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看《南京南京》。坐在我左边的是一个小女孩，十岁左右，她爸妈一起来的。电影的中途，她偎依在她左边的妈妈的身上，不停地发抖——我承认我所有的注意力都从电影转移到她身上了，毕竟，一部贩卖屠杀和人性的电影的重要性永远比不上一个现实中受到伤害的心灵。后来她妈妈没办法，拿外套遮住她的头部，紧紧地抱着她。我想象着她在黑暗中听到那些枪声和鬼叫般的音乐声——音乐渲染过多显然也是这片子的硬伤。这带给我的不安远远超出这部电影。
当然她的父母是完全有责任的。他们不可能没有预想到会有这些镜头，他们还把她带过来，用意何在？从小培养她对日本人的仇恨吗？让她来电影院感受这廉价且肤浅的人性吗——我得说这部片中所承载的所谓的人性的重量不会多过这位小女孩睡前看的一个安徒生童话。
而陆川的问题在于，他自认为是一个认真且仔细的人性观察师，但其实只是蹩脚地把人性简化为“战争对双方的心理伤害”之类的俗套主题。虽然他在片中刻意罗列细节来丰富人物的真实的“人性”，但他着墨最多的角川也不免沦为人性论的解读机器。使得陆川这样大而化之地处理人性问题的，是这个题材本身的复杂性。原则上我不认为有任何一部片子能够反映（注意，仅仅是反映，而不是深入地刻画）类似这样的历史，连历来为人称道到《辛德勒的名单》也不例外，所有涉足此地的作品都面临着巨大的简化问题。但《辛》片所作的简化并不令人反感，因为它的简化是建立在具体的圆满的故事上的，即使出现了某些偏差，但故事中的人物依然能够自圆其说。
但《南京》不是。贯穿《南京》的，是一位日本人的视角、一个中国孩子的生还，和一座已成废墟的城，而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如果以现在《南京》的故事构架，要弥补的话，需要的则是更加风格化和抒情化的摄影和音乐。但谁都知道票房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南京》的另一大问题当然是视角的偏差问题。这里无关民族情绪的问题，而是熟悉度的问题。试问编导（陆川），你更熟悉中国人的心理呢，还是日本人的？我猜的答案是前者——因为编导是中国人。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为什么要选择一种更不熟悉的心理视角呢？难道存在这样的奇人，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会比对自己熟悉的东西更有把握？仅仅是因为要照顾到这种“流行人性论”，而选择了一种自己更不熟悉的视角，这难道不是因噎废食吗。
编导为此所作的平衡努力也令人失望。他想要表现双方的心理状态，但是在中国一方，除了作为德国人秘书的范伟——一个战争中的边缘人物，得到了较大的发挥空间，那些战争主体呢？士兵、平民呢？成群的人堆、或者成群的尸体，而不是一个一个像角川一样鲜明的“人”。他们的心理状态被完全埋没了。他们被屠杀是一个方面，不是展现了屠杀的现场就能展现他们的痛苦的。用屠杀的再现来敷衍填补对他们内心描写的空白，简直有不道德之嫌。
屠杀的场景本来可以更少而更精确的。现在的泛滥只是编导的一种掩饰内虚的手段。它在客观上也加深了对观影儿童的心理冲击。
当然对于那个瑟瑟发抖的小女孩来说，最大的责任人在于中国的广电总局、电影制度、电影立法机构和它们背后的一整个体系。如果家长们迟迟等不到分级制的出现的话，那么请自己为自己分级吧。乘带儿女们去看什么电影的选择权还在你们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