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柳主任递交离职报告之后，我的心情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如释重负，而是五味杂陈、茫然若失。父母几次来电话询问：“你想好了么？”对他们的回答，我也是闪烁其词。是的，对未来，现在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选择是冲动还是理性，我只是很清楚地知道，我需要换个环境，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地想一想。
离职在家的这几天，我一口气看了三本书：《新闻业的怀乡病》《后台》和《杜拉拉升职记》。看完三本书后的感觉就是：我需要改变。
作家吴晓波在《新闻业的怀乡病》中提到了这样一个故事：19岁那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沃尔特·李普曼听到有人敲他的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着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你，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在一个华盛顿之夜，《新共和》年仅26岁的年轻编辑李普曼被介绍到美国总统罗斯福面前，总统微笑着对他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听说你是30岁以下最著名的美国男士。”
吴晓波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很感慨，他说，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中国青年，是被商业浸泡和掠夺了青春的一代人。当我们一无所有地走出校园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是繁琐的商业、昂贵的房租和无尽的物质诱惑。为了让父母放心、伴侣幸福、上司满意，我们必须用所有的青春去交换，去预支。于是，有想象力者成了最优秀的策划家，辞藻华丽者成了最繁忙的广告人，有运作力的人则成了所谓的商业新贵。再也没有人会等待春天早上的那个敲门声，再也没有人可以笔直地站在“总统”面前。
读到这段文字时，我不禁泪如雨下。是的，作为80后，也许我们在大人眼中叛逆、自我、责任感差，他们也经常会说：“你们生活在这个年代是多么多么的幸福。”但是我们真的幸福么？
两年了，我竟然只读过一本有关新闻专业方面的书，原来每周看《南方周末》的习惯也没有了。每天我都在忙碌着，为了完成各种选题而忙碌着。在忙碌中我积累了汽车专业的一些知识，也了解了目前中国汽车业的一些基本问题，但是除此之外，我对新闻的热情正在一点点减退，我写的稿件有时候自己也不想再读一遍，没有时间去做深入一步的采访，没有时间去仔细想想这篇稿子到底怎么写才会更好。我的身后是不断被提醒的“截稿时间”，我的耳旁是父母不断重复地“买房、婚姻”问题，几乎每天都在焦虑中度过，没有人告诉我究竟应该怎么去运转现在的生活。
从校园到社会的这两年，迷茫是我最大的困惑。我究竟适不适合做新闻，如果适合，为什么我很少会在工作中有快乐的感觉？工作究竟应不应该有快乐的感觉，它难道只是我们的一个谋生工具么？如果不是，我们究竟如何才能从工作中找到快乐的感觉？这些问题，两年来，我问过很多人，没有人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有些同龄人开始从宗教中
寻求答案，我也尝试过，但仍不奏效。
我知道，这样的问题即使离开汽车报依然会时常“伴随”着我，但是我还是决定改变。在一个新的环境中重新来过，以一个相对成熟的方式重新来过，让自己更像一个职场中人，而不再是那个只空有理想而与现实脱节的人。
王助理让我在离开汽车报的时候给报社提点儿建议，我认真想了想，觉得还是青年人的思想教育问题。可以说，汽车报社非常重视年轻人，也给我们创造了很多成长和学习的机会，上至报社领导下至部门主任、编辑都很关心我们的业务进步情况，为此我们都心怀感激。只是在思想领域，我们时常感到迷茫，可能大家平时工作都太忙了，这个问题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闯入脑中，让青年人夜不能寐。如果报社能够定期对年轻人在思想和业务工作方面给予一定的指导，我想至少可以使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少一些彷徨。
在《杜拉拉升职记》中已经在职场中成熟、日渐强大并让人钦佩的杜拉拉在书的最后却无奈地向大区经理陈丰倾诉：“我快要崩溃了，陈丰。压力太大，我受不了了！”倔强睿智的杜拉拉尚且如此，我们又将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