝望，是她也不信我能做得到。所以她心里也是苦。第三重绝望，是两个苦人，又何苦相爱呢，既然这蹩脚的爱也不能释放我们。

可怜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里，爱从来不曾占据过显赫的位置。文化传承中，只有一群不知道妻子是谁的圣人，却找不到婚姻的典范。许仙与白素贞，董永与七仙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与织女；最美的爱情，竟然都不是人跟人的。都是人妖之间，人鬼殊途，天人隔绝。我们无力尊重自己的妻子，却轻易跳过打折的婚姻，直奔民族国家的叙事。我们无力勒住情欲的铺张，却努力阉割国家的权力。所以失败的婚姻，总是产生革命家；偷情的男人，最容易成为左派。而公域与私域的划分，送给妻子们一个破碎的世界。

导演陈嘉上，给了一出好戏。他比徐克更彻底扭转了鬼魅文化的阴森气质，重新把一种浪漫和略显幼嫩的爱情观，放进聊斋里。画皮中，每个人、每个妖，都被爱吸引。在冤冤相爱的连环中，最终，都愿为所爱的那位去死。在当下，这是几乎被嘲笑的模式。也几乎和知识界的一切伟岸念头不搭界。好在这年头韩剧的影响力，大概给了导演一些勇气。

在剧中，最终大家也唯有一死，才能解决罪的试探。编剧没有给王生一个机会，亲自窥见小唯画皮，反把这个机会给了佩蓉。这一节改得巧妙，也改掉了最尖锐的部分。使得爱在肉体中面临的试探，也被抽空了一半。

末尾死里重生，破镜重圆。意思是没有死里重生的魔法，一切都是枉然。只是魔法来得太过稀奇，妖的魔法，如何就能胜过人的罪呢？看了电影，再往死里想，还是一个寒战。

就像童话里，美女吻了野兽，野兽就变成了人。谁来给我们一个吻呢，叫我们也从妖变成人。画皮之下，叫一个新造的人开始活过来。我也相信，爱是最温暖的地方。只是，谁肯为我们从那里来呢。

2008年10月24

《海角七号》喜欢，还是非常喜欢？

毒手疯丐 — Thu, 30 Oct 2008 08:06:00 GMT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陈力平客

10月5日，马英九带着同僚去台湾西门町乐声戏院，低调看了《海角七号》，5天后，他高调发表“影评”，公开大赞《海角七号》代表了“坚毅、勇敢的台湾精神”，把影片和奥运会上倒地11次还站起来奋战的跆拳道选手苏丽文并列为“台湾最宝贵的资产”，并借此鼓励民众，“有信心重振台湾经济”。

马英九显然觉得这样的表态不足以表明自己的激动，10月25日，他专门到赞助《海角七号》的南投信义乡农会酒庄摊位前致意，感谢他们赞助台湾电影，让这部电影大卖。

弹吉它的小邮差阿嘉和弹月琴的老邮差茂伯都各有粉丝。

今年8月22日，《海角七号》在台湾上映，两个月时间里，影片创造了各种票房“奇迹”。“台北票房情报网”的统计数字显示，仅台北市，《海角七号》的观众就达到了91万人次——至少每6个台北人，就有一人看过《海角七号》。

票房奇迹迅速演变为席卷整个台湾岛的“全民海角运动”，台湾中天电视在一个节目里甚至引用了这样一句流行语：“没看《海角七号》，社会压力好大！”

《海角七号》的编剧和导演叫魏德圣，这是今年40岁的魏德圣拍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他也不知道这部片子为什么这么红：“没有原因！3000万是我们该得的；5000万是我们要感谢观众的；5000万过后我不知道感谢谁。因为那不是我们该得的，我只能感谢上帝，谢谢你补偿我那么多。”

负债3000万也得拍
魏德圣瘦高身形、戴着眼镜，没上过任何一天的电影课程，最后的学历是电机专科。15年前在台湾导演金鳌勋手下担任场记，开始了他的电影之路，曾经在杨德昌的《麻将》与陈国富的《双瞳》中任副导演。他的公司“果子电影”办公室里，还堆着十几瓶《海角七号》里的推销员“马拉桑”推销的小米酒。

《海角七号》的故事源自四年前，魏德圣从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一位邮差花费两年时间把一封地址不详的日本来信送到了收信人手上。“海角七号”是魏德圣虚构的地址，他把影片的背景时间拉到了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开始撤离台湾，一个日籍教师在遣返的船只上，写下了给友子的七封情书。信封上的地址是“恒春郡海角七号番地”。小岛友子是片中日籍教师的台湾恋人，也是2006年在恒春工作的过气日本模特的名字。

这只是《海角七号》的“外套”，内里的故事则是逸群台湾小镇“在乡人”（本地人）自尊自强的故事。对台北失望、回到家乡的乐队主唱阿嘉；在异乡创业做小米酒生意的客家人马拉桑；只会弹月琴的老邮差茂伯；在修车行打工、深爱老板娘的水蛙；唱诗班孤僻的小女孩大大；脾气暴躁的交警，因为阿嘉继父不服外人看扁台湾文化，要重振台南风采，组成了一支本镇乐队，要在几天时间里，创作两首歌曲并在演唱会上演出，友子则半推半就担任了这个乐队的监督。

勉强搭起的乐队，在排练中磕磕绊绊，状况百出，最后直到演唱会结束时，每人才分别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2006年底，这个故事打动了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电影辅导金的评审们，赢得了500万元新台币的辅导金。

台湾电影辅导金制度始于1990年，由台湾“行政院新闻局”设立，这些年来，每年的获选名单几乎决定了未来两年会有什么台湾电影在院线上映。“辅导金”多提供给一些艺术性相对较强、商业性很弱的影片，随着时间推移，“辅导金”已经成为台湾电影的双刃剑，被批评是导致台湾电影死掉的罪魁祸首。

2006年的台湾，纵跨台湾南北的高速铁路尚未正式通车，“南北一日生活圈”还是个梦想。那一年最火红的电影是《断背山》——而那其实是一部好莱坞电影；当年年度台湾电影票房冠军是苏照彬导演的《诡丝》，台北票房仅新台币2200万，却已是过去5年以来最卖座的台湾电影。

2006年底，《海角七号》的企划案以全票通过，当时无人料到它会在两年之后改写台湾电影历史。

魏德圣获得了辅导金，在2007年1月立即开始着手筹备工作。开始的预算是1500万，随后几经增加，最终《海角七号》的总投资达到了5000万元新台币。

曾担任电影《诡丝》与《不能说的秘密》的制片黄志明告诉记者，《海角七号》的投资其实是不断膨胀起来的，为了弥补差额，导演魏德圣把自己的房子做了抵押，负债3000万。

“刚开始筹款时，没有人愿意为《海角七号》贷款，托人、押上房子，才终于通过了。”提及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黄志明说，“当时贷款通过对我来讲是一个噩耗，下半辈子就得为这么大的一笔数字活下去了。我跟魏德圣讲，你可能要跟老婆离婚，因为你把房子交出去了。”

2007年9月30日，《海角七号》在台北西门町开拍，直到这时，贷款还没有在银行通过审批。几天后，魏德圣带着演职人员和拍摄器材南下恒春，当时剧组的账面上只剩了50万元新台币（约合12万元人民币）。

“在恒春发生过两次财务危机，只要再有一两天，如果再不打款过来，我就真得把所有人马撤回台北了。”魏德圣说。

最后一场戏是沙滩音乐节的场景，阿嘉临时拼凑的摇滚乐队在舞台上表演。舞台在恒春的沙滩上搭起，拍摄前晚，遭遇台风，魏德圣十分担心沙滩会像往常那样被卷出一个巨坑，那样的巨坑只能等到来年才会被填平。第二天，台风退去，他发现台风不仅没有卷出巨坑，反而将沙滩吹得更宽了，拍出来更好看了。魏德圣把这些归于“天时地利人和”。

2007年11月底，《海角七号》终于在屏东县恒春杀青。

《海角七号》票房过2000万新台币，男主角范逸臣兑现诺言，准备“裸泳”。台湾最南端的屏东县恒春邮局，如今每天都会收到一百多封来信，收信地址都是并不存在的“海角七号”，收信人是同一个名字——“小岛友子”。这些信来自岛内各地，写信的目的就是想让邮局按惯例将其退回，在信封盖上“查无此址”。

裸泳21次
2008年5月，魏德圣通过朋友认识了台湾博伟电影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傅明明，“博伟”是美商发行公司，以代理迪士尼旗下的好莱坞电影为主。

在台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傅明明是美国人，她讲着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声调里还带着一点点台湾腔。傅明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导演在会议室放了林晓培演的饭店房务员，在房间里抽烟那场戏，我们看完觉得很有意思。”

后来傅明明强烈要求魏德圣留下全片，那时影片还没做完特效和音响。第二天中午，她安排全公司员工看还没有“彩虹”的粗剪版，但所有人都认为：对白很精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非常明确，感觉已经在了，“这会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

“博伟”决定代理发行《海角七号》。傅明明说：“我从来没有把《海角七号》当做台湾电影来发行。在我眼中，没有台湾电影或好莱坞电影之分，只有好看或不好看的电影。”

在傅明明看来，《海角七号》是一部“四格电影”：“美国有一种分析，一部电影如果老少皆宜、男女通吃，就是‘四格电影’，只要你达到这个理论，你的市场潜力就是无穷大。”他们同样是《色，戒》的台湾发行商：“《色，戒》至少是18岁以下的人不能进戏院看，就不是老少皆宜。”

为了《海角七号》能老少通吃，傅明明做了一些小规模调查。

他们先是请几位内部员工看了两分钟预告片，看完之后，收回来的问卷只有两种答案——“喜欢”与“非常喜欢”。可第二个问题，“你会不会在下礼拜上映的时候去买票”，大部分人的答案是“不会”，因为大家觉得，这是“台湾电影”。

一位观众给出了貌似“惟一”的解决方式：如果朋友推荐，我就会去看。

“朋友推荐”让傅明明知道了“口碑传播”对一部台湾电影的重要性。“博伟”与《海角七号》制片方达成共识，电影正式上映前，要在台湾不同城市举行超过1万人次的试映会——台湾总人口只有两千多万。

《海角七号》的行销企划李亚梅对这个破天荒的试映举动十分赞同：“我们不怕把电影观众试掉了。”

试映会从8月4日开始，其后的十几天里，《海角七号》在台湾大小城市进行大范围试映，试映人群从民间组织的成员到中小企业的老板，大规模试映得到的普遍反映是：“很久没看到这么好看的台湾电影了。”口碑传播初具规模。

开映首周，《海角七号》台北周末票房开出198万新台币的成绩，排行当周票房第四。“口碑”开始在互联网上发酵，以台湾最大的网络论坛PTT为首的各大电影讨论区纷纷被《海角七号》攻占，观众甚至比赛谁拉的观众最多，电影讨论区迅速演变为“海角传销公司”。

8月23日，电影上映第二天，男主角范逸臣对观众许诺“破2000万就裸泳”，让他想不到的是，仅仅9天后，他就不得不考虑，在哪里实现诺言了——9月1日，《海角七号》全台票房突破2000万。此时一个朋友提醒李亚梅，9月5日另一部势头也不弱的台湾电影《囧男孩》将上映。李亚梅安排《海角七号》和《囧男孩》两部影片主创互看对方电影，以显示台湾电影的团结。

9月12日，两部影片主创“互访”的时候，《海角七号》的票房已经冲到了6000万。李亚梅帮范逸臣把“裸泳”安排在9月18日垦丁海边举行，结果当日，《海角七号》票房又突破了1亿元新台币大关——范逸臣原则上应该裸泳5次。

此后《海角七号》基本上开始了“自我生长”。任何一件事情都能让台湾观众去看《海角七号》，甚至9月20日的“黑格比”台风和接踵而来的“蔷薇”台风，都让《海角七号》刷新着各种票房纪录。

“数字是春药，会让人high的！”《海角七号》的宣传刘慈仁说，他每天负责把新的票房数据用短信形式发给各媒体记者。

截至10月19日，《海角七号》上映还没到两个月，全台票房已经达4.3亿元新台币，排名台湾影史第三——仅次于1997年《泰坦尼克号》的7.75亿与1993年《侏罗纪公园》的4.5亿。

现在范逸臣起码得裸泳21.5次。

导演魏德圣（中）与男女主角在东京参加影展——《海角七号》在日本被认为是“疗伤系”电影。

不得批评《海角七号》
“它就像是一个大卖场，不同的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想要的商品。”台湾纪录片导演杨力州说。

四年前，新闻里老邮差的故事，一直在魏德圣头脑里挥之不去：“台湾那么小，却拥有那么复杂的东西，有山、有海洋、有湖泊、有河流、有离岛、有平原；有原住民、客家人、闽南人，有外来族群；有汉人移民的文化、原住民的文化，还有外来殖民的文化，现在还有外省文化、蓝绿文化……我就想，能不能做一个多元族群和谐的故事？”

魏德圣最终想到让音乐担任“和谐”的重任，而故事发生地，也确定在台湾最南端屏东县恒春镇，一个新旧文化冲突最严重的地方。“真的是非那里不可。它完全是台湾的缩影。花莲、台东，很难静静地拍。而且屏东有月琴，摇滚乐遇到月琴会产生什么故事？古老的城墙，四面什么都还在，遇到了观光饭店，他们会产生什么新的故事？”

不同的人的确能在这一部电影里找到想要的“商品”：男观众可以看田中千绘扮演的年轻友子；女观众则有日本偶像歌手中孝介和男主角、台湾歌手范逸臣可看；1945年的爱恨离别勾起了在日据时代生活过的台湾老人的怀旧心理；卖米酒的推销员马拉桑则是在底层挣扎的小人物的真实写照；恒春沙滩的摇滚音乐节让年轻人在银幕前兴奋起来；片中夹杂的普通话、闽南话、客家话及日语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不同的族群；南部小镇的美丽风光、新旧文化冲突的写实则吻合了台湾近年来逐步树立的“本土意识”；片中在教会里弹钢琴的小女孩大大在电梯里跟着随身听哼唱的“爱你爱到不怕死，但你若劈腿就去死一死”也成为新世代的“爱情宣言”，就连阿嘉无奈离开台北时，砸烂吉他并大喊“X你妈台北”，也被解释为对“台北股市跌跌不休”以及“陈水扁政治贪腐”的现实宣泄。

《海角七号》被赋予了多元属性，音乐片、爱情片、乡土片，还有人将其归入日本所指的“疗伤系”（也称治愈系，源自英文healing，是日本对节奏舒缓、放松的电影或音乐的统称）电影。

围绕《海角七号》，台湾网络社区里的“口水战”也由此展开。在台湾“开眼电影网”的讨论区里，一则“台湾人的一窝蜂，造就了《海角七号》”的留言，引来了“一窝蜂”的跟帖：“这是我最近看到的最酸的语言！”“见不得人好的心态！”

台湾资深出版人老猫由此对言论自由表示起了担忧，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讨论起《海角七号》来，我们的言论自由忽然就紧缩了，什么时候我们从向执政者争取言论自由，转变成向乡民争取了呢？ ”

《海角七号》引发了台湾观众“奋笔疾书”，宣布“马扁时代终结，海角时代来临”；也有网友续写《海角七号》，并将之命名为《天涯八号》。

“这些年，台湾的政治经济不好，但是台湾每年都要有活动，前两年有红衫军、手牵手。马英九上台后，到现在为止，政治经济也很让人失望。大家找不到出口，就往《海角七号》里面倒。”魏德圣说。

围绕《海角七号》的所有东西都火了，弹着月琴加入摇滚乐队的老邮差茂伯，以风趣、幽默、充满活力成为台湾跨时代的新偶像，被称为“国宝”。如今，人们会去恒春，把现实中的老邮差当作“国宝”，与他合影留念。

《海角七号》为什么广受欢迎？“国宝”的扮演者林宗仁的解释是：“容易看懂，里面没一个坏人。”

《海角七号》是否通过内地电影审查，在内地影院公映，并没有最后确定，魏德圣希望影片也能在内地创造奇迹——看正版，而不是盗版的“海角”，“从爱情的角度来看历史。”

阿甘版《说句心里话》，雷死一个算一个

毒手疯丐 — Thu, 30 Oct 2008 05:55:00 GMT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
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
说句实在话我也有爱
常思念梦中的她
梦中的她
来来来既然来当兵
来来来就知责任大
你不扛枪我不杠枪
谁保卫咱妈妈谁来保卫她
谁来保卫她

纯正的美国口音，加上直接可信的翻译。我就是这样爱上学英语的。

肉林新传：吃猪肉，看猪跑

毒手疯丐 — Sat, 11 Oct 2008 02:56:00 GMT

作者：易大旗

注：易大旗的观点，不代表本人或本站观点，咱当作参考资料看看就好

据考证，人类驯养家畜首见于“两河文明”（现今伊拉克、叙利亚一带），一万年前，穆斯林的祖宗就驯养了羊，迄今他们仍是吃羊肉最多的族群。华夏先民约九千年前就驯养了猪，迄今汉族人仍是吃猪肉最多的族群。中国有句俗话：“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足见猪和吾族之亲缘。

然而，如同“走地鸡”不再走地，今时今日的猪已不会跑了。笔者当过知青，记得那阵农家猪要养将近一年才出栏，而今仅养三四个月就能卖了。猪饲料当然少不得“蛋白精”（三聚氰胺），但内中不止此物。按饲料厂家的“科研成果”，让猪长膘快；皮毛油光发亮；猪吃了就嗜睡——是为饲料之上品也。

“发展就是硬道理”，八十年代添加鱼粉、豆麸的传统方式已追不上潮流。于是厂家就添加生长激素，这和养鸡场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如今大陆男童女童普遍性早熟，很大程度就是吃了这种速生型禽畜所致。其次，要添加“本巴比妥”之类的镇静剂，猪吃了就想睡，多睡多长肉；其三，猪皮呈粉红色便卖相好，其实那是轻微砷中毒的症状。砷为何物？砒霜的主要成份就是它。如此“饮鸩催肥”的速生猪，其肉其骨其内脏都毒入膏肓。由此可知，首长们缘何要吃“特供猪肉”了，牠们就是《动物农场》里比别的动物更高贵的猪。

开放改革三十年，时代精神与社会价值观已沧海桑田，变成“温饱了就要发财，小康了就要暴富”。它先毁了中国人的公德和良心，进而摧残中国人的身心健康，竟连孩子也不放过，乃至殃及猪牛鸡鸭。诸如禽流感和猪链球菌及蓝耳病等禽畜瘟疫，看似天灾，实系人祸。牠们年复一年的基因变异，连“种”都不行了。试问：猪犹如此，人何以堪？

于是想起了若干花絮。我刚来到美国不久，就听到前辈刘宾雁言之谆谆，称美国猪肉有股洋臊味，他听说是因为洋人讲“畜道主义”，杀猪不动刀而用电击，故此放血不彻底云云。刘宾雁是东北人，他深情地怀念家乡名菜“猪肉炖粉条”，谓：老家的猪都是吃大豆催肥的，炖出来的肉块两面鼓起，肉香四溢。继而他授我秘诀，要化解美国猪的洋臊味，可在炖肉时放一小块金华火腿，又或美国弗吉尼亚特产火腿作代用品，效果均不俗。

只缘我的味觉迟钝，没品出美国猪肉的异味；加了火腿去炖，也未觉得因此提味与提香。我更有怀疑，禽畜之血在美国皆被视为不洁，“放血不彻底”的根据在哪里？虽说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不过要说中国的屠宰场还在用刀杀猪，我也不大信。只怕也与时俱进，早就实行“文明屠宰”了吧？

说来中国东北我也去过，并未吃出当地土种猪肉的妙处来。大概刘宾雁依旧沉湎于旧时的记忆之中，如《松花江上》所唱“漫山遍野是大豆高粱……”，这其实是“先前阔”的一种怀想，只怕东北猪早就没有吃大豆的福份。中国虽为大豆的故乡，但如今却要依赖美国进口大豆，世界上大豆生产过剩的农业大国正是美国，想来美国猪倒会有吃豆麸豆饼的福气。

诚然，洋猪肉没有刘宾雁当年所喜啖的土种猪肉好吃，这点绝对是事实。须知猪族之良种几乎全是中国先人筛选培育出来的，然而农业文明的早熟也未必是好事，汉唐史书所记载的富庶膏腴之地，经祖辈精耕细作，到现在多显地力不继。迫于人口压力，也无法采取“轮休耕作”，便只好往农田追施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比如化肥、农药等等。猪族也是如此，笔者当知青时，看见人民公社配种站的人赶着“猪郎”四乡滥交，产下的小母猪崽，长大后还是和同一“猪郎”乱伦交配，如今再加含毒饲料，天长日久，猪族怎能不退化？

却说去岁闹猪肉荒之际，“地球村”观念和中国加入世贸的好处便显现出来了，膘肥体壮的美国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美中不足之处，那都是冰鲜洋猪肉，不是交由中方屠宰场宰杀，那股传说中的洋臊味恐难驱除。我见报载，某发言人说美方必须“向中国提供和它在美国销售的同样的、无饲料添加剂的瘦肉猪。”我就有点儿不明白，为什么有关方面对进口美国猪肉的质量要求，不是按照中国标准，而是按照美国标准？

不管如何，我算是吃过美国猪肉，也见过美国猪跑的。可以肯定一点，美国从来不会卖病猪、死猪、注水猪肉，说到有无“饲料添加剂”，我不知道，但只要检验出猪肉有害残留物，肉商和养猪场都会被告得倾家荡产，故而美国出口的应是“放心肉”。至于洋猪肉的口感如何，那就见仁见智了。

记得神六飞天，曾有“太空射精”之壮举，亦即把生猪精液带上太空。这比起携带甚么湘绣《伟人毛泽东》、画作《巨龙腾飞》之类的劳什子，还算有点“以民为本”的意思，起码“活菩萨”（藏督张庆黎的名言：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活菩萨）也知道中国猪种真要香火不继了。惜哉远水救不了近火，第一代“中华太空猪”的繁衍，既来不及救市，更来不及救种。

于是乎，当下金融危机狂澜既倒，中美连手救市之余，更连手救种。据报载，合肥引进了四百余只长白、大约克、杜洛克等不同种类的美国种猪实行“拉郎配”；重庆更大手笔，兴许当过商务部长的薄熙来见多识广，晓得洋公猪厉害，便一口气引进了一千二百余只。日前这群“性工作者”乘坐波音七四七专机抵渝，重庆人民喜迎美国“友猪”，眼见为实，洋畜牲果然“动物凶猛”，体魄壮硕，块头最大的重达千斤！

中国的人和猪都有福了，盖美国猪瘦肉率和产肉率都高出一大截，本土猪瘦肉率最高不过占五成，而洋种猪的瘦肉竟占七成。只不过，这群猪郎工作再勤奋，也须繁殖到曾孙子那一代才能大量应市。换言之，即四年后始得让国人“开洋荤”。如斯光阴，那帮洋畜牲与中土嫔妃们会否同“槽”合污，竟被国产饲料彻底毒化，以致基因变异？这就不得而知了。

（2008年10月8日）

顾长卫访谈录：瞬间，足以将生命照亮

毒手疯丐 — Wed, 08 Oct 2008 16:14:00 GMT

顾长卫简介：

　　原籍：江苏吴江

　　国籍：美国

　　1957年12月12日生于西安

　　从小热爱绘画梦想当一名画家。

　　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1982年毕业后任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影助理。

　　1984年任摄影拍滕文骥《海滩》，大量采用自然光寻求更加贴近现实表现手段，给中国影坛带来不小冲击，相继拍摄了电影《大明星》、《神鞭》。

　　真正显示顾长卫摄影才华的是陈凯歌的《孩子王》和张艺谋的《红高粱》。《孩子王》静态摄影内涵丰富、风格清丽；《红高粱》洒脱张扬，拍出大自然生命感。顾长卫西部风格迥异，影片中创造性地运用摄影造型手段，展现了具有震撼力和意境深远视觉形象，获得第八届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顾长卫和张艺谋、陈凯歌长期合作，把中国电影推上世界舞台。《红高粱》、《菊豆》、《霸王别姬》不断冲击国际各大影展，顾长卫频频获得最佳摄影提名奖和柯达摄影奖，并作为亚洲摄影师代表试验柯达公司最新研制电影新胶片，同时顾长卫到美国奥尔特曼一部小成本影片中任摄影师，展示东方摄影师非凡才华后来到法国拍摄一部古装电影，顾长卫摄影才能得到世界认可和赞扬。

　　顾长卫被喻为“中国第一摄影师”。

　　功成名就之后国内拍摄了不少好片子：《狭路英豪》、《兰陵王》、《阳光灿烂日子》。顾长卫从一个爱好画画的孩子到今天取得巨大成就，与刻苦努力分不开，更难得的是他拥有一颗平常心，这使他不断追求摄影艺术更高成就。

　　2005年，顾长卫的导演处女作《孔雀》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2007年，他的第二部导演作品《立春》为他的妻子、女主角蒋雯丽赢得了罗马电影节影后的桂冠。

　　顾长卫影片摄影创作作品及国内、外获奖年表：

　　《结婚》：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1983年出品(联合摄影)

　　《海滩》：西安电影制片厂 1984年出品(与人合作)

　　《大明星》：深圳影业公司 1985年出品

　　《神鞭》：西安电影制片厂 1986年出品

　　《孩子王》：西安电影制片厂 1987年出品顾长卫获1988年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本片获1988年第41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教育贡献奖；获1988年比利时电影探索评奖活动探索影片奖；获198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影视委员会特别奖.

　　《红高梁》：西安电影制片厂 1987年出品本片获1988年第11届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之一；顾长卫获1988年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获1988年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熊奖；获1988年第5届津巴布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故事片真实新颖；获1988年第35届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电影节悉尼电影评论奖；获1989年第16届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比利时法语广播电台青年听众评委最佳影片奖.
　　《代号“美洲豹”》：西安电影制片厂1988年出品(与人合作).

　　《菊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日本德间书店合拍1992年出品.

　　《霸王别姬》：北京电影制片厂、汤巨电影事业有限公司合拍 1993年出品本片获1993年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狭路英豪》：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香港港龙电影娱乐制作公司合拍1993年出品.

　　《兰陵王》：上海电影制片厂、万科文化有限公司合拍1995年出品本片获1995年美国洛彬矶圣克拉里达国际电影最佳外语片奖；顾长卫获1995年第15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摄影奖.

　　《阳光灿烂日子》：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港龙电影公司合拍1995年出品.

　　《姜饼人》：美国波利格拉姆影片公司1998年出品.

　　《鬼子来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华谊兄弟广告有限公司、北京中博现代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华亿影视娱乐有限公司联合摄制 1999年出品。

　　《孔雀》：保利华亿传媒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出品。

　　《立春》：2007年出品，由蒋雯丽、张瑶、李光洁主演。

原文刊于《收获》2008年第03期。作者：顾长卫阎连科

　　2008年2月28日，作家阎连科和我约定与导演顾长卫对谈。之前，顾长卫希望我先看过《立春》，在北京三元里的保利华亿的小电影院，黑暗中，四个人非常专注地体验那一个小城里的文艺青年的梦想和现实的冲突，不甘平庸的挣扎。
　　然后我们驱车去顾长卫的工作室。路上，顾导的朋友问下一部片子的美工：你怎么了，眼泪汪汪的?那个男孩不好意思地擦擦眼睛，说，很明显吗?我觉得电影太短了。
　　顾导的朋友说：我看过好多次了，但每一次看，我都会感动。一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有感触。《孔雀》更压抑，而《立春》还是把那根鱼刺从喉咙里拔出来了。
　　顾长卫的工作室在北京东部的一座高层里，普通的房间，他正往墙上钉两幅图，线描的，那是《世外桃源》，他下一部电影的环境构图。
　　顾长卫说他个性比较内敛，容易把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了，很短。不时有人探头找导演，他也不断说这个讲述的任务可能负担重了一些。他可没有思想家文学家的深度，但为了电影，就试试说吧。应该找一些人来一起聊。通常别人会大加发挥的地方，包括电影的技术问题，他一带而过。只有关于他导演的作品，关于故事和人物，他才展开陈述。其实他也表述得丰富，但面对问题，他经常先把目光投向别人，期望他们先说。非常有意思。

　　
　　一　青春期
　　
　　1957年，顾长卫出生于西安，“文革”开始，他上小学一年级；“文革”结束，他中学也毕业了。顾长卫从小学画画，是学校“美术兴趣小组”的成员。每天都带着速写本，随时画画，有时候，他会在一天里只画一棵树，仔细观察每一片树叶。
　　父亲是他的小学老师，母亲是他的中学老师，那个时代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传统的，惹事了就会遭到惩戒。父亲会一脚踢在他屁股上，顾长卫就会像足球一样飞了出去；母亲则会把顾长卫摁住，用软而光滑的鞋底抽打。
　　顾长卫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孔雀》，其中有一个细节，和顾长卫自己的记忆相似。就是全家分大白兔奶糖。小时候家里有一个糖罐子，父母上班的时候是锁上的，而父母在家的时候会开着。顾长卫就趁父母不备，偷偷地打开罐子，用里面的勺子舀一勺，赶紧放在嘴里，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到外面，慢慢品味。有时候，打开罐子，发现勺子黏黏的，他就知道，他妹妹也这么干过了。他曾说：“什么是甜蜜而幸福的生活?那就是左手一个白糖罐，右手一个红糖罐，想吃白糖吃白糖，想吃红糖吃红糖。”

　　阎连科：对小说家来说，可能最初的作品，甚至可能一生所有的作品，都是他的精神自传。电影是否也这样?可能你拍一千部电影，但都是你顾长卫的自传。这不光是艺术的自传，也是人生的自传。你上一部电影《孔雀》，是在个人的成长中有集体成长记忆的隐喻。我想，就像我的小说总是和我从小生活的农村有关，你的电影是否也和你早年的经历有关?

　　顾长卫：我不太上相，不太属于特别有个性、特别有内容的那种类型的人，我又不太会说，可能描述起来，比较困难一点。我在西安出生长大，一个人少年和青年在哪里度过的，确实影响很大。我是个自小就被收拾得特别规矩的人。我的家庭环境和教育，也使我成为一个比较谨慎胆小的人。小时候一画就是十几个小时，画画的过程对你是有好处的。画画的过程有点像闭关的过程，有时候即使不在画室画画，比如骑着自行车也可以画画。
　　我小时候会像《孔雀》里的哥哥那样倾听收音机，可能很多外省人关于那个时代常常有这个记忆，收音机里传来报时：“滴滴滴滴滴——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整”。在《孔雀》这个电影里，有个伞兵，在剧本里是英雄加伞兵的人物，没有名字，他就是从北京来的，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就像从天而降的一个人。他就会成为姐姐的向往。我也会像《立春》里的黄四宝那样，画画，我自己虽然没有改过户口，但我认识有人改过户口本上的年龄去考学。我确实有过这样的经历。

　　弘明：选择了艺术的人，对庸常的世界是否天然的具有了一种挣脱的欲望?

　　顾长卫：选择艺术是一种幸运。作品就像你的另外一种人生，你想对它负责任，你就真的可以负起责任来，你不想负责任，它就是书上的、电影里的人生。你可以把现实生活中的缺憾，你在现实中的有趣的东西，都可以在电影中实现。

　　阎连科：不代表不真实。比起现实的物质世界，有时候精神世界可能更真实。更符合一个人的骨子里的东西。

　　顾长卫：是的，现实是物质的，可是精神世界真实的时候，现实可能会显得不真实。都是相对的。

　　弘明：那时候怎么看电影?印象深的是什么?

　　顾长卫：《闪闪的红星》，还有罗马尼亚电影、南斯拉夫电影、朝鲜电影、越南电影。

　　弘明：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看电影?

　　顾长卫：我1976年中学毕业，那时候是电影院的义工，混了好多年。一直到1978年上大学。是因为画画，被工人文化宫招去帮忙。画海报，办展览，文艺演出啊，过节庆祝活动啊，每个礼拜总会放好几场电影。有时候就在门口检票。工作人员可以免费领到几张电影票，送给家人和亲友。在检票的时候，遇到同学和朋友，还可以放行。这是很好的工作，一件多么体面的事。

　　弘明：然后就把那些电影看了个遍。

　　顾长卫：看好多遍。坐着看，站着看，在放映室看，站在银幕后面看，在电影院天棚上看，各个角落，都看了。电影院的巨大的暖气管道，地下通道，基本都熟悉。电影聚光灯前面那玻璃，前面那凸镜，拆过回家做放大机。那时候放映室里面还都是老式的放映机，前面有碳棒，一会儿就要调一下角度，不然燃烧发那个光，距离过大，可能变糊就没有了。放映机是座机，还有一排的灯，叫排丝灯泡，现在不一样了。1990年左右我拍电影，有一种炭精灯，就像这样，烧碳棒，灯光师傅就老得调，调正负两级。

　　弘明：上电影学院和看电影有联系吗?

　　顾长卫：上电影学院完全是运气，电影学院又要考画画又要考影评，这两个都让我赶着了。但至少从各种角度看过电影，银幕也还熟悉。考试结果没有出来的时候，一天去西安工艺美术厂找工作，结果没能被录用。在回家的路上，还突然碰到暴雨，感觉更不好了。狼狈地回到家，看到院子里两棵桃树被风雨折断了，青涩的桃子撒了一地。正是吃饭的时候，父母拿出一个信封，信封右下角是“北京电影学院”。我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但实在太难了。我平时一顿可以吃三个馒头，但这时才吃了半个，再也咽不下去了。

　　弘明：电影学院给你了什么?

　　顾长卫：可能还是有东西。一方面让你学习了一些手艺，另一方面，大学也还是一种生活。就像后来十年聚会的时候，他们还专门组织到原来的校址，后来是农学院了，吃了一回吃了四年的五分钱的那种最便宜的萝卜豆腐。白萝卜丁肉丁肉皮黄豆一大堆炖……那种。但农学院的师傅给做成西餐了，完全不是那意思。这个让人觉得还是一种生活。
　　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后，我和张艺谋同一个宿舍。张艺谋更用功，晚自习回到宿舍，还特别认真地看书写字。他的嘴经常因用力而歪着。

　　阎连科：在电影学院观看和学习的电影，对你后来的影响呢?专业的人看电影和作为普通观众看不一样吧。

　　顾长卫：印象深的是日本电影《望乡》。还在中央电视台展开讨论。改革开放初期，真是理想主义，什么都可能、什么都可以。每时每刻都让人兴奋。

　　
　　二　摄影师
　　
　　1982年，顾长卫毕业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刚开始是摄影助理。他算了算，按照正常的方式，要二十年才能混到摄影师的位置。没想到厂长吴天明实施了大改革，把张艺谋、顾长卫他们推到了舞台的最前列。从此，我们在耳熟能详的那些中国电影的摄影师中，看到了顾长卫的名字。从1984年开始，顾长卫与张艺谋、陈凯歌、姜文等合作，拍摄了《孩子王》、《红高粱》、《边走边唱》、《兰陵王》、《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霸王别姬》等杰出影片。
　　顾长卫非常喜欢由陈凯歌执导的影片《孩子王》，那是1987年拍摄的，他认为是一个有道家精神的影片，间接地隐喻中国的历次运动，从而反思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在实拍的时候，顾长卫把摄影机架到了山坡上，每隔半小时拍一回，从东方欲晓到大雾弥漫到星月争辉。在稳定的大山背景下，让人产生了一种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的效果。为了拍出《红高粱》那种热血和酒神精神，顾长卫从光线、颜色、布局、机位、角度、加滤色片等多方面进行了精心的构想，《红高粱》洒脱张扬，充满大自然的生命感。顾长卫获得第八届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1992年，顾长卫凭借影片《霸王别姬》获第六十六届美国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提名。由于在摄影领域的卓越成就，1999年荣膺伊斯曼柯达评选的“世纪百位杰出摄影师”称号。
　　1995年，顾长卫来到好莱坞。拍的第一部电影是1998年的《姜饼人》，导演罗伯特·阿尔特曼。讲述一位正直律师遭人陷害的故事。顾长卫采用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风格：极其晦暗的色调。这种风格却让演员和制片人都充满了担心。制片人悄悄地找到顾长卫，希望将亮度提高三分之一——他不敢跟大导演去说。
　　1998年的《骚动》是一部文艺片，由大明星辛·潘夫妇分别主演男女主角，他们并不要报酬。文艺片虽然赚不到钱，但是一些好演员依然争着去演，树立自己的演技形象。辛·潘很有敬业精神，有一场挨嘴巴的戏，用全景、中景和近景反复拍了三十次，每一次都是真打，没有半点偷工减料的。
　　1999年《纽约的秋天》，导演是中国影星陈冲。

　　弘明：拍电影和看电影的过程中，是否养成了你的审美趣味?

　　顾长卫：我在想技术问题。就像想当作家是否一定要读中文系?电影技术更复杂。但今天已经不一样，给了更多的人做电影的可能。我拍电影，更多的来自对生活的感动。它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孔雀》和《立春》，我对这个阶层的人的生活，特别熟悉。每个人都逃脱不了自己熟悉的情感生活经验，都会反映出来，无法逃避。有时候不要给自己规定，我是这样我是那样。有没有可能性单说，哪怕就一种可能性，也别去想我都有哪种可能性。不要去想这就是我的强项，那样未必好。

　　阎连科：你拍的第一部电影是……?

　　顾长卫：《海滩》。滕文骥导演的，1984年。还有《大明星》。后来还有张子恩导演的《神鞭》。史铁生《命若琴弦》改编的电影《边走边唱》等等。有的电影没怎么上演，但最近两年可以找到碟。

　　弘明：导演和摄影师不一样。感受可能不一样。

　　顾长卫：是，担惊受怕的事情不一样。因为很多事情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像感光材料，都在黑暗中。反正当摄影师，你的侧重点在所有和影像有关的东西，都会涉及诸如怎样被记录在胶片上，怎样呈现在银幕上。都和视觉有关。所以你需要和导演有特别好的沟通。理解导演在整个影片内容上他想要什么。同时要从摄影师的角度为导演总的想法去考虑……大家的劲儿得往一个地方使。

　　阎连科：去构想电影的内容如何实现。

　　顾长卫：同时你还要去补充去丰富。其实摄影的很多事情和道具、景、美术、化妆、服装，所有这些都是相关的。很多事情，不是现场拍了就完了。如果只是过程中技术的完成，是很难做到的。包括虽然不需要和演员说戏，但你得知道哪些点哪些节奏是最有意思的。这都会涉及到摄影，光线、细节、机器的运动。每天拍完了，就担心是不是有划道儿，是不是今天机器出了什么问题，洗印厂给你煮到锅里了。一星期送一次洗印。因为对剧组来说，有些戏要补非常困难。还有时候着火烧了景，还有冬天演夏天跳到河里，补拍特别困难。我基本一年拍一个电影。

　　弘明：不同导演。电影风格很不同。还要找到物质的实现的可能性，细节，用影像来表达。一步步的过程，从中国到国外，你也转战过很多地方。
　　顾长卫：我觉得我运气特别好，碰到了这些特别出色的导演合作者。一个电影好不好是大家的事，我最怕别人说这部片子摄影不错，其他不行。我不希望这样，这样显得我孤零零的，很没趣。我不给自己总结自己是什么样的摄影师，或者什么电影风格是自己擅长的。自己风格什么的最好别想得太清楚，这个是会害人的。

　　弘明：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你是否觉得，当一个导演，可以达到跟摄影师不一样的结果，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导演有更多主导的成分在里面。

　　顾长卫：做摄影师的时候我也没有想着当导演。我就是觉得摄影师和导演没有那么大区别，原则上都是电影工作者。只是说，摄影师和导演，按老式电影的拍法，一个站在摄影机左边，一个站在摄影机右边。因为取景器在摄影机左边，监视器在摄影机右边，两个人都是在剧组最核心的过程当中。
　　弘明：什么促使你从左边站到右边?

　　顾长卫：假如说你做摄影师已经做了一些片子，然后驾轻就熟，但发现你做的很多事情开始重复了。你如果就混个“当代中国不错的摄影师”，完全可以，但问题是这样做有多大意义?要不试试那样?……就这样的过程。不是因为什么梦想。我觉得要是能做摄影师也能做导演，可能就多一些生存的机会。坦率地说，可能多一些混饭吃的机会。真是这样。

　　阎连科：1994年，拍完《兰陵王》，你到好莱坞去了，什么感觉?

　　顾长卫：当时《霸王别姬》拿了奥斯卡最佳摄影提名，我想应该到更大的领域里晃悠晃悠，就到美国住了一段时间，拍了三部电影。好莱坞电影工业系统很成熟，用各种软件核算每天的进度，每个项目，严格按照管理制度进行，有时候和艺术规律拧着也要拍。这对电影工业特别有用，但对艺术性有限制。只有斯皮尔伯格那样极少数的导演能自行决定进度，因为他的电影都赚钱。中国导演对艺术控制和影片有决定权，所以在中国拍电影也有幸运的地方。

　　三　孔雀
　　
　　《孔雀》是顾长卫导演的第一部电影，讲述生活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北方小城市里的一个五口之家，三个主线人物，姐姐(张静初饰)、哥哥(冯砾饰)和弟弟(吕玉来饰)。姐姐二十出头，是削瘦清秀的女孩，内心刚烈执拗，可以为了梦想狠得下任何心。没有学历的她是理想主义的，她愿意用贞操换回自制的降落伞，她愿以婚姻换来好工作，她愿意用“破鞋”之名来与全世界抗争，但命运是悲剧的，一个又一个梦，转眼都成了空。哥哥二十三四岁，小时得病落下轻微脑疾，养了两只肥鹅，但以为他笨的人，往往还不如他心底里透着明白，他渴望友情和爱情，后来他开卤煮店成为最早有钱的一批人。他是现实主义的代言。弟弟敏感、忧郁，有机会读书，但活在哥哥的阴影里，可以不顾亲情对付哥哥，用伞戳哥哥的大腿，后来离家出走，还吃软饭。他是虚无主义的尘埃。
　　《孔雀》电影构图细腻讲究，冷静，蓝灰色调，用了大量的长镜头。
　　关于影片为什么叫《孔雀》，编剧李樯的解释是：“其实人与人之间一生都在互相观赏，某个人的喜讯与丑闻，落魄与荣华，四周人尽收眼底。我们彼此都像动物园笼子里的动物，被人们观赏。我们所有的人都像孔雀，身上长满故事，一生中经历过的爱恨情仇，如同色彩各异的羽毛长满人生。孔雀这种鸟好像是动物园里最具观赏性的，人一点也不次于它们，好比《孔雀》剧本里的那三个孩子。人生是个笼子，我们每个人都被关在里面。别人观赏我们，我们也观赏别人，同时我们也观赏自己。”
　　2005年，《孔雀》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银熊奖。

　　弘明：你的电影，不是特别戏剧化的。拍得比较朴素。它是需要很多细节来构成的。
　

　顾长卫：《孔雀》和《立春》，是两个原创的剧本，我就特别能体会、理解原作者李樯，他成长的城市是河南安阳，也是一个古城，也是一个小地方，特别典型。我特别能感受到那种气息。它里面所要传达的生活在这种城市的人，既有古代的传承，又有现实的对人的限制。这是众多的人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李樯和顾长卫感受到的，所以才会让人特别有欲望去呈现为电影。

　　阎连科：刘再复的女儿在美国一直讲，《孔雀》的核心和它的意义就在于充满了物质主义，很多场景，比如《孔雀》中的蜂窝煤，七十年代，夏季的状态，在房顶晒萝卜干的状态，还有那女的让她弟弟买书的细节。这个电影充满物质掩盖的东西，恰恰是这样的东西打动人。她在给美国大学生讲中国电影。那些特别物质主义的镜头，是剧本提供的吗?

　　顾长卫：有些是剧本提供的，有些是创作当中形成的。对于外地的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人，都会记得这些很典型的场景，淘洗玻璃瓶做番茄酱，姐姐要出嫁了，妈妈教姐姐缝被子。过冬取暖，做蜂窝煤……太多太多了。是非常个人的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弘明：主题上《孔雀》更接近青春期的那个时段，像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那个时期，成长电影，这可能永远是文学和电影的表现主题。你的选择肯定有你内在的道理在里面，拍《孔雀》和《立春》，最激动你的那些，是否有一个主题延续和变化的过程?

　　顾长卫：我觉得大块儿说，《孔雀》是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在计划经济影响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基本上都差不多，基本上全国还是一样的，人的精神啊意识形态啊差不多，完全是配给制的。人的行为方式都是计划的。八十年代《立春》的时候，是乌托邦似的梦想，九十年代后来是经济的。

　　弘明：经济和市场，对人也是一种压迫。

　　顾长卫：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人总是需要压迫的。没有会去找压迫。两个电影还是两个时期，《孔雀》的时候没有选择，《立春》的时候开始有各种选择。

　　
　　四　立春
　　
　　《立春》中的王彩玲(蒋雯丽饰)，三十多岁的单身女子，貌不出众，在小县城学校教音乐，有一副好嗓音，对歌剧尤其着迷。她说她就要调到北京去唱歌剧，更希望去国外。其实她只是不断去北京，用钱托人买一个进京的户口，而这看上去也不靠谱。爱她的人她不爱，付出真情的却以她为耻。高贝贝找到王彩玲，自称身患绝症，唯一的心愿就是参加全国歌手大赛并获奖。为了帮助高贝贝，王彩玲放弃了买户口进京的梦想，将这笔钱用来资助后者打通关系。却没想到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谎言……她收养了孤儿院的女孩，起名小凡，带着她到天安门广场，重新有了生命的寄托。
　　蒋雯丽在《立春》中有一句独白：每年的立春一来，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总觉得会有什么事发生……
　　2007年，在罗马电影节上，《立春》主演蒋雯丽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弘明：《立春》做了多长时间?

　　顾长卫：筹备，基本是从《孔雀》结束、尾声的时候，2004年4、5月份开始锁定，写剧本之前大家会讨论，编剧李樯有几个故事，《立春》我觉得是更成熟、更有形的一个。大家谈好以后他就开始写，是2004年初吧，我是2005年底开始筹备，2006年2月到了内蒙古包头，拍摄了三个月，然后是后期制作，到2007年10月完成，经历了比较漫长的过程。就像我自己经历过的包括做摄影师比较好的那些片子，这些年回过头去还愿意提起的那些片子，基本上都经过了很长的过程。有时候就会想好事多磨。

　　弘明：你刚接手李樯这个剧本的时候，是什么触动了你?

　　顾长卫：最打动我的实际是最初的两个人物。一个是王彩玲原型，当然跟电影完成的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还有一个就是跳芭蕾的教跳舞的胡金泉老师，激起我的兴趣。

　　弘明：都是小城里想要挣脱庸常的没有变化的生存的人，一种异质的存在。

　　顾长卫：另类吧，就像电影里说的，只要有人拎着包离开，不管去哪儿，都特别激动。

　　弘明：王彩玲和胡金泉，还不仅仅因为艺术，而是象征他们灵魂追求的是歌剧、芭蕾舞，非常华美，和小城的庸常生活的对峙非常强烈。导演在一部电影诞生的过程中侧重的东西，也许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和我们作为一个观众，可能是不一样的。原型的两个人，怎样变成了今天电影里的这个样子?电影是集体工程。

　　顾长卫：就像是电影里说的，我自己是外地的，外省人，从西安出来的，西安算大，但真是要说它大嘛，它又算是个小城市，这样的城市区别于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太多这样的城市了。矛盾啊挣扎啊，我特别有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经验，所以就像最初王彩玲和胡金泉这样生活中的原型，我就想到“天堂和地狱”这两个词，当然这两个词本身有些夸张，但至少是梦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和挣扎。我在想这个所谓的外省人，外地的城市，可能更有典型意义。更具备中国这种文化背景的因素。
　　今天你看了电影觉得还行吗?

　　弘明：在小城人眼中的“二胰子”胡金泉以一个蓄意平息人们对他的性取向的质疑而采取的“流氓行动”，来拔出便在小城人喉咙中一根鱼刺，被捕入狱，王彩玲去监狱探望，胡金泉说监狱里挺好的，鞋子和芭蕾舞鞋差不多，还可以用脚尖站立。然后他站了起来，用脚尖缓缓旋转了一周。在这个地方，我落泪了。电影那时候我觉得其实已经完成了。但是《立春》的主题还是继续下去，要给每个人一个交代，要用更清晰的语言来点题。后面再打碎王彩玲的一些东西，比如邻居女人，从前是以自己的幸福婚姻来展示，在男人出走之后，又和王很亲密，直到王彩玲明确地说，你是把我当成一种更不幸的对比，然后她一夜之间搬了家。王彩玲爱过的画画青年黄四宝，成了黑婚姻介绍所的，被人追打，开着辆玻璃破碎的面包车，和王彩玲街头相遇，擦肩而过。王彩玲收养一个小女孩，把对北京的向往移植到下一代……影片结尾要给人和缓的一种期望，但我觉得其实到监狱探视已经完成了。后面就一直在等结果，后面用台词点得特别明确，但我觉得冲击不如前面。
　　一开始《立春》的镜头感觉，从上往下俯瞰，是上帝的视角。是你说的天堂和地狱?

　　阎连科：导演说是现实和梦想的冲突。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偏见和尊严的冲突。一个小城充满着偏见，对人的尊严践踏。还有，电影丈量了偏远和中心的距离。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的中心。这电影恰恰在这里面，有人的生存宗教在里面，王彩玲也许未必才华出众，但一定要到北京去。

　　顾长卫：特别对的感觉。多方面的因素，外省人的梦想。

　　弘明：如果王彩玲的爱好，唱歌剧，放在一个大城市里，比如北京，她的向往不构成任何问题。但她是生活在那样一个小城市里，她就会成为一个异质的存在，一个异类，就会遭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胡金泉也是，他在这个小城市教扇子舞受到欢迎，但是他和王彩玲参加群艺馆演出，在街上演出芭蕾舞，王彩玲唱歌剧，围观的观众纷纷离场。你的解读比较复杂，但真相是很强烈的。王彩玲对胡金泉说：我是不甘平庸，而你是在劫难逃。

　　顾长卫：每个故事都必须写最典型的但又是最个例的，通常在故事里面，像胡金泉这样的，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但更让人觉得鲜活的，觉得意外的，特别新鲜的、有冲击的地方，还是他这个人物有一些更各色的地方。

　　阎连科：现在电影也非常多样，最近我看了一些国内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我叫刘跃进》，《集结号》。顾导的电影和其他人的最大区别，是他的电影塑造人物。《集结号》无论观众多么多，无论对战争怎样理解，它的着眼点、抓住观众的基本在那样一个故事。近乎煽情的一个故事。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那个更多是对电影语言的探索性的东西。那天和刘震云他们说起作家电影，说姜文拍一个作家电影把它弄成商业片了，刘震云拍一个商业片把它弄成作家电影了。中国的作家电影最大的麻烦在这里。那么大的投资他老说作家电影。

　　顾长卫：对，宣传语不太正确。

　　阎连科：顾导的电影是塑造一个人物，用人物来诠释想法。黄四宝那个人物相对单薄一些，但同样是个性非常清楚、跃然纸上、活灵活现的人物。和其他电影相比，顾导的电影有非常坚定的中国传统文化、表演方式、写作方式、表现方式来反映。每个人物很清楚。《太阳照常升起》你就不能说人物如何，故事也是打碎了重新组合，更多是姜文的想法，电影的拍摄方法，电影语言的实践，特别个性化的语言，而《立春》这个电影塑造了一个人物，人物和现实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达到震撼。

　　顾长卫：我也常有这样的经验，在做一个电影，在最初读一个小说一个剧本，拍电影的过程中，不停地去想这个电影是什么样的，去理解这些人物的内心、价值观、审美，到电影完成了，你还是不断会听到不同观点，一直到最后，未必你就知道所有的。别人的观点常常还是会给你带来意外的东西和理解。比如《立春》，我说天堂和地狱，也是引用了别人的说法，阎老师说丈量了距离，特别有意思。我自己老觉得别人说的特别有意思。

　　弘明：电影从内容上解读，每个人一定有不同的解读。我很想知道的是，拿到剧本，开始筹备电影，你注意力在什么地方，导演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顾长卫：我觉得最终还是感兴趣，最终是对这一个人物的欣赏和喜欢。比如对我来讲，我的个性是比较温和的那种，说到教育和我的家庭环境，也使我成为一个比较谨慎的比较胆小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去想入非非。所以在作品里，我特别有兴趣的是我不能够去亲身体验的一些，特别有兴趣去关注像王彩玲这样的人。没有人能够长生不老，所以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最精彩，这是很重要的。疯狂过，苦过，失落过，是不是更有价值?阎老师写长篇，就不会像写短篇一样，一两天一气呵成。电影的过程很长，让你又要去保持耐心保持激情，但又不可能每天都有激情、每天都有耐心，所以今天我会想，更多让我有兴趣、让我去做一个片子的，还是一种感性的东西。

　　弘明：电影里面有一些镜头对比很强烈的，那些歌剧，多华美啊，这个人物的每一次挣扎都被打碎，当你做一个导演来拍摄的时候，已经确立了电影基调，可能跟当初看到剧本时考虑角度不一样。在这个电影里，留在心里面的是什么?

　　顾长卫：像王彩玲那样的人，让我又好奇、又欣赏、又仰慕，还有包括同情，包括她的悲哀的地方，你经常会去想。除了王彩玲还有其他一些次要人物，黄四宝、周瑜、高贝贝，不同的人，最初提炼的时候都有生活中的原型，从质感上有可以找到的东西，也会让你有一种愿望，用电影的方式把故事呈现出来。大家一起说剧本的时候，可能更关注怎样从文本构成电影初期的节奏、框架，但具体要是在做采景的时候，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点不一样。有一些精彩的东西，有一些精彩的朋友，一些作品里的人物会留在心里面。可能它的感性的价值会高于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
　　我在西安出生长大的，1976年高中毕业，1978年到电影学院上学，待了四年又回去了。我曾经感受到的种种外省人的感觉，使得那个中心和偏远的距离，不论多远还是多近，就算再近，它也还是有距离。永远不可能在一起。
　　你说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些人或者是经历是否很有意思?这里面的人物，也许没有大众意义上成功的概念，可是，让人，让我觉得，那种生活其实是很有光泽的。还有刚才说到尊严，任何一个生命，任何一个卑微的生命都有尊严，我觉得这些小人物，尊严也是很鲜活的，包括和很强的虚荣心捆绑在一起的尊严，那种很悲悯的尊严，我觉得其实都在里面。在历史当中，记录不下来这些无名的人，但如果有工夫看电影有工夫拍成电影……我在黄河，在河南安阳开封拍戏，我还捡到一块印着三几年河工修大堤的砖，砖可能有无数的砖，如果你真要把它们收藏在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其实它们挺沉重的。

　　弘明：真正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存在，是从个体的细节和所有感受来讲述，而不是说你描绘了一个长的时间跨度，众多的人物，它就是史诗了。分量不是从这上面来产生。

　顾长卫：这种卑微的人，要保持人的尊严更累更困难。

　　阎连科：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最有光泽的年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乡村和城市，全中国，都充满着理想。《立春》的光泽恰恰反映了八十年代那种社会状态。

　　顾长卫：比较典型，《立春》表现了结束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开始阶段，很像八十年代初期中期的情形。立春，2月4日，完全还是冬天的日子，春节之前的日子，月份牌上看到“立春”这两个字，确实是理想主义最初的萌动。改革开放，包括人们到深圳，看到街头邓小平南巡的画，就莫名其妙特别激动。血液沸腾。我记得1984年在深圳，一个导演拍纪录片叫《深圳——一场迪斯科》。后来那电影可能没有拍成，但多鼓舞人。前两天我还听见一个广院的人说，他们不是靠近通县嘛，他住的地方正好有一个平台，首都机场的航班从南边降落的时候，正好从那个口上。他说他时常想起《孔雀》里面的镜头，飞机在天上飞，在阳台上晒萝卜干的镜头。有时候天还蓝的时候，就有放飞的感觉。

　　阎连科：五十年代，充满共产主义理想。八十年代多了很多复杂的东西，但也是有理想有光泽的。高雅和庸常的冲击，每一次冲击都会失去。

　　顾长卫：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人大会堂旁边，多了一个中国大剧院，我觉得在不停地被打碎的过程中，还是不断发现有新的东西。我想，就是一个蚯蚓，就是把它揪断了剪断了，它还是会活下去啊。人，如果真的理想没有实现，所有人都在做这些事情，让自己的孩子一会儿学钢琴一会儿读奥数，有一种生命的最基本的力量，繁衍的力量。我会生更多的孩子，我想都不想，我的孩子一定像我，不像爹就是像他妈，不是长得像就是个性像。这种东西，我觉得对这些更普通的更卑贱的生命来说，有一种生命本身的力量。多少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孔雀》里有一个场景后来没有用，姐姐的孩子用小绳织房子，织了一个降落伞。遗传的力量。我就看见有爹搓手，有好几个儿子都搓手……王彩玲可爱的地方，是她去福利院领了一个孩子，她没有随便找一个男人生个孩子。我觉得对王彩玲的欣赏，包含了对人的悲悯。她的妥协是有限度的，但她还是要有个后代。延续她的生命。

　　弘明：从孩子的眼睛里，可以看到孩子延续了她的向往她的梦想。

　　顾长卫：她得二十多岁才往北京混，可孩子那么小，她就把小孩带到北京去。地狱和天堂越来越近了，可是天堂永远是有距离的。

　　弘明：影片唤醒每个人应该有的宽容。对不同于自己的人的尊重。最后你看到这个人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没有放弃，你会尊敬她。所有人对这个生命都会尊重。实际上你拍这两部片子，从精神气质上有一个延续。

　　顾长卫：大部分是编剧的。我在想，要说我贴近生活，实际上我就是那一大群默默无闻的人中的一个。一大群人，我就觉得待在里面很舒服。

　　阎连科：其他电影很华丽，比如《太阳照常升起》，画面少见的华丽，像油画一样，而人物却是淡淡的。核心是国画的。《立春》非常朴素，画面非常质朴传统，人物才真正是浓墨重彩的。我开始看这部电影，也觉得影片后半部主题前面已经讲到了，但影片前后有呼应，前面那个轮子飞啊飞，和后面一代代人的理想破灭，在孩子身上延续，这都是呼应。我们这么奋斗。最后都失败。如果没有不屈不挠的努力，铺垫成基石……

　　顾长卫：不管什么身份，每个人都会经历理想主义的时代，有的人理想主义的时代更固执更顽强。是一种恐惧，害怕自己陷入那种一代又一代人的庸常。时刻都在挣扎，挣脱，不想认命。《立春》比《孔雀》能够积极一点。不是个人的，是一代人的典型。
　　
　　五　编剧和演员
　　
　　顾长卫：为什么观众会崇拜明星?观众看到一个电影电视，不错，他就很难去懂得为什么不错。很多方面的构成因素，比如剧本很精彩，演得不错，导演驾驭控制的能力，特技。所以也不能要求观众都能看出来到底什么因素影响。好的作品诞生以后，观众就会认为，演员就是那个剧中人物，特别容易直接联想，观众喜欢这个人物，就和演员划了等号。其他都闪在后边。导演呢还算在前边呆着，会把你捎上。编剧就特别吃亏。其实一部电影形象最终诞生，除了演员演绎的之外，更多的还是在前期的故事。导演是否能够找到好的方法，是否能够找到好的合作者，呈现出来。在美国也是这样。昆丁写过电影，当过导演，但他最喜欢当演员。还有那个男孩，《心灵捕手》编剧，还是愿意去做演员。
　　在这个行业里，演员获得的关注和收益率是最高的。比如你是一个成功的演员，你是已经混出来的明星了，于是你就有很多优先权，别人会送给你很多剧本，让你演这个，让你演那个，于是有机会选择精彩的故事，精彩的人物，有最好的班子，电影就必然受到关注，然后观众就把人物和演员必然划上等号。对于新人来说，根本没有机会选择，有剧本演就不错了。
　　但我觉得电影确实不是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导演可能是一个工头，一个组织者，他有更多的取舍权，可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有时候你真的也别把它当一个工程，要当一个茶余饭后的艺术，当一个聚会，当一个Party一样，有时候还得当一个工程项目一样去弄各种各样事情。

　　阎连科：说句特别外行的话。很多时候，整个剧组是围着特别大牌的演员转，普遍情况是围着导演转，但某些时候你会发现，电影是围着一个剧本转，剧本是幕后的，内容呈现为电影。不过有没有这样的电影，最大成就是摄影，是形式上的东西?

　　顾长卫：我还真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就算是这个电影的影像特别突出，特别有魅力，特别有风格，特别能传递内容，但它还是传递的内容，重要的是内容。形式只能是对专业的，比如对摄影业来说有意义。对大众来说，还是声音画面之后的内容。说合适不合适还是看内容给了你什么。

　　阎连科：比如说小说，散文，可以说文字语言好，有时候没什么意思，就是语言不错，就把它看了。看电影是看的画面，这画面是摄影师给的。

　　顾长卫：看电影的人更杂，读书的人还是欣赏水准更高一点。所以，特别是你希望电影有大众观赏群的时候，可能还得多考虑内容。

　　弘明：台湾焦雄屏说过，镜头后面是有人生观的，比如侯孝贤的长镜头，杨德昌喜欢空荡荡的场景，代表了他自己对日常生活的看法。你的镜头可能也代表了你的观念。

　　顾长卫：电影虽然是摄影师拍的，但它里面凝聚了美术的东西。服装、道具、演员、导演的东西，最终取舍上还有导演的东西，很难划分开。我算幸运的是，我遇到的这些有个性又很杰出的导演和他们一起合作，因为那些故事内容本身就好，所以特别容易显得摄影也好。可是呢，我也不是说我就不好，这个东西是互相影响的。片子的内容如果你很喜欢，可能哪怕它再朴素，你也会把它弄好。它确实跟内容有特别大的关系。

　　阎连科：导演和编剧的关系很重要。现在骂声特别多的电影，这里面的编剧是被折腾得最多的，这是特别有趣的现象。一个编剧不行，再换一个。编剧被折腾得要死。早期的电影，编剧和导演合作上的融洽，超过现在。导演和编剧不是对抗的关系，是密切的合作者。你是如何挑选演员的?

　　顾长卫：看哪个演员他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人生经历最像电影中的人物。就像《立春》选胡金泉这个角色，扮演者焦刚是山东师大钢琴专业毕业的，又在戏剧学院上音乐剧大专班，学音乐剧导演。他是一个导演，很有才华，从小特别喜欢跳舞。他的故事他的性格和电影的故事特别像的时候，就会定他。《孔雀》弟弟那个角色。当时聊的时候，那个演员很瘦，家里是离异的，和姐姐生活在一起。和故事里的弟弟有一些经历上的相似。

　　弘明：你的片子投资如何?

　　顾长卫：中等偏小。但不是特别低成本，中等。《孔雀》投资一千六百万。

　　弘明：这个层次的投资，像你这样的，也会遇到很烦的市场压力吧?刚才我们见面的时候，你总是说，为了这个电影，只能做什么什么的。按你的个性，可能本来不喜欢见人。

　　顾长卫：其实就像我有时候看了一本好书，听了一段有意思的音乐，或者有一个餐馆特好吃，朋友聚会肯定得去好吃的地方，推荐给大家。假如这个作品还是喜欢，就想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假如是自己都不愿意提的片子。我也经历过那样的片子，就会有所不同。确实你自己觉得好的片子，有意思的片子，你会愿意和大家分享。但对我来说，从《孔雀》到《立春》，找钱确实没有遇到问题。《立春》都是坐下来谈半个小时事情就定了。
　　时间很快过去了，眨眼已经到了必须飞奔着去赶飞机的时刻，出门的时候，外间一群年轻人正在学绕口令：“八百官兵奔北坡……”忽然，他们把普通话转成了方言。
　　我想起《孔雀》和《立春》都是讲述方言的，顾长卫说：他希望他的电影里，除了视觉形象外，还有声音形象。他读中学的时候，有很多航天工业部的人，到设在西安的工厂里，他们的孩子说着漂亮的普通话。不同地方的口音确实带来了不同的感受。他刚到北京的时候，听北京味的普通话，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有时候觉得挺好的，有时候也烦。其实这是一种声音形象，代表了一个环境，一个群体。
　
　　(本文由弘明根据2月28日录音整理)

张纪中畅谈10年金庸剧历程

毒手疯丐 — Sat, 04 Oct 2008 14:47:00 GMT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张英实习生漆菲李响

张纪中1990年代接触的第一部金庸作品是《笑傲江湖》，一读就再也搁不下了。

9月23日，张纪中在浙江龙游，与当地政府签订了40集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浙江龙游外景拍摄基地”协议。作为张纪中制作的第七部金庸剧，《倚天屠龙记》将于10月正式开拍。

5月25日，张纪中曾赴浙江舟山参加第三届中国舟山桃花岛金庸武侠文化节开幕式。不巧的是，回浙江海宁故里探亲的金庸因身体不适取消了桃花岛之行。张纪中在这里拍了部《射雕英雄传》，一个原本不被人知的小岛变成了热门的旅游地。

从1999年接触金庸到现在，张纪中拍了近十年金庸剧，现在他的目光已经绕过金庸，投向了梁羽生和古龙。《大唐游侠传》的试水只是第一次。

张纪中本来想拍完《倚天屠龙记》，就结束其金庸剧，但是金庸一直希望张纪中能够把他的作品集全部拍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诱惑，也是一个挑战。”

关于武侠剧，张纪中的目标是出口到国外。相比而言，《激情燃烧的岁月》、《青衣》、《金婚》则主要是“扩大内需”，不能往外走，“可能需要出口的是我这样的剧种”。四大名著，他拍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他目前不打算拍，他不喜欢《红楼梦》的风格，“风花雪月，哭哭啼啼”。

花了一年半时间，他在琢磨怎么拍《西游记》。相比22年前的旧版《西游记》，新版中科技手段将更高，人物性格发展的空间非常大。目前剧本已完成。

不管是金庸剧，还是中国古典名著剧，张纪中都不想把它“弄得太主流”，而往人性关怀上靠。“重拍《西游记》是想向《魔戒》那样的美国片看齐”。

《笑傲江湖》2001年3月

《笑傲江湖》：换主演
南方周末：拍《笑傲江湖》时你是第一次做武侠片，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没有摆脱你前一部戏《三国演义》的风格，风格比较凝重。

张纪中：我觉得在文化意味上，《笑傲江湖》是做得最文化的，但它的浪漫性比较差。当时拍这个戏时，我们对武侠片的认识还是比较重，不够轻盈，不够飘逸。但这也产生了一个效果：把武侠剧很轻飘的东西做得很厚重。现在回头去看，你会觉得它和以往所有的武侠片都不太一样。

对于《笑傲江湖》的改编，金庸曾表达了一定的不满。这个原因是中央电视台的地位所决定的，一个国家电视台，主流意识形态非常强的地方，它刚开始拍武侠剧，必须得按照它的艺术尺度来拍。所以，剧本必须修改。

当时是第一次拍，从导演到制作，没有什么经验，就连剧本的通过，都得开会来解决。当时，领导也担心，改动太大，是不是告诉金庸？因为是一元钱买的版权，万一金庸不高兴，不同意改动，怎么办？如果不改，人家会不会觉得你没有创造力？所以当时我们怎么改并没有告诉金庸。

后来拍《射雕英雄传》，在剧本创作上，我就提前跟金庸交流了，比如说杨康这个人的结局应该怎么样，很尊重他的意见。

南方周末：你说当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也收获到了许多制作上的经验，具体指的是什么？

张纪中：它拍摄的难度之大，遇到的困难之多，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比如，为把钱用在后期的制作上，我坚持少拿报酬，以身作则，让剧组所有人都跟着少拿。这个工作非常艰难，往往有顽强的抵抗。

换邵兵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抉择，他来剧组的十天里，也拍了不少戏。但是他一直端着架子演戏，在工作的时候也耍大牌，膨胀得厉害，和大家处不好关系。他跟大家的合作不好。当时有幕戏，在一块菜地上，他要躺下来和仪琳说话，当时拍摄地刚下完雨，地上有点湿，他就不肯躺，后来给他垫反光板，他爬起来，非要让人家换一块。

那个时候我晚上睡不着觉，痛下决心，打电话给投资方，决定把他换掉了。后来就找李亚鹏来救场。当时大家都觉得李亚鹏演令狐冲不行，他却赢得了一大批的观众。任盈盈最早我希望宁静来演，她很合适，但是她跟我要价太高，后来就换了许晴。

《射雕英雄传》2003年2月

《射雕英雄传》：换导演
南方周末：《射雕英雄传》呢？

张纪中：《射雕》不一样，完全是我主导的。它没有挂我导演的名，但一定要按照我的要求来做，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不认为《射雕英雄传》是一部武侠小说，它是一部情感小说。

拍《射雕》时我们有了一些经验，对人物的认识也深刻，为真实再现金庸作品的魅力，电视剧里演蒙古人的都是内蒙古的演员，企图呈现从真实布衣里走出的中国英雄。

李亚鹏演的郭靖，我们拍摄的时候总感到有些地方不太舒服。等到我想出来原因——郭靖缺乏成长和变化，好像这个人一直没有长大——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戏拍完了。就李亚鹏的表演来说，郭靖和令狐冲有很大的区别。其实周迅演的黄蓉真的不错，她因为要自己配音，她的热情高，如果当时我换一个人配音就好了。

南方周末：这部戏你开掉导演王瑞，为什么？

张纪中：换掉《射雕》导演王瑞是因为他工作节奏、方法不能与剧组合拍，在具体工作上，导演跟服装师有分歧，不能够明确指出他要什么效果，总是说这个东西还要整一整，别人都不懂他的意思，后来就变成我要给他进行补充，他不在场，我把他们叫来告诉他们：导演的意思是这样，这样的。结果王瑞很不高兴：你们怎么听不懂我说话呢？而且他拍的几场大剧，我全部都改了，等于重新拍。其实这里面过不去的戏还有，可是我们没有时间，没有办法了，我也不能再去那个地方补了。后来我从香港请来鞠觉亮，合作就非常愉快。

《天龙八部》2003年12月

《天龙八部》：重拍
南方周末：相对于《笑傲江湖》和《射雕》，《天龙八部》较少引起争议，主要是因为胡军、林志颖和刘亦菲选对了。

张纪中：看了《天龙八部》这部书之后，我就在想，这部戏中要突出的人物就是乔峰，弱化段誉。乔峰明大义、重情义，对爱情的忠贞，对兄弟之间的情感，对皇帝（他是一个契丹人，他又要忠于契丹，又要在民族之间和解）的态度，非常悲剧的一个英雄。我觉得值得大书特书的。原作中是以段誉开始，然后很后面乔峰才出来，我们就强调宿命感，一开始就是他父亲在雁门关中了埋伏，被汉人误杀；三十多年以后，乔峰率领中原武林英雄，对抗契丹人。

南方周末：和周晓文合作也不是很愉快，你当时不肯透露哪些场面重拍，现在可以说了吧？

张纪中：当时拉了500万赞助，所以我才有信心重拍。在拍的时候，我特别强调的是怎么样去用武功来塑造人物。怎么用武功特征来塑造人物，我说我们决不能把张三的方式用在李四身上。比如说你看小和尚虚竹跟鸠摩智在石壁上打的那场戏，我觉得这都是可圈可点的。

在情感戏上，我们着重表现的是乔峰跟阿朱情感的浪漫，乔峰把阿朱误伤这场戏整个重拍了，他和阿朱之间的浪漫，我们在洱海边上拍的。最后乔峰自杀结尾、阿紫抱着他的尸体跳下去，也是整个重拍的。还有一个虚竹认妈妈、爸爸，父母双亡也是重拍，乔峰、虚竹、段誉三人拜兄弟重拍，真是花了不少钱。

《神雕侠侣》2006年3月

《神雕侠侣》：选角之争
南方周末：接下来的《神雕侠侣》风格突变，完全走的是飘逸、唯美的路子，是不是受张艺谋《英雄》的影响？

张纪中：当然没有，《神雕侠侣》本身是一部浪漫到极致的传奇爱情小说。我们下了很大功夫，我们首先就是确定它的艺术风格：从头到尾表现的就是唯美和浪漫。我们的造型、取景、服装都要体现浪漫，所以我选了九寨沟。在武打上，我强调的是飘逸。我要让小龙女就像仙女。

像16年后杨过和小龙女相遇，我们把它放在很封闭的状态中，一个梦幻的场景中，小龙女在空中飞的那种飘逸的确很浪漫。还有他们在那个古墓里飞，我们把它做得非常高大，13米高，底下还有一层，上下两层，我把它做成一个浪漫的地方。我在里面盖了个亭子，这是我坐飞机看画报，上面有一个越南的亭子，我当时撕下揣兜里，后来按照这个设计的亭子。

南方周末：金庸很满意刘亦菲演的王语嫣，一直希望她演小龙女，为什么后来还是准备用周迅？

张纪中：从金庸来说，小龙女是他的一个梦。他心中的小龙女就是永远不变的那么一个人，因为一直吃那个蜂蜜。这点我是相信他的想法，因为站在他的角度，他太觉得自己是杨过，所以他特别爱小龙女。他觉得不能让这个不好看。

在演员的选择上有一场斗争。投资方多达5家，他们不信任刘亦菲，也不信任黄晓明，每家都有心仪的演员，比如选择周迅来演小龙女，我当时不同意，因为小龙女是那么一个与世隔绝的仙女，她一定非常纯净，都不知道吃东西要花钱。她一定是冰清玉洁的那么一个人。

还有投资方提议用舒淇来演小龙女，我说你们真是疯了，这能卖座么？所以我说你们要找她我就不拍了。最后他们就妥协了。我坚持用黄晓明和刘亦菲是因为两个人站一起真的金童玉女，非常漂亮。但是那个时候，投资方没人承认，都是不认可的态度。

《碧血剑》2007年12月

《碧血剑》：全用新人
南方周末：在你的金庸剧里，《碧血剑》是惟一不用大牌，全部由新人出演，宣传也很少，但收视率反而不错。你分析过其中原因吗？

张纪中：《碧血剑》是让我比较头疼的一部，因为这部小说是金庸小说里不很出名的一部，金庸在这部小说中还没有形成他的风格。我觉得等于是袁承志游走三个集团，李自成、清、明。我希望能把这种历史上的东西揭示一下，比如李自成他们这个腐败，刘宗敏他们抢东西啊，农民穷得进城就抢，得了政权就腐败。这个戏的历史感很重，同时也有传奇色彩，比如金蛇郎君和阿九的故事。《碧血剑》改编的几个版本让我觉得没法看，然后这部小说本身也有些问题，袁承志一开始出场是8岁，张朝唐来华见到骚乱和腐败，然后碰到这么个小孩把他救了，很奇特。开始本来想用黄晓明的，但是因为经纪人要价太高，没能够实现。最后想想干脆全部用了新人，都比较会演戏的。

我觉得这部戏本身影响力不大，很多记者不看，也不起劲，我们也拍得很平静。因为袁承志在里面碰到的人物都很平淡，金庸在新修改的小说里加强了他和阿九、青青的三角关系感情戏，但是最后阿九还是出家，他还是跟青青。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拍的，他也喜欢阿九，他去抓阿九，一把拖了空袖子。他想往前走的时候被青青抓住，于是他看着阿九远去，很悲惨的一幕。但是青青搂着他，他也就这样了。

《碧血剑》播的时候反响还不错，观众说是几个版本里最好的，以后不用再拍了。其实我不是很满意，因为它很松散，又是历史，比较难弄，有劲不知道怎么使。

《鹿鼎记》2008年5月

《鹿鼎记》：删剪
南方周末：《鹿鼎记》在各省播出的时候，创下了今年的收视率纪录，它也是你的金庸剧中争议最大的，在审查通过以后又被广电总局要求大规模删剪。

张纪中：《鹿鼎记》，我觉得它是中国往事小说，讲的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完全是武侠片。它既不是英雄主义，也不是武侠小说。

这个小说里，惟一的正面英雄人物就是陈近南，其他的都是反派角色，所以这样的一部小说拍成电视剧，价值取向上是非常困难的。比如对官场的呈现、对汉人正统皇权的质疑、在爱情婚姻观上的多妻制，这些关口都是陷阱，一不留神就会有问题。

后来的删剪其实是大家最不能容忍的，韦小宝有7个老婆，其乐融融，但这个东西是有历史背景的。我没想到这个勾起了今年网络上年轻人的心结，他们那样有正义和道德感，大义凛然，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也不能同意什么我拍了韦小宝和7个老婆的场面，就批评张纪中赞成一夫多妻制。

南方周末：广电总局的删剪达百处，是哪些地方？

张纪中：我不能说。《鹿鼎记》惟一全版在我手里。删剪不能说没损伤，改变了就肯定对完整性有损伤，第一小说里的俄国部分的戏全部删掉了，雅克萨城的名字也不能提，我不能接受的是这个——因为说是要考虑今天的中俄友好。另外就是所谓香艳戏，一个丈夫和妻子在一起的，这些说起来太过分，其实他们也不管本子，记者们就能起哄，你说他真看得懂么？探讨什么东西么？网上说了香艳这个词，你说这个戏里面有床上戏么？没有，就是韦小宝和7个老婆在床上端坐的集体场面，这个也不能容忍就剪掉吧。最不能接受的是雅克萨城都不能提，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啊？

不要搞恐怖主义！电影《画皮》的变迁

毒手疯丐 — Sat, 04 Oct 2008 14:35:00 GMT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万静

“可能爱情追求的就是这些，虽然不可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却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纪连海在电影《画皮》公映前，就被邀请看了专家点映场——这是电影《画皮》在北京举办的26场点映中的一场。

本来纪连海是去看《画皮》里“挺有型”的陈坤，没想到看到最后“王生”决定跟“佩蓉”一块死的情节，“非常感动”。

9月22日晚8点，《画皮》组织了央视《百家讲坛》的纪连海、阎崇年、康震等人，对影片进行“历史研讨”，结果演变成了“我最感动的《画皮》场景交流会”。

深深打动康震的是“佩蓉”被迫服下妖毒的那段——发飙的小唯逼着佩蓉喝妖毒变成妖，自己当王夫人。佩蓉要求小唯不再吃人心，小唯答应后，佩蓉心甘情愿喝下妖毒，变成白发魔女，并向众人谎称自己才是妖。

康震一直从事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他觉得在“服毒”之前，电影像一部“不怎么精良的武打片”，“服毒”之后“越看越意外”：“电影借《聊斋志异》的‘皮’，画出的不是鬼，而是辉煌的人性。”

这些评价首先“雷倒”了《画皮》的导演陈嘉上：“坦白说我一开始想象这个戏没这么好，我的底线是有一个比较感性的爱情，一个好听的故事，一个甄子丹这样可爱的人物。”《画皮》是北京奥运会后公映的第二部国产影片，取材《聊斋志异》中的鬼故事《画皮》，陈嘉上的电影版《画皮》侧重于王生、王妻与九霄美狐之间的感情纠缠。周迅饰演的九霄美狐在剧中“脱皮”镜头号称耗费百万，只出现短短6秒；狐妖吃人心的镜头也被处理得优雅婉转——去除了血腥、恐怖的鬼片《画皮》，看上去更像是部爱情故事。

奥运会之后公映的另一部华语电影，是内地导演曹保平自编自导的《李米的猜想》——同样为周迅主演，同样主打爱情，只不过是悬疑类型的爱情。

鲍方版《画皮》里的朱虹，当年以美艳闻名，也被传闻吓死了观众。

吓死人的“画皮”
《画皮》出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原来的关注度并不太高。

1965年，香港左派的长城、凤凰影业公司导演鲍方将《画皮》搬上银幕，剧情基本按照原著，讲王崇文偶遇梅娘，被其美色所迷，休掉发妻。其弟王崇武学艺回家，发现梅娘是鬼怪装的。梅娘恼羞成怒，将王崇文剖腹挖心。王崇武请来道士与梅娘斗法，降伏妖怪。道士本认为王生咎由自取，耐不住王生家人苦苦恳求，终救回王生性命。

影片上映之后在香港票房很好，鲍方被邀请到中南海进行内部放映，鲍方对这一情节记忆犹新，在《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2：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提到——

当时陈毅看后非常欣赏，评价《画皮》“拍得很好，有艺术性又有思想性，也有教育性”。

面对表扬鲍方有些后悔：“后头有一段描述主角把画皮撕下来变成狰狞的鬼，跟大师斗法的戏，那段戏太简单了，不够恐怖。”

陈毅听了笑着说：“要那么恐怖干嘛？你不要搞恐怖主义！”

1979年前后，鲍方的《画皮》在内地电影院公映，一时成为街头的焦点，流传至今的传闻是：一个老太太看了《画皮》，当场吓死。

传闻有鼻子有眼，甚至有人言之凿凿地说老太太就死在北京工人文化宫影院里，《画皮》随之被禁，锁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里。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单万里，从来没听说有人看《画皮》被吓死，但即使被吓死，他也并不感到吃惊：“1961年我国第一次举办第26届世乒赛，周恩来、邓小平、贺龙、彭真还都出席了开幕式，后来中日进行冠军争夺战，比赛过程异常激烈，中国最终取得胜利时，场内观众欢呼不已，据说仅北京就有5位听众在听收音机时因心脏病突发而告别人世。”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确存有鲍方《画皮》的胶片，但这决不是惟一的胶片。

今年陈嘉上版《画皮》前，南京金陵工人影城策划总监欧阳冲从南京市电影公司的片库，租到了1965年鲍方拍摄、朱虹主演的《画皮》。租借费是1天100元。

欧阳冲本来只打算放1场老版《画皮》，25日晚上放映，放完后接上26日零点的新版《画皮》首映。

拿到老版《画皮》拷贝后，影城发现效果还不错，于是临时改变主意，从19日开始放映。放映定在一个可以坐50多人的小厅里，准备放映3场。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要来看“吓死人”的《画皮》，50人的厅坐满了。

“当天我们只能加映，还是场场爆满。还有很多人开车来看，结果当天晚上又加了一场，一共演了7场。”欧阳冲说。

20日，影城把“吓死人”的《画皮》挪到110人的厅，场场爆满；21日，又挪到了影城最大的一个厅放映，可以坐400多人的大厅，上座率80%——之前这个大厅上映的是新片《李米的猜想》。

影片放到25日，最终因为年代久远、胶片磨损等原因不得不下片，据影城统计，在不到一个星期里，有三到五千人来看了《画皮》——这一次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人被吓死。

周迅演的九霄美狐在片中的这个“脱皮”镜头，号称耗费百万，只出现了短短6秒。

太恐怖，太魔幻，不现实
最初的拍摄计划里，新版《画皮》也准备拍成“恐怖片”。

重拍《画皮》最早是香港导演钱永强的主意。他曾与林青霞、巩俐等人合作拍摄过《新天龙八部之天山童姥》。对香港人来说，鲍方1965年执导的《画皮》同样也是让人念念不忘的经典。几年前，钱永强突发奇想：用如今的电脑特效技术重拍《画皮》。

“内地一向没有放开鬼怪电影，尽管电视剧已经拍过，电影一直没有让拍。”钱的朋友陈嘉上第一个劝他不要自讨苦吃。

直到去年，陈嘉上听说钱永强真的下定了决心：导演预订叶伟信，请甄子丹演男主角武将王二郎，挖心女鬼水美伶则在章子怡、范冰冰和周迅之间仔细考量。

2007年6月，钱永强在上海启动新闻发布会，宣布《画皮》开拍后，才发现剧本完全不能通过内地审查，“太恐怖、太魔幻、不现实”。

在钱永强的剧本里，《画皮》是一个将军斩妖除魔的魔幻故事，内容跟《聊斋志异》里的《画皮》没太大关系，只是借《画皮》去做一部武戏，恐怖、暴力、惊悚。

如果只是在香港上映，钱永强的剧本其实完全可以拍摄。但“香港不会有人投这么多的钱去拍一个只能在香港放的戏”，陈嘉上说，放弃内地市场，对投资方来说太冒险。

那时投资方已经投了两三百万元人民币，加上跟甄子丹签订的合约，就算不拍也要损失近1000万人民币。

投资方也找到了陈嘉上，他即将就任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对内地审查尺度更有经验。

2008年3月，广电总局重申《电影管理条例》有关法规，电影“夹杂凶杀、暴力、恐怖、鬼怪、灵异等内容……有过度惊吓恐怖的画面、台词、背景音乐及声音效果”的，应删剪修改。

陈嘉上觉得钱永强的剧本改得比鲍方的版本好玩很多，但也知道它肯定不可能通过。陈嘉上熟门熟路地给出了意见：放弃恐怖，减少打斗，走爱情路线。

“要是不改过来就不可能拍了，这就是中国电影的现实。”陈嘉上说。

开拍前四周，钱永强退出爱情片《画皮》剧组，陈嘉上补位，出任《画皮》的导演兼编剧。

“几乎每个人都说不要拍。”陈嘉上也明白接手的风险非常大：剧本能不能通得过审查、观众能不能喜欢……现在罢手只是赔1000万，再拍再通不过，损失的就是五六千万。

只有投资方和老摄影师黄岳泰建议陈嘉上继续。黄岳泰原本只是客串帮忙，陈嘉上的爱情故事让他很有兴趣。他找到陈嘉上，“要是你弄的话我就留下来。”

开拍前一两个星期，陈嘉上赶出剧本送到广电总局审查。剧本与现在拍摄出的电影情节大致类似：爱情为主。

陈嘉上在给甄子丹说戏，原来的版本里，《画皮》主要靠甄子丹来打，为了影片能通过审查，甄子丹的戏份更多改成了“搞笑”。

不要把我变成傻瓜一个
“不能是鬼。”陈嘉上首先确定了“狐妖”小唯的身份，折中的方式是：最好能比鬼更虚构，让人觉得不可能是真实的，但不会在现实中联想，“这样审批的压力会小一点”。

“画皮”最好还能够容貌美丽，原著里“杀人取心”这种行为已够让人生憎。按小唯的扮演者周迅的说法：“小唯只是一只运气不太好的妖，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我又不想拍一部恐怖片。”陈嘉上一直坚持这种说法。

鬼片改成爱情片、武戏变成文戏，原定靠打戏贯穿始终的甄子丹缺少了用武之地，陈嘉上就把甄子丹饰演的庞勇设计得“有点搞笑”。

甄子丹听了之后，只提了一个要求：“不要把我变成傻瓜一个。”

《画皮》接下来的改造是根据演员进行的。周迅答应得很快，她看中的是陈嘉上对《画皮》故事的全盘改造。

“其实当时我的剧本还没有完成，是看着演员来定剧本走向的。周迅来演了，我可以这样写了；孙俪来演了，我可以那样写了。”陈嘉上说，看中孙俪，是孙俪刚好剪了短头发，符合他想要的“现代感”。

选陈坤演王生，因为陈嘉上理解的王生，感情相对保守，软弱之处在于，要证明自己可以不被小唯诱惑。陈坤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花心男人，表面软弱，但内心强悍：“我很希望通过王生把他的这种东西带出来，演出能怎么样逗得他有一种力量。”

除“画皮”之外，陈嘉上本来希望能在剧中多一些妖怪，比如百妖夜行，讲讲人与妖的关系。但为了能通过审查，也节省制作费用，只保留了一只蜥蜴精小易，让小唯至少能有一个同类可以说说真心话。“要不然就只能看着小唯阴沉沉地不出声，不知道在想什么。”陈嘉上笑起来，“我也不想让小唯像电视剧那样的自说自话。”“这已经是现在恐怖的极限了。”陈嘉上说。“爱情剧本”果然通过了审查。陈嘉上笑着说：“我们的人生已经够惨了，爱情故事不要太惨了。”

钱永强的剧本里，电影的结局是只剩一个人，其他人都死了。陈嘉上将之改成大团圆：“我希望观众进电影院就发这些好梦，我没有兴趣让观众去戏院里发一场恶梦。”

陈嘉上第一次觉得有些经验可以跟其他香港导演分享：“斗争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电影局现在起码一早就跟你说，剧本不能太恐怖，底线是什么。”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作者：易大旗

毒手疯丐 — Mon, 22 Sep 2008 06:34:00 GMT

本文标题不是我的原创，它是大陆盲人歌手、行吟诗人周云蓬写的歌谣《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地笑；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这首沉痛的歌谣流传开来后，中国的孩子又噩运连连，安徽“大头娃娃”毒奶粉；山西黑窑童奴；东莞童工；四川豆腐渣工程活埋了七千多孩子；如今三鹿奶粉又坑害了成千上万个“结石娃娃”，而且国内生产含毒奶粉的还有一大批乳制品企业！

去年美国四千多只猫狗被中国出口的宠物食品毒死，美国尽管一片哗然，却做梦也想不到，中国人会给自己的孩子吃同样的毒药！美国人想象力很贫乏，还以为是化学污染所致。岂知在中国，这是行内皆知的“食品添加剂”—它就是“三聚氰胺”。

凡用国货的华人都有必要接受科普，“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黏合剂，主要用于建筑装饰。但它在大陆有另一俗称，叫做“蛋白精”，它可以使蛋白质含量低的食品，能在质检时达标；同时可以增加一切颗粒状食品（奶粉或饲料）的黏合度，此种产品在大陆食品加工业使用量极大。换言之，国人吃的各类禽畜，都可能是“蛋白精”饲料喂养出来的。

先不说企业厂家有无主动“投毒”，单牛奶本身已含毒质，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牛奶掺水是牛奶供货商和农户的惯常做法，起初掺牛尿人尿，因为尿素氮含量高，可骗过质检仪器。后来嫌麻烦，就直接加尿素化肥，但质检部门开始使用检测尿素的仪器，此路不通了，于是“三聚氰胺”便取而代之。此物很难检测出来吗？也未必，只不过需要更精密的仪器和更高的成本。总之社会道德越低迷，社会成本就越高，此乃恶性循环，其间没有收益者，大家都是受害者。是次国产乳制品陷于灭顶就是一例。而这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制度的原罪。

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的大陆企业集团，不如新西兰“恒天然”乳品集团有良心。“三个代表”的党国官员，不如新西兰总理克拉克着急。她谴责中国地方政府“试图掩饰，不予召回产品。那绝不是我们新西兰的做法。”当然不是！她若在那几个星期绕室彷徨的焦虑等待之时，给精通中文的澳洲总理陆克文打个电话，对方或会点拨她甚么是“中国特色”。

可怜那些爱国成狂的“金牌亢奋症”患者，怎也想不明白，以“国家造假”去让假龄孩子拿金牌，和毒奶粉实属同源，都是同一癌细胞结出来的肿瘤。如斯国邦，这般制度，不惜给我们的青少年灌喂狼奶，给我们的婴孩灌喂毒奶。此乃不折不扣的“杀子文化”。

温家宝在北京儿童医院看望患病儿童。

朱天文——写小说才是我的本职

毒手疯丐 — Sat, 20 Sep 2008 06:13:00 GMT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郑廷鑫

朱天文，台湾作家，曾师从胡兰成学习中国文化，与侯孝贤合作多部电影

朱天文，1956年8月24日出生，籍贯山东。淡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出生于书香世家的朱天文和其妹朱天心一样很早就开始发表作品，曾主编三三集刊、三三杂志，并曾任三三书坊发行人。因发表小毕的故事与陈坤厚、侯孝贤认识，并参与电影编剧，自此便与电影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其作品亦多次获奖，1994年以荒人手记获得首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作品包含了小说、散文、杂文、电影剧本等。

28年后的一个夏日黄昏，夕阳下的维多利亚港波光点点，朱天文平静而清晰地回忆起东京成田机场的那一袭长袍。

“那是1980年，第二次去日本游学后回台湾，当时胡兰成老师送我们到成田机场，他站在电梯的顶端看着我们下去，就在我们出关的时候，转回头去看，他穿着长袍，感觉长袍在风里飘动。这是最后看到的他的身影。”

就在离别前，双方还拉手指勾约定，“让我们回去好好写东西，然后他也答应把《民国记》写完。当时他正要开始写一本有关民国历史的书。”

第二年7月的一个大热天中午，胡兰成出去寄信，“幸好不是寄给我们，然后回去就冲冷水澡，一下就出事了，心脏麻痹，很快就去世了。”留下了未竟之作《女人论》。当时25岁的朱天文发了一个著名的誓，“总有一天，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要把《女人论》续完。”

这个心愿花了她20多年的时间。“我没想到，因为这个念头写出了《世纪末的华丽》，看起来毫无关系。后来又写了《荒人手记》，看起来更是毫无关系，可是写完后，我跟天心讲，我当年对胡老师的悲愿已了。结果，又写了《巫言》，用3本书来把他的《女人论》续完。”

“从小看小说看多了，写作成了一种自然行为”
1960年代，青草地、老榕树，鸟语蝉鸣相伴，斑驳的窄巷、路灯和电线杆，就在台北的眷村里，朱家有女初长成。

父亲是大作家朱西宁，母亲是日本小说翻译家刘慕沙。家学渊源也好，天生聪慧也罢，三姐妹天文、天心和天衣相继走上了写作的道路。“那是不自觉的选择。”虽然父母的教育是放牛吃草式——“就是不管你，也没有让你写东西，不理你的课业，也不叫我们去上补习班，总之就是让我们自生自灭。”这给了她们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空间。

“可能是我们从小看小说看多了，写作成了一种自然行为。”不过，在国民党一党独大万马齐喑的戒严时代，看小说还得靠特殊的身份。

父亲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从南京撤退到台湾的时候，船上有6个关系特别好的结拜成兄弟，其中的“六叔叔”后来在台湾做到将军。托“六叔叔”的福，“他们那边没收的禁书就拿到了我爸这边来，我们打开橱子就能看到禁书。比如鲁迅、老舍、沈从文、萧红，还有很多的。比起同辈，我们看沈从文早得多，早早就喜欢沈从文、鲁迅了。”

高一暑假，在家里没事干的朱天文写了处女作《强说的愁》，开始四处投稿。“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投稿那边的人我们都喊叔叔伯伯的，一投就用了。”妹妹朱天心更早就开始写作，“她是小学六年级就去投当时一个叫《国语日报》的，给小学生看的报纸，第一个投的稿叫《我是小青蛙》，写得很好玩，还登出来了。”

胡兰成老师的教法很灵活
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父亲偶然获悉胡兰成在台北，联络上以后，便偕母亲与天文前去拜访。初始，清秀蕙质的女孩只认得张爱玲，“因为爱屋及乌，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真见到了，一片茫然，想产生点嗟怅之感也没有。”

等到一年后，也只是顺手之间抄来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一看，“也怪了，这一看就觉石破天惊，云垂海立，非常非常之悲哀。”

再一个闪回，胡兰成已经搬到朱家的隔壁住，开了一家私塾，成了朱家姐妹的老师。

“他的教法是很灵活的，像《诗经》的《国风》，很多都是情诗，胡老师就赋予我们所有这些东西新的眼光，觉得以前背的东西全部变成现在的方言，那种现场感和活泼感，就是胡老师教给我们的。”

某日散步的时候，或者去市场买东西，或者吃饭的时候，胡兰成就会说，“《史记》看了没？”姐妹说看了，他就问，“喜欢项羽还是喜欢刘邦啊？”天文是看过《今生今世》的，知道他在书里说，要做项羽容易，要做刘邦难，便说：“我喜欢刘邦。”于是，胡兰成便开始讲课——

“刘邦是从《诗经》下来的汉民族的传统，项羽是《楚辞》下来楚民族的传统。楚汉相争的结果是造就了汉赋，长短句什么的都是诗经和楚辞的融合。“有人说汉赋是堆砌文字，这是不懂文学，不懂得文学的现实感，楚汉相争打出一个新的天下，什么都是新的，这种新产生了很多东西，很像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说的，世界还太新，还没有名字，你必须用手去指。汉赋就是这样，一个新的天下打下来，新东西太多了，你要怎么去描述它，所以光是对马的描述就有很多。汉赋是活的，会动的。”

胡兰成去日本后，两姐妹连同几个文学青年办起了《三三集刊》，“当时要办这个刊物，也是为了胡老师，因为他的文章发不了，我们自己来办杂志就能发表了。”

1979年，台湾开放了观光旅游。胡兰成立即来信，“你们赶快办手续，来日本看樱花。”樱花开在4月，等到手续办完之后，已是5月了，去是去了，却没有赶上樱花，就在胡兰成家住了一个月。“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震撼教育。”

胡兰成带着天文天心姐妹到日本的能乐大师家里做客，然后去见陶艺大师，到日本各种传统技艺的大师家里去，就是游学。“胡老师的说法是，日本有最尖端科技，像新干线；同时对传统的工艺保留得非常好，像做豆腐的，这种行业的尊严一直被守护着。最传统和最现代的东西在日本都看得到，胡老师就一心要带我们去看什么是最现代化的，什么是最传统的。”

第二年，姐妹俩再赴日本。河岸上，全是樱花。晚上大家都到下面坐，树上吊着灯笼，不认识的人也可以一起喝酒唱歌跳舞，“胡老师说这个风景是唐人的生活风气，人们都经常跑出来的，出来看花，男女调笑，这些东西都是敞开的，唐诗里头就是这个光景。”

当时的台湾，大人想出去都难，两个小丫头就这样跑出去了，“整天看什么都是‘哇哇’叫个不停。确实是一种启蒙教育啊，这些都是我们比同辈多的东西，够我们后半生咀嚼不完的。”

电影界也有人看书的！
那是一个台湾新电影辉煌的年代，一个大师涌起名作频出的年代。朱天文与它牢牢地绑在一起，一次次成为聚光灯的焦点。

最初是在1982年，《联合时报》举办了一次有奖征文比赛。“我还记得征文大赛的名字叫‘爱的故事’。”是有奖金的，而且还很丰厚，朱天文便写了一篇《小毕的故事》投了过去。后来评出来几个佳作奖，文章都登在报上，《小毕的故事》是其中之一。就是因为这“爱的故事”，让朱天文和侯孝贤走到了一起。

有一天，两个年轻人把电话打到了朱天文家里，自我介绍是侯孝贤、陈坤厚，说在报上看到了这篇小说，想改编成电影。“当时，我对国语电影完全不看的，所以也根本没听说过这两个人，”朱天文说，“而且那时候我对电影圈的印象也不好，觉得电影圈里没有好人。”

赴约前，“特别选来一袭鼠灰针织套装，高跟鞋，长发盘成一髻赴会。”见到之后，才发现他们和想象的不一样，“喜欢陈先生的诚朴，就像他的名字：坤、厚。也喜欢侯先生，他是看书的，他讲起偏爱田邦子的散文、钟晓阳18岁就写了一部《停车暂借问》，真了不起……我听着在一边讶异：啊，电影界也是会有看书的！”

合作就此拉开序幕。

侯孝贤大气，甚至有些霸气，像一杯伏特加，烈且后劲十足；朱天文却是洁净、剔透，像一杯冰透的纯净水。如此的异质，如此的合作，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异质才好的，在一起能弄出一些火花，才会互补对方没有的。可是又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频率，如果完全不同，怎么去讨论剧本啊，光沟通就累死了。

“他的很多地方也会影响到我的小说，他的电影对我的写作是有影响的，比如题材。很多题材是我生活里没有接触到的，可为了电影必须去搜集材料，做一些田野的工作，认识一些不同的人，这些后来都会变成小说的题材，这是最直接的。”

侯孝贤的磁场强得不得了
你早年也跟杨德昌合作过《青梅竹马》，对比一下，他和侯孝贤在工作方式上有什么异同？

朱天文：这两个人非常不同。杨德昌对剧本的分析很周详，分镜头什么的都很清楚，他是学工程的；侯孝贤基本是现场见，如果有默契了就会弄得很快。之前如果没有耕田耕得很够的话，到了现场会慌成一团，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他的磁场强得不得了，会判断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是我要的这个是不要的。基本上，他做的就是把环境制造出来，把现场的氛围制造出来，让这个人在里面活动，做你熟悉的事情，他就在旁边看和调节。

看你之前接受采访，一直说编剧干的是一个文秘的工作。你是把写剧本不太当一回事，还是另有所指？

朱天文：不是不以为然，因为剧本重要的不在于写。我觉得我最大的贡献就是不断扔书给他看。这跟编剧有关吗？无关啊。但很多他电影里的元素都是我给他的。

讲得最多的《风柜来的人》，他拍的时候突然不会拍了。以前拍电影都是很传统的，杨德昌回来后，他开始看大师的电影，这个镜头这样拍那个镜头那样拍，结果自己就不会拍了，很苦恼。后来讨论的时候，我正在看沈从文的自传，觉得好，就扔给他看。看完之后他说很好看，然后就找到拍摄的角度，把人抓来放在这里，让他们在最自然的状态下来演，看完我们都感觉非常震撼，完全是从大自然看人间的视角。

他的电影里我最喜欢的也是《风柜来的人》，就是在自觉跟不自觉、知道与不知道的边际激发出来的锋芒，把自己的刀拿到磨上“唰”地一蹭，一下子天空就亮起来，非常sharp的一部电影。我很喜欢的就是这种非常新鲜、非常锐气、非常锋芒的光辉，那就是旧的和新的碰撞时的刹那。

同样的创作高度才能做这样的事。我讲这句话后面是有潜台词的。我觉得我的编剧已经早早超出编剧范畴了，这个话其实是我自谦之外的一种寓意：因为我有小说，这才是我的本职。

我们曾经很羡慕阿城
你们的教育经历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很难得到的，相信有很多人羡慕你，阿城就说过，你们写出这样的东西，书读到这样的地步，我们还在看蜥蜴。但是，在接受这种训练的同时，你觉得失去了什么吗？

朱天文：失不失去就不知道，但是我们曾经很羡慕阿城，羡慕大陆的那代作家，上山下乡……有好多的经历。就像乡土文学流行的时候，我们同样会羡慕吴念真，他就是矿工出身，他的故事多啊，很羡慕他们可以写这些普罗大众的东西。

我们让人羡慕的部分是不是我们所失的呢，我也不知道，可是，无论如何，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所处的生长背景，这是他的基点也是他的限制。在成长的环境里，能不能扩大你的视野、见识，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你在《叛逃张爱玲》里说，原来《三三集刊》乃《苦竹》还魂。当时，你们发起《三三集刊》的时候，胡兰成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朱天文：刚开始给杂志起名字的时候，我们多么的大中国主义，多么有想象力，什么江河啊、草原啊……后来起名叫三三，是胡老师提的。这个三的解释很多，老子的三生万物，都是三。当时没钱，胡老师就去日本筹钱、卖字，他的书法在日本是很多人要的，一幅字就能卖十几万日币，就托人带来给我们，当做一开始的周转资金。

后来，《三三集刊》是怎么结束的？

朱天文：还是因为胡老师去世。办到24期，胡老师去世了我们就没有再办。后来就办出版社，就是三三书坊。一直到1990年，觉得很吃力，我们的书很多出版社都要，没必要办个出版社来为自己出书，不但要做一些行政工作，两姐妹还要开着摩托车去送书，就想专心写作吧，才把出版社的业务盘给了远流出版社。

都说胡兰成影响了你们，反过来说，你觉得在他晚年的时候，你们的出现带给他什么？有人说，你们推动了他的第二次成名。

朱天文：我们都说，胡老师在晚年把毕生的精华都给了我们，给我们点了龙的眼睛，但凡有点志气的话，就要走出胡老师，依据个人的兴趣去画自己的龙。所以，我们都各自去跑自己的野马。

当时有个想法，胡老师不被承认，我们总要做出一点成绩来，让人家因为我们的成绩，去追你作品的源头，想了解胡老师到底是何方神圣。这种心愿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有的。现在都能看到他的东西了，我觉得基本上就OK了，只要能看到，别人是什么感觉就是别人的事情了。

写作的快乐难以形容
詹宏志在《一种老去的声音》里说，从《炎夏之都》开始，朱天文变本加厉，一头栽进对衰老的描写。

朱天文：就是这样的，特别是对时间，有强烈的感觉，（所以就学习卡尔维诺的离题叙事？）哈哈，所以就写了《巫言》，离题也是逃避死亡的一种方式。

你在文章里喜欢讲一些生活中难以名状的细节，而在实际生活中，是否也会为那些小细节所纠缠？

朱天文：会啊，人家都不注意的事我都会很困惑。这是一个基本的经验，把这些东西再夸张，就是小说了。所谓夸张，就是再加以想象虚构，这是小说家做的事：有一个东西再把它放大。我经常会描写人在进退两难时的困顿，像吉普赛人一样弄一堆没用的破铜烂铁在自己身上，人家已经到头了，你还在蹒跚走不动的状态。

我是处女座的，处女座有个能力，好比说进一个房间，就像带着个照相机，“啪”地一下就把周围的环境给拍下来。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去过哪里之后，天心经常问我那边的摆设，我都会记得那个画面的。一个房间我去过，之后再看，如果有什么东西被动了，我一看马上就感觉得到。我就有这种照相术。

听说你的外甥女谢海盟也开始写作了，你看着她这么大了，有没有想过自己如果有个小孩会怎样？

朱天文：真的很可怕，这个时间，看着她从这么小到现在这么大个了。但我从来不会想有个小孩，也越来越不会想，因为首先要结婚，现在结婚很难吧，因为生活已经自在惯了，自由惯了。

有喜欢过的人，但是喜欢到足以让你变动整个生活吗？还有其他的种种因素，曾经错过了，现在我们都回不去了。过了那个年龄会越来越难，因为你的核越来越硬了，就不想因为一个人而改变你自己。

年轻的时候，爱情的冲动很大，那时候可塑性也很大，那时候结婚是很自然的。种种的因素阴错阳差，错过了，这也是时差的故事嘛。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出现，能让你说我愿意改变我的生活，那我也很高兴，但这个人你说在哪里呢？你会知道越来越难，因为你的燃点太高了。我觉得我写东西看书一天都不够用，完全没有那种感觉了。

你幸福吗？

朱天文：我觉得是幸福的。看过大江健三郎讲的一句话，文学所到达之处，常常是超过一个作家的预期的，这就是最大的收获，意思就是说，我都不知道我会写这些东西。当我写的时候，在一种状态下我把它调出来了，调出来我才会知道，哇，我是这么厉害的。这往往会超过自己的预期，因为你以为你会忘记的，以为你不知道的，当你潜入那种状态然后给它命名、赋予它形状的时候，那种快乐是难以形容的。

我很感谢自己有写小说的能力，这让我做任何事情最后都有个出口，最后都会变成一个场景、一个作品。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很多人不行的，过去了就没有留下什么。人们都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给自己留下一个永恒吧，死了之后作品还能流传下去，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有一个东西了，就算跟死亡打了个平手吧。人带走了，东西留在这里，后人还能看到我的作品。这是很幸福的，不是人人都有的。很多人死了，很快就没人记得，就真的需要一个墓碑，让后代年年都来祭拜。但我父亲去世后，我们很自然的，根本没想去找个坟地弄个墓碑的，没有的。这样做的原因是，你感觉父亲的作品都在啊，感觉后人都会记得他，人家看他作品，人就在了，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闸北公安局少年杀人案

毒手疯丐 — Thu, 17 Jul 2008 23:42:00 GMT

案发前旅行中的杨佳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岳君实习生李庆雅陈强贾思玉吴瑶

（PS：一些琐碎的素材加上第三者的陈述，被作者组织后，活灵活现、跌宕起伏，这稿子写得不错，值得借鉴）

一位权威人士透露，在一度拒绝配合警方做口供之后，杨佳首度解释犯案动机的第一句话赫然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上海袭警案的主角杨佳，退掉了他在招待所的房子，拿一把刀走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临行前他对招待所老板说：“明天不用住了。”

一个前程尽毁的青年，六个瞬间破碎的家庭，一场两败俱伤的悲剧，以及无尽的伤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沉痛思考。

网络日志中的杨佳，阳光，健康，活跃，渴望结交女友；现实中的他，倔强，阴郁，沉默。28岁的他如何走过自己的青春旅程？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北京青年在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后，选择用如此极端的方式结束别人的生命，同时终结自己的青春？

上海闸北公安局21楼，督察支队2113办公室，一支枪对准了杨佳。他终于开口：“你开枪把我打死吧，我已经够本了。”没有任何忏悔的意思。

在紧急支援的持枪特警出现之前，被多位民警制服的杨佳暂时被反铐在办公室内。被擒后，他没说一句话，只是不断喘粗气，喉咙里发出“嗬嗬”的低吼声，双眼通红，手上粘满鲜血，白色T恤的左半部已被鲜血浸湿。

最终代替木讷寡言的杨佳“给出说法”的，是一柄二十多厘米长的单刃剔骨刀，是次袭警事件，六位无辜的民警成为刀下亡魂。

刀刀见血。几乎只有一种刀法——杨佳用刀对准民警的胸腹部或者颈部动脉，猛烈插入，然后用力上挑。这会使人在5到20秒内因失血过多而毙命。这栋驻扎着大量内勤民警的综合性警务办公大楼在专家眼中是这个国家强力机关的“柔软的腹部”：死亡的民警平均年龄50岁，其中有科技科民警，也有后保处服务中心主任。

在主流语境中，这把血债累累的刀的拥有者完全可以用“丧心病狂”、“穷凶极恶”、“毫无人性的暴徒”来形容；而网络中则有一些网民给予杨佳同情以及只有近年焦点人物时常有过的那般的待遇：“刀客”杨佳有了自己的“武林列传”：性刚烈如杨佳者,不惧死而惧受辱,一朝受辱,必流血百步,伏尸数人……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语境之外，在成为焦点之前，小人物杨佳有着怎样的人生?

成长档案
杨佳从小就有的一个特点是凡事讲究规则，不乱穿马路，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会跑过去捡起来，“连玩丢沙包的游戏都从不作弊耍赖”。

在上海警方的案卷中记录了这个28岁青年的档案：杨佳，1980年8月27日生，籍贯河北省冀县，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前圆恩寺胡同某号，中等专科学历（函授，口供说是财会系），身高171厘米，体重77公斤，足长26厘米，脸型长方脸。没有前科。

在前圆恩寺胡同内，在一个老北京普通的四合院的普通人家，杨佳度过了他的普通而不乏快乐的童年。

杨佳的父母在上世纪70年代结婚。父亲是一家影院的电工，小时候会带杨佳去影院看电影。在杨佳13岁的时候，他与妻子王静梅离婚，很快又组建了新的家庭，然后像一个戛然而止的长镜头一样淡出了杨佳的生活。

王静梅则是杨佳一直相依为命的母亲，也是从未谈过对象的杨佳生命中唯一亲近的女性，准确的说，是他唯一亲近的人。

杨佳小学同学邓世博对那时杨佳的印象是：成绩一般，个头一般，口才一般，各方面都不算突出，但积极参加班级活动，有时也会跟同学打打闹闹，但不记仇，很快就又好了。

王静梅的好友王铁栓形容王年轻时容貌出众，声音甜美，性格开朗，“没结婚之前在劳动文化宫当解说员，那都是百里挑一的人。”王静梅对这个独子甚为疼爱，幼时放学后杨佳总是背着一个小书包，跟在妈妈身后回家。

邓世博去过几次杨佳家里玩，都是父母不在的时候。“他那时候爱看书，但基本都是小孩爱看的漫画书之类。”

住在杨佳邻院的李佳则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李佳说，那时杨佳放学后喜欢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当时他父母感情也很好，觉得他家庭很美满”。

杨佳从小就有的一个特点是凡事讲究规则，不乱穿马路，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会跑过去捡起来。“连玩丢沙包的游戏都从不作弊耍赖。”邓世博说。

那个时候，杨佳的家庭完整，生活幸福，小学岁月让他充满怀念。据《京华时报》报道，2006年，杨佳加入网络上的小学校友录后，第一条发言就是希望大家能在入学20年后聚会庆祝。

1994年，杨佳父母离婚。当时，杨佳的母亲王静梅在一家洗衣机厂下属的招待所工作。对于离婚的原因，杨父不愿多提，只是简单说，夫妻因为怀疑对方有外遇，猜疑逐渐增多，最后导致离婚。母子两人搬离了前圆恩寺胡同，前往东城区一处房屋居住。

此后，杨佳变得越发沉默寡言离群索居。

邓世博回忆，青春期的杨佳显得敏感而孤僻，尤其不愿谈及自己的父母，“偶尔问起也就岔开了”。但那个时候起杨佳迷上了爬山，喜欢和老同学一起爬香山等京郊山地，在暴走中让自己体内随身体一样发育的少年心事得以纾解。

“家贫百事哀”

王静梅曾怀疑杨佳得了心理疾病，希望看心理医生，但因经济原因，最终还是放弃了。

相依为命的母子俩的生活可以用“家贫百事哀”来形容。

离婚没多久，王静梅工作所在的雪花电冰箱厂也倒闭了。杨佳跟母亲搬到慧恩寺一套安置房里，这里大都住着上年纪的拆迁户。初中毕业后，杨佳念了一所民办技校的财会。杨父开始还来看看杨佳，给他们一点生活费，后来再没有过来。

据媒体报道，截至案发，杨佳已经四年与父亲全无联系了。7月1日，当律师谢有明询问杨佳单亲家庭对他的心理伤害时，杨佳作出很无所谓的表情。谢有明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倔强的人。

“杨佳不爱说话，也不肯示弱。”只有在提到他母亲的时候，杨佳的态度才会柔和起来。“他说他母亲很可怜，很辛苦地在养他。”

1999年技校毕业之后，杨佳在望京购物中心实习，随后在首体家乐福工作一年多。“他觉得单位里怎么有那么多尔虞我诈的事情，看不惯就走了。”王静梅的好友王铁栓说。

此后，在一家公司短暂工作后，杨佳失业在家，变得越来越不愿和人接触。

2000年，王静梅在宣武区虎坊桥东边的一个招待所当服务员，因为一次肢体冲突，她开始了一场影响母子二人至深的漫长上诉。

王铁栓回忆那件“悬案”的起因说：王静梅是1955年生人，属羊，在这个年龄段算是长得出众的，那会还显得年轻。那家招待所的经理看上她，老想跟她套关系，她看不上。而另一个女服务员因此跟她争风吃醋，老觉得她是眼中钉，再加上工作时候又起冲突，一次瞅准没人的时候，那个女服务员上来就把她摁倒，啃她，腿上咬掉一块肉，导致住院。

王静梅把对方告上法院。“可单位没人看见当时情况，没见证人，虽然其诊断证明等证据都齐全，可对方说也瞧病去了，后来补充了一个假条和1352元的医疗费证明——而王静梅也花了1352元，对方明显是找医院关系后补的。最后法官各打五十大板，认定双方互殴，各自负担。”王铁栓说。

王静梅对此耿耿于怀，开始了漫长上访之路。退休之后，更是常年将主要精力放在上访上，辗转于北京公检法各部门，直至北京市委、国务院信访办和最高法院信访办。她因为这个事，心里非常不痛快，后来还生了动脉瘤，大出血动手术。

“她这人本来心劲挺高的，我感觉她虽然不富裕，对钱并不在乎，但认理。”王铁栓有一次劝她不要这么漫无止境的在官司上这么耗下去，王静梅急了，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一点原则都没有。

她打官司时结交的“讼友”郝家隽说，每次见到王静梅，她都穿一件80年代的黄色长袖外套，无论冬夏，从不更改。

不仅因为打官司而生活困顿，王静梅还遇上了其他不顺心的事。她曾上婚姻介绍所登记，结果被一个婚托骗了一笔钱，给她介绍了一个结过婚的人。再找的话，又要再交费。

官司越发成为王静梅生活的精神动力，但她还必须面对失业在家的儿子。“我出去打官司，必须在早晨做好一天的饭，不做我儿子就不吃。”王铁栓曾提出帮王静梅劝劝杨佳，但王静梅拒绝了，她说杨佳拒绝和人交流。

有一次，王静梅曾向朋友说起，她怀疑杨佳得了心理疾病，希望看心理医生。这也许是一次避免日后悲剧的机会，但因经济原因，最终还是放弃了。

“门牙被打掉了，补牙花了几千块钱”

去年3月时，王静梅被拉到拘留所呆了十多天。回去时她发现门锁着，杨佳也没影了——他去他同学家了，没有去找她。

杨佳一直找不到工作，整天坐在电脑前上网，唯一的外出是帮母亲买个油盐酱醋。“王静梅的厚厚一摞申诉材料，都是让杨佳帮她在电脑上打的。”王铁栓说。

杨佳所住单元301的邻居说王静梅这个人脾气倒是有点古怪，有点拧，较真儿，凡事非要找出个理儿来。杨佳平时看上去倒特别普通，不显眼。也不怎么爱说话，但是挺懂事的。比如在楼道里，看见你提着很多东西，他就会给你让道，或是问问说用不用帮你提。

待业青年杨佳不做家务，“都是他妈伺候他，出去办事提前做好中午饭，回去带晚饭，不理他都不吃饭。”

偶尔跟邓世博等老同学聚会，杨佳也经常一言不发，仅仅是问候一下最近好不好。

去年3月，王静梅上访找人大代表反映问题，后因故被拘留十几天。回去时她发现门锁着，杨佳也没影了——他去同学家了，没有去找她。

王静梅1500元的退休工资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不得已，她经常找些促销或是小时工的活儿打散工，她还曾到民政部门给儿子申请低保，但遭拒绝。“民政部门说王静梅有退休金，不符合低保标准。”

王静梅变得易怒，邻里矛盾渐多。她希望儿子的人生不要像她那样越走越窄，鼓励杨佳多出去走走，散散心，并把自己攒下来的退休金交给儿子外出旅游。

网络和户外运动是杨佳宣泄郁闷的出口。网络之中，杨佳的精神是健全而活跃的。

他在校友录上热情招呼新注册的老同学。他还是班级QQ群的管理员，没有工作的他上线最为频繁。

杨佳有一个博客，博客名为“非常地妖”，没有恋爱史的他在交友目的一栏上写道，“社交,约会,认真交往,交友”。他说，“一个大龄光棍现在最想结交的就是美女”。

杨佳在绿野INFO等多个户外旅游论坛注册了账号。邓世博说，杨佳喜欢在校友录和QQ上发他在野外时所拍摄的景色照片。很少见面的杨佳就这样在照片中朝他们微笑。

在驴友圈，杨佳参加活动时很主动，话不多，但乐于助人，见到漂亮女孩很腼腆。在郎八拉之行和杨佳始终走在一块的KEEM对他印象很深：“休息的时候他两次给大家买冰棍，我们都挺意外。”

然而，前年冬天杨佳在山西旅游时，不期然地跟当地警察发生了一场冲突。

王铁栓说：“杨佳在太原火车站被警察打了。排队进站，前后人挤人，他怕别人偷东西把包挎在胸前，警察说他不好好排队，他顶嘴说排着队呢，结果被请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被打了。门牙被打掉了，补牙花了几千块钱。”

母子俩又一次不断上访告状，告到公安部，“那回人家承认错误，的确是打了，赔礼道歉。还赔了三万块钱，但打他的事情在心理上肯定有阴影。”

与自行车相关的仇恨
接近杨佳的权威人士称，杨佳指控当日在派出所遭到“七八个警察的殴打”。上海市公安局对于杨佳在讯问期间被殴打的说法给予了否定。

杨佳的仇恨似乎总来源于自行车。杨佳的姨妈说，刚工作时杨佳攒钱买的新自行车被偷。结果在冬夜，杨佳在大雪中走了近6个小时才回到家。从此，杨佳特别痛恨偷自行车的人。

据杨佳陈述，他对警察的仇恨，亦源自涉嫌偷盗自行车一事。

2007年10月5日傍晚时分，上海市闸北区普善路口。杨佳为了旅游方便租用的自行车被警察拦下。

上海市火车站在闸北区，黑车肆行，治安相对混乱，警方查证很严格：一般说来，没有车牌，警察即有权拦车询问。杨佳正在上海旅游，骑着租来的一辆无牌无证的自行车，受到巡逻民警盘查。

杨佳对于盘查的民警十分抵触：“你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查看我的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为什么不拦（他们），就拦住我一个……”

这样的对抗在路口一直持续了40分钟。根据上海警方公布的录音，场面更像是杨佳在盘问警察：“你有什么理由在这占用我的时间？这是法律规定的吗？你把法律拿过来，你会背！你就这样子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有什么理由？”

“法律？什么叫法律？法律哪一条规定你临检无缘无故要这样地抢我的证件。你怎么可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杨佳被带回芷江西路派出所继续接受讯问。此后所发生的事并没有被公布。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律师谢有明在听完杨佳的陈述后，表示自己完全能够理解杨佳。但他说不方便透露具体内容，因为那只是杨佳的一面之辞，有待核实。

接近杨佳的权威人士称，杨佳指控当日在派出所遭到“七八个警察的殴打”。上海市公安局对于杨佳在讯问期间被殴打的说法给予了否定。

有消息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进一步透露：当时杨佳和民警们发生了误会，杨佳说自己只是举起手做了一个防护的动作，民警却以为他要反抗，将他按倒在地，“他说民警们搜查了他的包，还把他的衣服都搞脏了”。

在杨佳的要求下，督察到场。但督察并没有给他满意的答复，相反激起了他更大的怒火。

被释放回到北京之后，像前次状告太原警方一样，杨佳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的要求，认为不应对他进行盘查。

对此，公安督察部门经过核查，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两次赴京对杨佳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但杨均不予理睬。

上海权威人士称：当时确实发生了肢体冲突。为了息访，警方二次派人去北京做工作。

亦有可靠人士透露：十七大期间，上海警方曾在京找过杨佳，跟他商量1500元数额的赔偿，但杨佳不肯罢休。6月份，上海警方给杨佳去了电话，“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搞大了。”

几乎与此同时，6月底，王静梅持续8年的上访终于又有了一个说法。“法院信访办答复她，按理说这个案子应该重审，但案子实在太小了。还是决定不予审理了。”王铁栓说。

王静梅大怒：“你这事小了的话非得闹大了才管啊？！”

几天后，一语成谶。

旅社的最后时光

上海梅园招待所，杨佳行凶前最后的住所。

他曾在家得利和联华两家超市里流连，并对各类促销广告饶有兴趣。即便已向不归路，仍竭力维持着基本的生活质量，比如薯片等零食，洗涤所需的消毒液，驱蚊用的花露水，还有一套整齐的牙具。

6月12日，28岁的杨佳在上海市芷江西路165弄深处的“德保旅社”入住，房间号111，在一条昏暗走廊的尽头。

杨佳这次仍骑着一辆成色尚新的自行车而来，车锁尚未安装。老板曾善意提醒他提防偷盗。

尽管旅馆老板坚称，这是杨佳第一次入住，但仍有近旁的邻居对南方周末记者言之凿凿，称去年的10月间，曾目睹杨佳亦曾来此，“还有警察陪伴”。

德保旅社距离芷江西路派出所咫尺之遥，分列弄堂两端，系居民住宅楼的一楼改造而来。警方事后调查称，其在此处曾用望远镜窥伺派出所数日。

在闸北，类似的隐身于住宅区中的私人旅馆，比比皆是。尽管条件简陋，但房费便宜。杨佳以找工作为名，登记入住，原本68元的房价在几番商量后，优惠至40元。

这是一间只有4平方米的简易房间，一张窄床和一台破旧彩电。因为时逢黄梅天，天气凉爽，屋内的空调从未启用。房间内并无正规窗户，仅有的阳光来自东墙上A3纸大小的窗洞。“他有一天想换一间有窗户的房，也没换成。”服务员说。

其间，因不适应南方饮食，杨佳曾试图向老板借用厨房设施自起炉灶，但被拒绝。此后，仍以盒饭度日。

杨佳在这里整整住了12天，在老板眼里是一位守规矩的房客，每隔一两天按时交纳房费，从无拖延。时间久了，老板曾询问其找工作情况，他总是寥寥数言，“还没呢”。

6月23日，杨佳乘火车返回北京。警方称其将旅游及登山装备放回家中，两日后再度折回上海。这次他将住处选在了长安路上的梅园招待所，同样深栖于弄堂深处。袭警案案发地闸北公安分局大楼，正在五分钟路程之外的街口。

杨佳入住的二楼的202-2房间被一道新锁锁着。旅馆老板称，系警方所为，以阻止外人进入。他一去不返的房间里，如今还残留着一盒蚊香、一把雨伞，一件白色T恤，已经晾干并叠好放在床边。

一听八宝粥和一袋牛奶仍放在电视机柜上，这也许是他当天未竟的早餐。

他曾在家得利和联华两家超市里流连，并对各类促销广告饶有兴趣。即便已向不归路，仍竭力维持着基本的生活质量，比如薯片等零食，洗涤所需的消毒液，驱蚊用的花露水，还有一套整齐的牙具。

一墙之隔的来沪打工的河北邯郸姑娘李娟（化名），总是在早晨六点被其出门时甩门声惊醒，她颇有微词，但却从未与这位邻居照面——几乎每天都是深夜一时，又一声关门声，才提示主人回来了。

李娟的房间与杨佳的房间只隔一道纸板墙，隔音效果很差，几乎隔壁的一举一动都能清晰听见。但这最后的五天里，她除了深夜对方的呼噜声外，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

甚至连电视都从没开过，没有电话声，没有会客声。她的男朋友在一次深夜，与夜归的杨佳在过道里照面，一样不吭声。

最后的五天里，这个几乎不呈现任何生活气息的隔壁房间，令这对小青年惊恐。

7月1日上午9时左右，杨佳从梅园招待所退房，说“明天不用住了”。

40分钟后，他快步走进闸北公安分局，手上的刀闪着寒光。

吴宇森赤壁赋——西进好莱坞东归三国志

毒手疯丐 — Mon, 30 Jun 2008 05:06:00 GMT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张英实习生李邑兰

1994年，一只没有头的猫躺在草地上，猫头被切成两半，挂在花园的栏杆上。早上起来的周润发和妻子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他们在慌乱中拨通了好友张家振的电话。

周润发那时刚拍完吴宇森监制的《和平饭店》，电影开头周润发演的杀人王和兄弟相残，周润发手起刀落，一口气杀了两百多个黑帮。

“他们当时怕得要死，说香港不能留了……”张家振说，当时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期，“黑社会喜欢用能卖钱的大明星拍戏，也给片酬，但什么烂戏你都要拍。”

电影里的英雄周润发也没法例外，他只能跑去好莱坞。之前，张家振和吴宇森一直劝他来好莱坞，但周润发害怕学英语，也害怕去好莱坞，一切得从头开始。

此时，吴宇森已经在好莱坞拍完了第一部电影。

讲No比较保险

和周润发被逼去好莱坞不同，1992年2月，吴宇森自己决定离开香港。当时《喋血双雄》已经让他成为香港头牌导演，好莱坞颇为迷恋这个香港动作片导演。吴宇森在香港越待越郁闷，在香港他只有黑帮片和警察片可拍，《辣手神探》火了，一周里有50个类似《辣手神探》的剧本来找他；妻子和3个孩子早已移民美国，他已经很久没有家庭生活了。

其实早在1987年，福克斯公司就曾请吴宇森到好莱坞拍片。当时吴宇森正在法国拍《纵横四海》，福克斯请他去纽约面谈剧本。

张家振陪着吴宇森坐在福克斯公司的办公室里，主管必恭必敬地对吴宇森说：“我看过你的《英雄本色》，想请你帮我们拍一部电影，可不可以？”

吴宇森看着地面说：“No。”

那人非常尴尬，起身就走，这时离他们坐下还不到两分钟。

一旁的张家振非常生气：“那么远跑来美国，你为什么跟人家说No？”谁知吴宇森竟然说：“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只知道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在yes和 no之间我要选择一个，我想讲no比较保险。”

丢了与福克斯合同，吴宇森找了位英语教师苦练英语。

为把吴宇森推向好莱坞，张家振在纽约举办了吴宇森影展，请了好莱坞各电影公司主管和电影圈名人来看。在美国经纪人的安排下，张家振陪着吴宇森，3天里见了21家电影公司老板。

当时环球公司已经定了别的导演来拍《终极标靶》。《终极标靶》是为尚格·云顿度身订制的，在好莱坞拍片制度里，云顿拥有选导演、选演员、选剧本甚至最后的剪辑权，云顿是吴宇森的粉丝，要求公司让吴宇森来当导演。

环球公司一直担心吴宇森跟美国演员无法沟通，决定搞一个英语测试：12个人每人用英语问吴宇森一个问题，让他用英语回答。提问人中，有后来《蜘蛛侠》的导演山姆·雷米，当时他是《终极标靶》的监制，雷米很同情吴宇森，问了一个“当天天气的问题”。

过关之后，环球的老板还是不放心，结果是尚格·云顿威胁环球，如果不用吴宇森他将退出这个电影。“那时候吴宇森还以为美国人喜欢他在香港的风格，因此在《终极标靶》里使用了大量慢镜头。”张家振回忆说，电影拍完后，环球公司试映的结果并不理想，试片的观众给电影打40分，不合格——他们从没在武打片里看到过那么多慢镜头，环球的老板评价《终极标靶》是“讲英语的香港片”。

试映后，影片按尚格·云顿的要求，反复剪了7次，许多暴力镜头被删掉，以R级（17岁以下观众需由父母陪同观看）上映。

投资两千多万美元的《终极标靶》卖了3300万美元，欧洲市场也反映不俗，环球老板和吴宇森签了下一部电影的导演合同。

讲英语的香港片

牛春龙好久没这么幸福了：丈夫吴宇森一回家就烧饭做菜，对三个孩子百依百顺。她也清楚，丈夫从一个“著名香港导演”，变成了“非著名好莱坞导演”。

《终极标靶》之后，虽然环球公司跟吴宇森签了下一部电影合约，但他们还是对吴宇森持怀疑态度，吴宇森有两年时间无事可做。

1996年，福克斯公司想起了对他们说“No”的吴宇森，他们想让吴宇森拍一个南美洲的冒险故事，这回吴宇森说了“Yes”。为了找外景地，吴宇森去了巴西、非洲、澳大利亚，结果演员嫌工作环境太苦不愿去，项目不了了之。

此时，吴宇森又得到了一个福克斯公司的剧本《断箭》。

“我好喜欢《断箭》的剧本，我的师父张彻告诉我，要用西方的技巧拍出东方的精神。”吴宇森说，他当时已经构思好让尼古拉斯·凯奇来演了。

但吴宇森只是《断箭》众多备选导演中的一个，《断箭》投资达到了五千多万美元，是《终极标靶》的近3倍，福克斯对这个“英语香港片”的导演并不放心。

此时《变脸》的监制迈克·道格拉斯来找吴宇森，吴宇森正在犹豫《变脸》“科幻片色彩太浓”，怕自己没有把握。福克斯公司知道了，怕“还能赚钱”的吴宇森走人，咬牙和他签下了《断箭》的合同。

凯奇的档期不合适，主演换成了约翰·特拉沃尔塔，张家振对吴宇森说：“如果约翰·特拉沃尔塔主演的影片能成功，以后你就能拍摄自己想拍的东西了。”

牛春龙只知道丈夫有新戏可拍了。福克斯派去的现场监督是个小说家，他非常严格，不允许吴宇森改动剧本，甚至对白都不许动，一旦发现改动，他会立刻大骂吴宇森。

好在主演特拉沃尔塔看过吴宇森的《英雄本色》、《喋血双雄》，非常喜欢周润发，在《断箭》里的很多动作，比如弹烟灰之类都在模仿周润发。

就像张家振预言的那样，《断箭》商业上获得了成功，票房达到了八千多万美元，福克斯大赚了一把，也让吴宇森成功进入A级大片导演行列。

“《断箭》之后，我在好莱坞拥有了所有权力，剪辑权、选演员的权力、定剧本的权力……好莱坞是非常现实的地方。”吴宇森回忆说。

看不全剧本的导演

《断箭》成功以后，吴宇森、张家振和美国的经纪人合伙开了“WCG”制作公司，公司名字用的是三个人名字的首字母，后来美国人离开了，G没有了，公司又不能叫WC（厕所），因此改名“狮子山”。

制作公司刚开张，找了一圈导演的道格拉斯又回来了，还是希望他能接手《变脸》。

有了权力的吴宇森提出要拿掉《变脸》里的科幻设置，比如一个不是真人而是幻影的秘书、汽车不在路上开而在空中飞。吴宇森的要求被全盘接受。“《变脸》中有一段戏讲尼古拉斯·凯奇回去看老婆，老婆以为他是坏人，他尽量说服她……我告诉凯奇，你拍这段的时候，脸色应该带着痛苦的笑，还要流泪。”吴宇森回忆说。

美国演员在电影中很少流泪，但凯奇爱吃中国菜，喜欢中国文化，知道中国温暖的人情味，更知道吴宇森是能赚钱的导演，最终接受了这个建议。

吴宇森还是没能事事如意，他主张在电影结尾让约翰·特拉沃尔塔带回尼古拉斯·凯奇的孩子，这一提议遭到公司高层的反对：“英雄怎么能带坏蛋的孩子回来呢？”

吴宇森只能按照他们的想法拍了一个结局。电影在试映时，观众给打了50分——不及格。“试映的观众觉得，为什么特拉沃尔塔没有带回凯奇的孩子呢？公司高层赶紧让吴宇森修改了结局，再放映时观众给了80分。”牛春龙回忆说。

1997年，《变脸》在美国公映，上映的第一周就夺得了北美票房冠军，美国本地市场票房7000万美元，海外收了两亿多美元，媒体评论说吴宇森既没有放弃自己擅长的东方传统，也真正找到了西方人的价值观念。

因为《变脸》，拥有《碟中谍》版权的汤姆·克鲁斯主动找到了吴宇森，请他导演《碟中谍2》。

在张家振眼里，汤姆·克鲁斯是个“小气鬼”：克鲁斯因为担心别人泄露剧情，在电影拍摄前几天，才给吴宇森看故事梗概；每天早上快要开拍的时候，才把当天分镜头给吴宇森；在现场，克鲁斯还把台词打印在深红色的纸上，吴宇森每次都要拿到眼皮下才能看清。

为了了解剧情，吴宇森和张家振只能去克鲁斯家里聊脚本，那时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德曼还很恩爱。

《碟中谍2》的编剧罗伯特·唐恩年纪很大，每天只能写2页纸的脚本，经常聊着聊着就睡着了，嘴角还流着口水。后来克鲁斯让自己的一个亲戚住在唐恩旁边，守着唐恩在屋里写脚本，每天12点去敲门，拿每天要拍的脚本。

吴宇森很生气，试图换编剧，但克鲁斯坚决不同意，两人经常吵架。

“他们在澳大利亚拍戏时我去了四次，每次都是吵得不可开交，让我过去处理，比如预算高了、编剧问题等等。”在张家振的印象中，克鲁斯还是一个精明细心的人，他有一段时间守在电视机面前数广告——一个赞助商承诺给克鲁斯的一部戏打40个广告，克鲁斯反复数完广告，非常开心，他发现广告不是40个，而是39个，“他打电话告诉对方做错了事情”。

《碟中谍2》公映之后，全球票房达到五亿多美元。一天，张家振收到了克鲁斯寄来的包裹，里面是《碟中谍2》的完整剧本。

你没这个资格

拍完《碟中谍3》，吴宇森已经成了“好莱坞著名导演”。

两个没名的年轻人找到狮子山制作公司，要卖给他们一个剧本，《风语者》。他们找遍了电影公司，没有任何人感兴趣。

吴宇森很喜欢这个故事，试图在这部电影里表达他对于战争和友情的理解：“我要把中国的侠义精神放在里头，希望拍成一部讲友情的战争电影，而不是去表现种族纷争。”

于是由张家振出面，找好莱坞大电影公司联合购买剧本。

有吴宇森的推荐，米高梅公司欣然接受，张家振说，“他们一听就说想要”，甚至还把编剧给签了下来。

这是吴宇森第一次拍大场面的战争电影，影片成本达到了1.5亿美元。

为了表现战争的真实和残酷，吴宇森每天要动用七百多个士兵和工作人员，还有13台机器同时开拍，“效果非常好，但花钱也很厉害”。张家振每天寸步不离夏威夷拍摄现场。

有场戏公司不让吴宇森拍，吴宇森执意要拍，就每天自己贴四十多万美元拍。当时夏威夷每天都会下暴雨，经常从早上下到下午4点多，天都快黑了，泥一直没到吴宇森的膝盖，一个镜头都拍不成。但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拍不成也得照付现场所有演职员的片酬。吴宇森自己掏的一百多万美金，彻底打了水漂。

付出并没有多大回报。

《风语者》原定2001年6月上映，但同期有六部类似影片上映，为减少风险，负责发行的米高梅建议投资商福克斯延迟到11月上映。结果更不幸的是，遇到了“9·11”，《风语者》再次延后到2002年6月14日才公映。

“9·11“之后，美国人还处在对战争的恐惧中，《风语者》最终只收了四千多万美元票房。

美国影评人也对这部电影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吴宇森是一个中国人，凭什么拍关于美国本土的历史电影。甚至他的好朋友都说，你没有资格拍这个戏，这是我们美国人的戏。”张家振回忆说，只有一个美国影评人站出来写文章，批评美国影评人的这种歧视。

但好莱坞只以成败论英雄，“如果一个戏卖钱，你会很有光彩；如果不卖钱，一定会有一个高层被炒鱿鱼，大家压力都非常大，压力一大明争暗斗就会有很多。在好莱坞拍戏，三分之一的精力都要用去应付这些明争暗斗。”吴宇森说。

牛春龙发现，丈夫又闲了下来。《风语者》之后，吴宇森又沉默了两年，直到 2004年的《致命报酬》。

“《致命报酬》吴宇森本来不想拍的，他没找到感觉，但是一个老板说你拍吧，拍了我们支持你们公司两年，包括所有的行政支出、员工薪水。”张家振说。

吴宇森为他的妥协而后悔了：《致命报酬》是吴宇森最不擅长的科幻题材；男主演本·阿弗莱克也不在状态，他当时正跟詹妮弗·洛佩兹热恋，只要洛佩兹一来探班，阿弗莱克就只顾着搂搂抱抱。

《致命报酬》投资九千多万美元，票房却不到5000万美元，吴宇森又输了一回。

麻烦才刚刚开始

在纽约的十几年里，牛春龙发现丈夫喜欢把电视调到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台，像一个追星族一样关注中国内地的电影和电视剧。从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的大片到贾樟柯、王小帅的艺术小片，从《大宅门》、《大明王朝1566》到《走向共和》，吴宇森都不会错过，“平常我很少看电视剧，但我发现内地的电视剧，不管是艺术性还是技术制作上都有很大的进步，演绎的方式都与以前不一样，创作也有了很大的空间。”

看到李安、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开始拍大片，吴宇森更按捺不住，想回内地拍片。

牛春龙没想到，张家振第一个跟吴宇森吵了起来：作为一个一部戏片酬能顶中国几部电影投资的导演，“怎么能有回中国拍戏的想法呢？”

张家振问吴宇森：“你要到中国拍《赤壁》，就意味着要暂时放弃好莱坞，你愿不愿意？”吴宇森只说了两个字：愿意。

这是张家振第一次到北京，人生地不熟，一开始就走了弯路。他最先找到保利华亿公司，几经波折才找到中影集团接手；投资商终于落实，剧本又出了问题，“花了很多冤枉钱”。

牛春龙是《赤壁》的兼职编剧——吴宇森在洛杉矶时已经在写《赤壁》的剧情大纲了，许多稿件都是她抄写编排的，她眼睁睁看着《赤壁》前后找了六个编剧，邹静之、王惠玲、芦苇、盛和煜、陈汗、郭筝，加上吴宇森自己，写了整整两年。

“中方编剧一般采用传统的个人创作方式，体现的是个人的智慧和不同看法；而美式剧本公司是由很专业的编剧团队，形成流水线作业，进行集体创作，有多元化的剧情效果，还要让外国人都看得懂。”牛春龙说。

剧本越来越厚，战争场面也越加越多，张家振左想右想，原定的5000万元人民币投资不够，至少还得再加3000万元，他和吴宇森商量把三江口战役的戏给拿掉。

“结果他瞪了我一眼，一拍桌子：‘你说什么？找钱是你的事情，你是制片人！’”张家振“腹背受敌”，中影给他最后通牒，电影一定要在奥运前公映，这意味着必须得马上开机，张家振急得发烧生病，住进了医院。

张家振终于想到了办法：把《赤壁》分两集拍摄，重新融资。

韩三平同意了，吴宇森也同意了，但麻烦其实才刚刚开始。

吴宇森的《赤壁》是照着周润发、梁朝伟写的，牛春龙说，吴宇森那时候说起他们三人，用的都是“梦幻组合”，没人想到“梦幻组合”居然成了一场噩梦。

2007年2月，吴宇森在北京见到了刚拍完《色，戒》的梁朝伟，准备坐下来好好谈谈“诸葛亮”，没想到梁朝伟专门飞来是要谈“辞演”。当时梁朝伟非常疲惫，《赤壁》的国语演出也让他倍感压力，吴宇森不好强人所难，只好放了梁朝伟。

祸不单行，4月13日，《赤壁》开机前一天，一直拍胸脯的周润发突然宣布退出《赤壁》。

为了让周润发出演，吴宇森几乎答应了他所有要求：500万美元片酬外加全球分红，周润发的夫人提交的近百条细则，包括“拍摄前一次支付500万片酬”、“拍戏现场，除了导演和对台词的人，任何人一律不能和周润发说话”……吴宇森万万没想到，煮成这样的鸭子都能飞了。美国的完成保险公司并没有同意周润发律师拟定的这份合同，提出了73条反对意见。吴宇森并不清楚双方多次往来修改协议的具体条款，牛春龙用“天真”来形容丈夫，说他天真地以为，“梦幻组合”大过条约。吴宇森还是和张家振试图挽回，结果周润发依旧“放弃周瑜”。

那几天，牛春龙一直陪着丈夫，吴宇森一言不发，仿佛一下子老了几岁。

窝在家里的吴宇森终于接到了一个好消息：梁朝伟知道周润发也辞演，致电吴宇森，表示愿意参演《赤壁》的任何角色。经过重新调整，梁朝伟改演周瑜，金城武演诸葛亮。

周瑜越来越像你了

梁朝伟临时上阵，对周瑜不熟，只能边演边琢磨。他平时爱喝酒，拍《赤壁》期间滴酒不沾。

谁都不熟吴宇森的“周瑜”，吴宇森参考了很多历史资料，发现周瑜并非《三国演义》中那样小肚鸡肠，于是《赤壁》里的“周瑜”，运筹帷幄、爱护百姓、爱护家人，认为“战争如果不是为了保护生命就毫无意义”。

有一天，梁朝伟忽然醒悟，对吴宇森说：“我演的周瑜越来越像你了！”

演“曹操”的张丰毅感叹：“《赤壁》这才是大戏，这才叫电影。”因为不管拍什么戏，至少有5台摄影机从不同的角度对着他——张丰毅上一部“大戏”，是11年前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

胡军在《赤壁》里演“赵云”，他拍打斗场面的时候，发现有13台摄影机对着他。

吴宇森希望胡军能够演出赵云的“勇猛、顽强、忠诚”。“吴宇森对我说，中国的电影痛苦的东西太多了，比如仇杀、兄弟相残、宫廷斗争、勾心斗角。吴宇森说，为什么不能有别的东西呢？比如说兄弟情谊、友情珍重，能展现中国人真正的内在精神状态的东西。”胡军说。

和刘德华一身白袍的赵云不同，胡军这个赵云满身淤泥，从头打到尾，因为喜欢这个“赵云”，吴宇森还让“赵云”作为主将参加了三江口、火烧赤壁两场大战。

吴宇森更享受回国拍片：“在好莱坞拍片，完全靠制度来做事。每次拍片之前就要开6到8个月的会来讨论，决定开不开拍。拍摄过程也由公司完全控制，剧本不能改、预算不能超、拍摄期不得延长，也没有最后的剪辑权，还有英雄不能死、动作片情节不能复杂的规定。有时候会因为过分坚持僵硬的制度，而影响了艺术的完美。”

吴宇森“完美的艺术”——《赤壁》，2007年4月14日开拍，原定去年9月拍完，但因为自己的认真、天灾、人祸等各种原因，一直拖到12月才拍完。

“超出合同的3个月拍摄费用，全部由吴宇森承担。这相当于拍《赤壁》，吴宇森完全是在做义工。”牛春龙说，《赤壁》让她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丈夫。

吴宇森谈赤壁：不认同瑜亮之争“我想拍出中国人的智慧和团结”

毒手疯丐 — Mon, 30 Jun 2008 04:47:00 GMT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张英

吴宇森想拍《赤壁》想了18年。

10岁时，吴宇森很喜欢“三国”。因为家里穷，没多少机会看电影，他经常拿一块玻璃，用毛笔在上面画关云长，然后用毯子把周围盖住，拿手电筒照玻璃，影像像放电影一样投射在墙壁上。到了青春期，他开始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刺客列传》……他向往侠客身上的豪气和仁义。

拍完《英雄本色》之后，吴宇森对好友张家振说想拍“三国”。但那时，古装片没人看，也没有够大的外景地来拍。

从香港去好莱坞闯荡了十几年，这位在好莱坞拍摄A级制作的华人导演，举家从纽约迁到北京。

吴宇森用了4年时间来拍《赤壁》。拍《赤壁》的困难之多，是吴宇森没有想到的。周润发辞演，预算超支……为拍这部电影，吴宇森的血压高升，肝功能异常，身体浮肿，多次到医院挂盐水，甚至自掏了一百多万美元用于后期制作和补拍。

62岁的吴宇森把《赤壁》看成他事业的转折点。从《赤壁》开始，吴宇森将把事业的重心放在华语片上。

6月7日下午，吴宇森和夫人牛春龙在北京的家里接受了南方周末的独家专访。

吴宇森的家在798附近的一处公寓里，和他的工作室的西式现代装修不同，他的家完全是传统典雅的中式装修，客厅里摆放着一套红木家具，墙上挂的妻子的书画照片，花瓶里的百合和玫瑰开得正艳。

吴宇森头发有些花白，举手投足，憨厚、沉稳，但聊到喜欢的话题时，他会激动起来，甚至手舞足蹈。

就在采访后两天，《赤壁》在北京郊区补拍时发生火灾，造成一死六伤的惨剧。吴宇森知道后，立刻停止香港的宣传工作，第一时间返回北京，看望伤者和死者家属，他表示一定会对遇难者负责到底。

美国：英雄不能流泪

南方周末：张家振说你在好莱坞任何一部片酬比国内一部电影的投资都多，为什么还决定回国发展？

吴宇森：差不多三四年前，我第一次来北京，走在路上看到一张张面孔，觉得像是找到了自己的邻居和朋友。这里的年轻人思维敏捷，性格也爽朗干脆，我没看到过一张忧愁和彷徨的脸。

后来我见了几位编剧，他们不论是礼仪还是对古文的认识，还保持着很好的传统。所以要找中国文化还是要到中国来，这才应该是我的生活。

南方周末：在好莱坞当导演有多难？

吴宇森：在好莱坞，你不能拍也得拍。比如拍的时候下雨了，前面两个主角在讲话，千军万马在后面跑，下雨拍不到千军万马了，怎么办？公司会告诉你，下雨不是他们的问题，是导演的问题。你怎么应付？拿个布或者板遮住，先拍两个主角讲话，让千军万马先坐着休息，拍不到场面也要拍到对白，回去做配音。

在好莱坞当导演，只要按计划拍完，保证预算不超支的话，永远都有人给你拍戏。

南方周末：好莱坞会给华人导演多大空间？

吴宇森：好莱坞非常尊重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才，不光是对华人导演，对欧洲、印度导演也都一样。好莱坞拥有大公司、大制作，可越这样就越复杂、越辛苦。

在香港拍电影，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根本不用管其他地方的观众怎么看。但好莱坞要照顾到全世界的口味：欧洲比较喜欢文艺片，动作戏也要看有没有文艺内涵；非洲要看比较激烈的动作……所以在好莱坞拍片一定要很中性。

南方周末：中性意味着减少个性？

吴宇森：好莱坞电影的分类清晰，动作片绝不会掺杂文艺，文艺也绝不会掺杂动作。不像香港电影，一个电影里，什么动作、感情、幽默都有，这在国外很难做到。我在好莱坞拍第一部电影《终极标靶》时，以为他们喜欢我的香港模式，就很有野心地在一个故事里把所有的技巧都放进去，但国外观众根本接受不了动作片里还有慢镜头和定格，他们看到定格，会以为戏演完了，发现戏没完他们就会笑场，不会想到这是在定格人物瞬间的表情。

南方周末：还有什么需要遵守的规则？

吴宇森：其实都是一些细节。比如枪战片，在香港可以开十几枪，但好莱坞就只能开两三枪，因为要照顾到所有的市场；比如中国人讲究为朋友两肋插刀，可以牺牲自己来照顾别人，但美国强调求生不求死，英雄首先要保护好自己，才有能力帮助别人；再比如写英雄，我们的英雄该哭就哭，而在美国英雄是不能落泪的。

南方周末：好莱坞很死板？

吴宇森：好莱坞很现实，摄影师的一个镜头拍坏了，会马上被换掉，不管你有没有才华，只要犯一点错误影响整个制作过程，就不能再工作了。要在好莱坞工作非常困难，那里有很强的等级差别，你要得到公司所有人的认同，要讨公司喜欢，又要让导演满意。中国人拍戏喜欢大家庭的感觉，在我眼中他们跟汤姆·克鲁斯没有区别。所以我就会想法保护工作人员，瞒住不让公司知道。他们反而会为我卖命。有一次拍戏时候遇到打雷，雷就劈在人身旁，非常危险，我们都还在躲的时候，一些工作人员就冒着危险在布景、铺轨道，准备下一个镜头了，这样雨一停马上就可以开拍。

三国：江山美人团结

南方周末：《赤壁》也是一部典型的中国式大片吗？

吴宇森：我觉得有许多不一样。这几年看了很多中国大片，我会想，每个朝代都有仇恨和让人不快的东西，比如权力的斗争、后宫的劫杀等，这样沉重的东西太多了。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人生观，在屏幕上重现历史的不幸，不是我的风格。我的几个编剧非常有才华，他们有的倾向于忠于历史，有的兴趣集中在周瑜和诸葛亮的关系上，而我的主题是想落在“团结”上，只有“团结”才能以弱胜强。

南方周末：但“三国”里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

吴宇森：比如赤壁之战，我就认为是以周瑜为主的群英领导的战役。周瑜爱江山也爱美人，国难当前，他表现出了气节、智慧、勇气，更重要的是团结精神。

我觉得外国人对我们的文化、精神和个性都不够了解，能不能把中国人的勇敢、智慧、团结精神，用一部电影表现出来呢？我不要《赤壁》去承担历史负担，我要用现代的观点来传达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南方周末：很少有人会去挖掘“三国”里的“团结”和“友情”，你不怕影片出来也被人骂？

吴宇森：“三国”故事里的确没有人这样提过，我相信片子出来了肯定会有人骂。我从来没有标榜自己在拍一部历史片，作为一个作者，我可以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可以是一个友情故事，也可以是一个爱情故事。周瑜和小乔夫妇，为什么不能有爱情呢？小乔不是摆来看的，我要用她来表达美好的女性。还有，你们认识的张飞与我认识的也不一样，张飞本来是一个帅哥，身体很壮很高，没有大胡子不会瞪着眼，还是一个书法家，写书法画美女很厉害，这都是我从历史书里看到的。

南方周末：怎么用“团结”的方法表现权谋、智力的交锋？

吴宇森：比如周瑜和诸葛亮与曹操斗智，曹操估计周瑜会出什么招，周瑜也预料到曹操的心意，最后赢了曹操，却还能放他一马，这些都是我非常费心的地方。下集里会有更多，比如草船借箭，《三国演义》里这个情节是诸葛亮想气周瑜，在《赤壁》里我把草船借箭作为一种军事用途，一种计中计。

我也绝不认同《三国演义》里的瑜亮之争，我看了《三国志》和其他资料，真正的周瑜文武双全，洒脱，欣赏诸葛亮，二人惺惺相惜，彼此重视友情，绝不会加害于他。

南方周末：《赤壁》还有什么更接近《三国志》？

吴宇森：比如孙权喜欢打老虎，我就安排了一场他打老虎的戏，用老虎象征曹操，他怎样面对恐惧和挑战，在打猎的过程中重拾勇气，最后向曹操宣战，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改动。历史上孙权曾经被老虎咬过，这个细节我也放到了戏里。

还有，历史上赤壁之战其实完全是周瑜在策划、执行，诸葛亮的功劳只有舌战群儒、说服孙权与之联盟这一点，当时的诸葛亮才刚刚出道，27岁的年轻小伙子，还没成为军师，草船借箭本来也是孙权的桥段，转嫁给了诸葛亮。但戏里没有诸葛亮又可能会不好看，所以我们这样设计：周瑜想出来一个计策，草船借箭变成计中计，比较巧妙。剧情看来不是很复杂，但设计的过程其实非常复杂。

南方周末：最困难在哪里？

吴宇森：对中国人，你不用交待人物和事件的前因后果，一个大胡子眼睛一瞪吼一声，大家都知道是张飞；长胡子的是关羽；赵子龙救阿斗……但西方观众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曹操先战胜的袁绍是谁？我们需不需要提？

另外，需不需要像《三国演义》那样一面倒地把曹操塑造成一个大花脸？他和周瑜在《三国演义》里都是被贬低的。真实的曹操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军事家，他的心理状态应该是怎样的？对西方观众来说，黑白必须分明，忠就是忠，奸就是奸，反派一定是极恶，好人一定是极好。这样，怎样设计剧本就非常重要。

赤壁：全新华语战争

南方周末：《赤壁》的北美版和亚洲版的区别在哪里？

吴宇森：西方观众看外语片不能太长，两个小时是极限了，否则他们看起来会很辛苦，要同时看翻译和画面，理解起来也会比较累。所以我会把他们来说比较难懂的场面剪掉，保留直接易懂的故事，人物也不能多。

亚洲版是群戏，所以分上下集，这是我给喜欢“三国”的亚洲观众专门准备的，《赤壁》里有太多的素材我舍不得放弃，加上人物众多，要说好一个完整的故事需要长度和篇幅，所以最后变成了两集。第一集是群英会，介绍战争起源，主要人物，还有刘备的溃败和三江口战役两场大战，第二集是讲孙权和刘备结盟，诸葛亮和周瑜合作火烧连环船战胜曹操以弱胜强的故事。

南方周末：《赤壁》和其他动作片的区别在哪里？

吴宇森：《赤壁》是一个战争片，有很多场戏的拍法都是前所未有的，比如长坂坡、三江口、火烧连环船、草船借箭，那种千军万马的真实感怎么表现？曹操带着80万大军攻打只有三五万的东吴军队，群战时的冲锋陷阵，两军布阵的形式，诸葛亮的八卦阵怎么摆，都是华语片里从来没有古代战争的场面，我会利用现场拍摄和电脑特技把这种的气势拍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比如火烧连环船，一个画面里怎么能拍到两千多条船在烧？我们做了二三十条真船，最大的26米，最小的也有12米，演员和战士站在上面，再用电脑特技扩充。我们花了一年时间来设计图样，查找资料了解过去的战争是怎样排兵布阵的，这些都是非常繁复的工程，也都是屏幕上没见过的。

中国电影很少表现战争大场景，大多跟制作费用和技术条件有关，要拍这么大的场面，必须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我们每天拍摄现场有700人，再用电脑特技让这700人在画面上像好几万人。

南方周末：电脑特技在中国式大片里已经非常普遍了，但效果一直不好。

吴宇森：这样的场面在好莱坞拍，一个镜头一天就可以拍完，因为他们有专门的马队，像马战、跑马、摔马等，我们得花三天，因为内地几乎找不到这方面的人才，马良莠不齐，许多人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摔马、中箭倒下这些简单的动作都不会，只能自己摸索。300匹马同时冲锋陷阵，30匹马要摔倒，效果要真实，还要保证摔下来的人和马都不能受伤。

南方周末：中国是不是只有古装片能打入西方市场的？

吴宇森：不一定，你也可以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冒险片。中国电影现在虽然发展得很好，但要各种类型都好才行。有人问我，什么时候中国电影才能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我说你别想这个，我们要想尽办法通过不同的方式，把我们的电影真正地向世界展示。虽然我们有一些卖座电影，但不是说我们随便扔一个电影出去就一定有人喝彩。有时候我们说别人对我们不够了解，其实我们又够不够了解人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