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木卫二处偷得一张图。也早就耳闻它的剧情和画面的惊怖程度。
但这无法激起我的任何兴奋,我在心里居然有丝丝惋惜。
我真的是有些想念《破浪》,一种残酷的美丑张力。但是他好像越来越倾向一种赤裸的剥裂,或者说过于直面。
该说他越来越勇敢还是越来越疯狂?
Lars von Trier黑暗突袭戛纳
在木卫二处偷得一张图。也早就耳闻它的剧情和画面的惊怖程度。
但这无法激起我的任何兴奋,我在心里居然有丝丝惋惜。
我真的是有些想念《破浪》,一种残酷的美丑张力。但是他好像越来越倾向一种赤裸的剥裂,或者说过于直面。
该说他越来越勇敢还是越来越疯狂?
茱莉叶小姐的躁动基因在1951年还存在着具有默片节奏的声片,真是让人惊讶。《茱莉叶小姐》的整个内在情绪永远处于一种躁动的状态。
在影片刚开场的众人竖起桅杆的戏中,不时地插入惊讶的围观者的特写镜头。而在全景中,这些围观者却并没有可以很轻松地指认出来。这种空间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具有巨大罅隙的空间关系——和无缝的空间关系对应。在谷仓跳舞那场戏也出现了类似的空间关系。这在默片中是常见的,默片的纯画面性发展出了这种表达情绪的特写,但在声片中,由于声音与现实性要求的制衡,这种方法渐渐少见。
这影片中另外一种组织空间的方法,是打破时间的藩篱的方法——在同一镜头中出现不同时间段的人物活动。这方法的一个好处是保留了人物情感的延续性。茱莉叶的状态一直是亢奋的——她小时候可能悲伤过,但是她的母亲的神经质完整地遗传给了她,这种延续性,使得即使采用这样的刻意的镜头安排,也显然有了明确的理由。
另一个便是快速的运动。这片中不是镜头的快速运动,便是镜头内人物的快速运动,它无法静止,它似有一种躁动的基因,这样的节奏在电影中算是少见。它用众人的饮酒狂欢来暗示男女主角的性爱,最后打翻在地的啤酒桶和流溢而出的啤酒,也委实有一种含蓄的色情。
Le feu follet 巴黎的萃人看《Le Feu Follet》,会不知不觉让我想起新浪潮时期另一部片子《Cleo de 5 a 7》,我都不知原来人的脆弱就这么轻易地流露出来了,自然而然的,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就是街头巷尾的琐议一样。
两部片子最大的共同点,我认为是主角的外貌。是的,外貌在这里非常重要。非要一个蛇见尤怜的脸庞,才能消受得起日常生活中无名的脆弱。Alain和Cleo的脸其实都具有某种中性特质,五官当然是挑剔不了的,但重要的那种将要委身而下的神气;一不小心,就怕惹了他/她生气的情态。
但用美人玻璃来形容也实在欠妥。因为他们又有一些闷着的野性。前一个转身,还是阳光充沛,后一个回眸,便是山花着露了。这种野气,在城市里遍寻不着。所以他们在巴黎街头游荡,像没事人一样,但其实巴黎在伤害着他们。巴黎的光彩带着太多毒刺,扎那些皮糙肉厚的行人尚且会疼,况是这两位萃人?
我都不知为何会蹦出萃人二字。萃和脆谐音,由此我可以把这臆造生词的大罪归于智商过低的输入法。但是“脆人”,也不是我的本意。若把脆字加上草头,就庶几是了——他们是如此脆弱,但又如此的蓬勃。
《来自伦敦的男人》对于他的长镜头,看之前是有心理准备的。但它的音响效果却是我始料未及的。影片的配乐,完全不遵循一般意义上渲染情绪、或者辅助情节这样的作用。有时甚至会觉得很聒噪,恨不得它立即停下来。音响也是,经常是某种环境音的无意义的大声重复,充斥着整场戏,让人无法忍受。但是看完整部片,才发现主人公偷了另一个罪犯的赃款,他时时处于道德的焦虑之中。那种重复的环境音和聒噪的配乐,不正是一种巧妙的音画对位吗?——他的行为如画面所示,但他的内心却如配乐所闻。
喜欢用长镜头,当然各有各的理由。巴赞说这是体现真实的方法,塔可夫斯基是要人物的心理,安哲罗普洛斯要的是历史的苍凉感。但贝拉·塔尔似乎没什么理由,他也不曾给出明确理由,但这又何妨呢,长镜头成为了他的行进方式,而不只是手段了。他的摄影机游荡在事件发生现场的周围,像一个行动迟缓却目光犀利的老人,尽管拒绝快速地移动,但所发生的事却历历入目。这是一种深刻的技巧,需要令人叹为观止的场面调度。影片的第一场戏,就集中展现了这种技巧。
《来自伦敦的男人》改编自一篇侦探小说。用长镜头来表现侦探小说纷繁的头绪和紧张的氛围,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借此我们似乎可以期待一下侯孝贤的新作《聂隐娘》——不知用固定长镜头来拍武侠会是什么样的震撼效果,抑或侯孝贤会改变?
有时我不禁会怀疑长镜头交待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的有效性。少了剪辑和瞬时的角度转换,镜头怎样深入事物内部呢?只在外部打转的镜头最终难免会成为一个仅仅具有描述性的镜头——而不是分析性的。而对侦探片来说,这种游离于事件内部的长镜头选择,尤其显得艰难。但是贝拉·塔尔不为所动,他拓展了长镜头的叙事空间和表意空间,当然这是通过具体的技巧而完成的;可正是他对长镜头本体的坚持,才是他探索技巧的动力吧。
省略,大面积的省略,是他所钟意的一种技巧。有效的省略把长镜头叙事不足的缺陷变成了一种叙事悬念。男主角打捞手提箱和去小木屋看望罪犯Brown两个镜头。是最突出的两次运用。在前者中,镜头以一张悬梯和一根吊下悬梯的带钩长木棍的特写开场(这个物件的特写暗示了主人公接下去的行为,从而省略了人物行为的语言描述),一直跟拍主人公下了悬梯,走上海堤,直到主人公消失在远处的黑暗里。摄影机此时静止立在原地,并没有具体地去拍摄主人公是怎样打捞的,而只有近处无人静谧的街道、稠白的街灯,和海水拍打堤岸的哗啦声。而观众在此时想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成功地打捞的悬念,绝不会低于直接看到他打捞的场面所产生的悬念效果。反而海水规律的拍打声和无人的街道,像是在时时提醒着观众会有某个冒失鬼闯进画面,从而打扰了主人公的好事一样。它让你猜想到某个事件正在发生,却又让那个事件躲着你,这样的悬念是扣人心弦、暗流涌动的。另外看望Brown那个镜头,也用的是同样的方法,镜头并不主动地跟随主人公进了木屋,而是一直停留在屋外,很长时间内,都是静谧的空镜头,但在后来我们才知道,主人公在里面是何等的煎熬。这就是需要回味的一种省略了。
利用长镜头的移动来布置人物的空间关系,并借此来暗示他们叙事上的联系,也是贝拉·塔尔用来弥补长镜头叙事性相对不足所采用的一种技巧。在警探询问Brown的那个镜头中,这种技巧得到了完美的展现。镜头从几颗碰撞的桌球开始(在这个镜头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回想起来,这个场面其实暗示了几个主要人物第一次碰撞),慢慢移动到警探与疑犯的中景,警探一直在说话,他说的是他已经知道疑犯的犯罪事实了,并要求他交出手提箱里的钱。再先后移动到警探的脸部特写和疑犯的脸部特写,直到最后疑犯借口上楼拿东西开溜,镜头才转过身来,来拍疑犯开溜的背影。这时观众才惊奇地发现,原来主人公也坐在这家酒吧里,并且座位离警探这一桌一点也不远。最后镜头定格在主人公的脸部近景上,背景是警探。这种最后的空间关系,完全交待了他们的空间距离,暗示了主人公完全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并且暗示了主人公与警探的微妙关系。这种由镜头的移动所造成的空间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语言的描述和拓展了镜头的内部可能性,使得影片更加纯粹而简洁。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me女主角朱丽叶特由于杀子案而入狱十五年,出狱后寄居于妹妹家。影片主要讲述了姊妹相隔十五年后的情感断裂和弥合,以及朱丽叶特是如何渐渐地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的。十五年前杀子的具体原因和朱丽叶特为此经受的精神折磨是影片背后的两根紧弦,朱丽叶特的诸般反常举动都可以由此推论而得。
影片把朱丽叶特出狱后的生活环境设置为知识分子群体,不仅是如前所述由于导演对此的熟悉度,恐怕更大原因在于这样的环境能够屏蔽掉许多不必要的枝节——比如物质问题,比如人的宽容度问题,而能够使影片相对单纯地深入某种情节——亲情。让人物不用为了吃穿用度发愁,也不用为了着力隐瞒过去而发愁,只让他们陷入亲情的断裂、寻找、缝合、交融。但是这样的设置使得影片陷入了另外一种危险。它虽然在亲情的开掘上着力甚大,但它失去了另外的许多可能性——如果她妹妹一家是蓝领工人,那结局会怎样呢?当然就目前既成的影片设置而言,它已经做得相当不错。这或者可以称为导演的自知之明,加入更多东西可能会更深刻,但也意味着更难以把握。
朱丽叶特的性格乃是多年累积而得。易见的是她的冷漠、孤僻,难见的却是她爱心流露的惊鸿一瞥。观众目睹现在的朱丽叶特,却又由于她目前的困境而想见其十五年前的风姿。这种通过人物现在的行为而揭示其过去性格的手段,在这部电影里可算得成功。这要归功于女主角的扮演者Kristin Scott Thomas,或者说归功于她历来所固有的角色形象——一种外冷内热的女性形象,《苦月亮》和《英国病人》算是上佳注解。但这次显然是她最好的表演,突破在于多了十五年的时间维度。眼角微颤的细纹和孤清的眼神,并未着力渲染外化的痛苦,但只如她所钟意的油画《痛苦》(La Douleur)中的人物。向着墓地微微倾斜的衣襟,是一种节制的痛苦。惟其节制,乃显高贵。
影片的另一可值得称道之处,恐怕在于导演对以侯麦(Rohmer)为代表的立足于日常生活场景的、似粗实精的电影叙事传统的继承。在侯麦的电影中,无论是影像时间或者影像空间,都是单向度的。这里说的“单向度”,所指的是其对空间处理的单一性和对时间处理的线性。就是说,不管主角所处的社会阶级是什么,工作是什么,镜头总会紧紧跟随他们日常的细琐的生活场景,而刻意裁剪掉电影所特有的、或者也是其它某些电影所擅长的空间和时间的前后跳跃。(跳跃和省略是两回事,侯麦不做跳跃之姿,但擅长省略。)
从广义上来说,这是现实主义的叙事态度所引申出来的一种方法。法国电影是以其现实主义传统而自傲的(当然她足以自傲的电影传统远不止此),自称为现实主义手法的当然也不止此一家。但是侯麦的电影以其特有的内在韵律和细腻的情感分析独得鳌头。
《爱你已久》在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对话的风格上,深具侯麦的气质。影片并未过多地正面着墨于女主角的内心世界,而是让她在现实生活的油盐酱醋之间来回穿梭,让她在日常细琐的生活场景中把内心的波澜不经意抖露。如果说侯麦喜欢用这种方法来挖掘爱情中的幽深小径,那么本片导演可算是有所扬弃了——要知道,朱丽叶特内心的痛苦是要更深沉的。至于人物对话的语言风格,侯麦则是以平实中隐含着文学性而著称的。本片大部分地方都是日常的对白,但是在最后一段整场戏的高潮时,姐妹俩的对话中嵌进了整部影片的“文眼”。在影片结尾,朱丽叶特念白道:“我没有解释,因为死亡本就没有理由。孩子是死是最大的监狱,将永远囚我于此。”
《Ulzhan》生命的行者
施隆多夫的新片《乌尔詹》(Ulzhan)的政治性更加隐蔽也更加宏观了。印象中施隆多夫的片子要么是改编自名著,要么是现实的政治性很强。他的上一部故事片《第九日》讲述了和二战、纳粹有关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德国并不鲜见,就施隆多夫本人来说,它也并没有远离当下德国的政治环境——毕竟在德国,反思二战每年都要被重提一次。
但是《乌尔詹》远离了德国。它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东方哈萨克斯坦,主人公是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哈萨克斯坦姑娘——而导演本身是德国人。这种跨大洲的架构也许呈现了导演近年来关于某些全球性问题的思考所得,而影片的故事也变得萧索荒凉——讲述一个人的求死之旅,毕竟施隆多夫也不再年轻了,早年的左翼激情,凝固为此刻关于生死的终极拷问。
Ulzhan是片中女主角的名字,男主角徒步穿越哈萨克斯坦的时候碰到了她。她觉察到男主角的死亡气息,决定跟随他。片中并没有明确解释他为什么要寻找死亡,更没有解释为什么要穿越哈萨克斯坦去寻找死亡。只是有一张他非常珍视的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合影照片,原因或来自这里。种种猜想都可以被观众提出,但是没有最后的答案,Ulzhan数次逼问,他只是低头回避,当他最后在雪地里绝望哭泣时,哭声裹挟着冰凉的雪花像闷棍般击打进观众的心里,仿佛此时方可了然这位绝望者这一路来的痛苦和决绝。
施隆多夫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曾很长时间地相信乌托邦,现在则没有什么确定的政治信仰。一个人拍了一辈子政治性电影,现在由于没有确定的信念而停止拍摄这样的电影。”这已经是很严重的自我剖白了。在影片中,男主角在边境处放弃了他的汽车、护照、钱包,徒步行走在哈萨克斯坦无边的草原上,这是一个悬念,我们不知道外表看上去像是西方主流社会阶层的一个男子(在片子中,他也透露过他是教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到底是怎样的绝望促使他走上这条路。当然有具体的个人的原因——就是那张照片所暗示的原因,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他曾被误认为是商业间谍而被拘往哈萨克斯坦的首都,这是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都市,道路宽阔,衣香鬓影。导演在这里毫不吝啬地把一个东方的后发展国家的新首都的奢华与物质化摄入了镜头。法国带着男主角去看一场T台走秀的时候,他黯然离场了。他脸上的表情没有鄙夷,而是一种近乎悲伤的悲悯。他看到,这些西方国家所拥有的高楼大厦、T台、模特,在当今全球化的古老东方,也被那里的人们趋之若鹜了。他别过头去,毅然离开了城市,重新扎进了草原。
Ulzhan的出现似乎是个奇迹。她自学法语,向往法国,但仍然有着草原姑娘的淳朴大方,她的出现给男主角的旅程也给整部电影带来了一抹亮色。也可能是导演所暗示的一个希望,在影片结尾,男主角把自己深深埋进雪里的时候,这位姑娘骑马走出了他的生命,他们的差异不仅仅是性别的或国别的,而是一种态度上的差异。她在临走之前,紧紧地抱住了他。悲观者选择死亡的时候,其他人能做的,就是一个拥抱。
导演通过这个悲观者的终极选择,曲折地表达了他自己的焦虑。“当政治上的某些理想主义随着物质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而失败,含在其中的道德判断也就随之失败,而一起失去了”,他这样说道。物质主义现在已经彻底胜利了,但是它的结局会是怎样,它最终将会带来什么,这是现在的我们所无法看到的。影片中寻死者的忧虑到底是什么导演并没有明说,如果他是一个关于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者,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以看戏的姿态,冷眼看他死去。他的悲伤,也许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悲伤。
《浪潮》这片子索同学极力推荐了n久。。看了也快半个月了,今天老板的课上,先是谈到《武训传》事件的前前后后,再说了一会文革(原来他当年是红卫兵=,=。。还接见过毛主席。。),后来大家总结道:狂热是容易被煽动的。。而身处狂热之中的人,是完全丧失反省能力的。。
某学妹问了他一个尖锐的问题:“那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做错了?”逼迫别人反省是不对的,但不主动反省的话也是不对的,可是又很少有人善于主动反省又慎独的。。这个矛盾怎么解?
集体与个人的纠缠也永远不会停止。有人企图厘清集体主义与法西斯、极权主义之间的脉络,来为集体主义开脱。但这是很难成功的,因为集体主义天生带有邪恶的因子,从它到法西斯,只是量变,而不是质变。以下的事实是没有错的:人类天生的处于某些团体之中,比如家庭、家族、邻里。但这些团体形成的基础只有一个,就是共同的生活,一对从小被拆散的兄弟,是不可能在十几年后刚一见面就可以成为一个团体的。这是人类结成团体的必要条件——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其它团体:宗教团体会因为是不是圣三位一体这样的信仰差异而分裂,政治团体更是朝生夕死,宗族大到一定程度连远亲都会不认识。而只有面对面的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以及建立在这个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生活纽带,才是一个团体的真正的合法性来源。而基于这种原则所建立的团体,它的内核是与集体主义相差甚远的,它开放——只要日常生活的纽带断了,自然可以随时退出这个团体;它包容——它不设客观的进出团体的标准,它只认得油盐酱醋。而这些,集体主义都恰恰相反。
于是我们看到,法西斯主义是排斥日常生活的——它所创造的向伟人问好的手势并不是朋友之间见面的问好手势;它所宣传的德意志民族,和母亲考虑着要为孩子准备什么早餐也毫无关系;伟人的演讲,相互不认识的人在广场上聆听,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也只限于伟人的演讲。
于是我们还看到,集体主义在蚕食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它把它尖锐的铆钉嵌入到肌体丰腴的日常生活之中,吸尽它的活力与精血,把日常生活的中的活力因子风干为集体主义的新幡旧帜,披在它蠕动的庞大躯干之上——以求混淆视听之功。
但是也不要让集体主义沾了理想主义的光。只有油盐酱醋的生活并不能称之为美满的生活,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日常生活的失败。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脱离日常生活的,但是前者是个人的、自愿的,无关其他人的。日常生活需要理想主义的光泽。
拿汶川地震的时候做例子,我们会哭,会担心他们,会捐款,但这是为什么呢?有人会想:祖国同胞受灾,我应该帮助他们;也有人会想:我应该帮助经受磨难的、痛苦的人。在这个例子中,这两种情绪都是正面的,但是两者内涵相差极大。在前者中,它默认了我帮助他们的前提是“祖国同胞”,于是帮助变成了强制性的——祖国同胞都受灾了,你难道不帮?一有强制性,它就排斥了日常生活的情感纽带,被送上了集体主义的不归路。而对于后者来说,它只是我的选择,没有任何前提,我也可以随时退出——当我退出时,我回到了我的日常生活;当我选择继续时,我的日常生活被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
La Graine et le mulet谷子和鲻鱼
Wir sagen Du! Schatz【上海电影节展映片】
Pictures of the Old World
好不容易抽空看一部比较短的,恩。。
Obrazy starého sveta,英译Pictures of the Old World,捷克1972年纪录片。
就纪录片来说,拍得很有想象力,特别是音效的运用。音乐也用得很诡异。。
讲述了一群老人的晚年生活。其实创作者所用到的素材并不丰富,对几位老人的拍摄采访也未见得多么深入(即使很深入它也可能刻意不做表现)。但是它运镜的丰富和创作者观念的统一足以弥补。它不是靠素材,而是靠摄像机自身的捕捉方式取胜。对人类晚景的观照,它充满了某种混杂着悲伤与坦然的复杂观点。
高对比度的黑白摄影也确实帮了不少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