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泽清声名鹊起的时候还是上世纪90年代末，那时他乐此不疲地拍着恐怖题材的小成本电影，并且频频得到“日本专业电影奖”（Japan Professional Flm Award）的青睐。虽然这个奖项年岁不长，影响力也不及日本电影学院奖（又称日本奥斯卡），但是却以支持独立制片出名，黑泽清在1998年和1999年连续夺得这个奖项的最佳影片，奠定了他在日本电影界的地位。但是《东京奏鸣曲》却以普通的家庭题材一反导演的历来风格，获得了去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评审团奖——这是他2001年首次凭《Kairo》进军戛纳以来所获得的最高奖。
去年最热门的日本电影恐怕要算《入殓师》了。《入殓师》可说胜在动人和温暖，这在经济寒冬下的日本自然会得到更多关注，但是要说剖析日本社会的深刻和体察日本家庭的入微，怕是《入殓师》要远不及《东京奏鸣曲》了。
《东京奏鸣曲》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当代日本中产阶级家庭中，通过这个家庭中的一些事件，既刻画了传统日本家庭的内部裂痕，又反映了当代日本社会的深重危机。
说到中产阶级，日本的情况恐怕和美国、中国都要不同。在中国，中产一词还和某类新兴的富有人群有着内涵上的暗示性联系；在美国，则是那一群住在郊区、每年休假、积极投票、切身实践着美国生活方式的人们——他们数量不是绝对多数，但是在美国却有绝对的影响力。但是日本的中产阶级——如日本曾经自豪地宣称“一亿中产”那样，是一个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生活方式也大致趋同的一群人。所以早年的日本确实是一个极端纺锤形的社会，这当然带来极大的社会效益，比如保证了社会公平，增加了社会稳定性——这种社会应该也是目前中国所要进取的目标吧。
但是在影片中，这个极端纺锤形的社会只是一个遥远的背景了，而且是一个飘摇欲坠的背景。为什么这个几十年来一直运转得很好的社会模式，现在会摇摇欲坠呢？这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学经济学问题，导演并没有试图在影片中找到答案，但有几场戏，导演似乎暗示了一些外部因素，比如中国和美国元素在影片中不时地出现。导演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大背景下，所关心的是这一家人的具体命运。这也是本片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因为虽然它立意很高，但其立意没有落脚点的话，就无法打动观众，而高立意与低视角的配合，才恰恰给了高立意显现的余地。
这一家人的矛盾的源头，出在父亲的失业——由于中国的竞争，又由于传统日本男人的尊严问题，他像大多数的日本失业男人一样，选择了隐瞒家庭。可能大多数中国人会不理解日本人的这种选择，但是正是这种选择所体现出来的日本男性的尊严，成为了日本式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精神奠基。基于此而生发的一系列有关绝对权威的家庭伦理，也是构成这种生活方式的重要部分。只要这种精神奠基还在，这种生活方式就会得以延续；但一旦这种精神被戳穿，被某种小细节所无意中刺破，这个环环相扣的“宏伟”建筑就会崩塌。在影片中，父亲的一个朋友，也和父亲一样失业了，他已经瞒了家里三个月，最后终于瞒不下去了，他选择了自杀，而不是坦白——他宁愿死也不要放下他男性的尊严，不是这尊严他有多看重，而是这尊严承载着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他只是无力承担。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摇摇欲坠的背景。它揭示了一个十字路口，就是说，日本这个在旧的世界经济秩序下按部就班的好学生，如今是需要改变了。它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模式都显得沉闷有余而活力不足，但是究竟向何处去呢，它还在徘徊。在这个背景下的影片中的这个家庭，或许就多了几分象征意义。比如我们可以这样看，大儿子去美国参军象征了什么，小儿子学钢琴又象征了什么，母亲和抢劫犯一起逃跑又象征了什么。这是一种有效的读解方法，但这样的话，我们就太小看这部电影了。它除了提供足够多的可供解读的象征物之外，更重要的是描绘了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这是它更有趣也更有价值的地方。
这种以家庭折射社会变化的影片，其实比较忌讳的一点，就是人物和情节的概念化，完全以社会的角色来套影片中有血肉的人物，但是《东京奏鸣曲》很好地避免了这点，而且更进一步的，它完美折射出了当代日本社会的症结所在。尽管在最后，它所提供的答案是含混的，但这恐怕本来就是它所力所不能及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