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放映廳，猶如柏拉圖寓言裡的洞穴。光明自盡頭而來，在雪白的銀幕上繪製著一場場往昔。這是《老港正傳》的開頭，亦是《老港正傳》的結局。銀都戲院裡上映的最後一場電影，觀眾只有五人。兩代人靜靜的坐在椅子上，相顧無言，淚流滿面。回憶的過程總是充滿感傷，四十載光陰荏苒，多少往事都在笑談中灰飛煙滅。感謝電影給了我們一個相對真實的記錄方式，使此情可待，使往事可追。
趙良駿的《老港正傳》從一個普通的家庭入手，講述了自1967年至今香港社會的歷史變遷。
黃秋生飾演的左向港是一個愛國的電影放映員。在香港這樣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裡，他動輒“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口號顯得是那麼的特立獨行（不禁想到了《新難兄難弟》裡的梁家輝）。但他我行我素，滿懷社會主義的偉大理想，在生活中扮演著一個老好人的角色，四十多年從不曾改變。收入不多，卻經常慷慨相贈；假期永遠都屬於別人。他最大的夢想就是去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上照一張相，可當身邊的人個個都去過了之後，他成了“全香港幾百萬人裡面最後一個沒去的”，只能通過互聯網來實現自己的夙願。一個堅定的理想主義者，似蓮花般品性高潔，“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然後古人說的好，蓮花始終是池中之物，“可遠觀而不可褻玩”。嫁給這樣一個理想主義者，無疑需要比普通人更大的勇氣和力量。
毛舜筠飾演的秀英就是這樣一個角色，甚至完美的無懈可擊。在她身上仿佛彙聚了中國勞動婦女的所有美德：任勞任怨，勤儉持家，寬厚待人，憑藉一己之力維持著並不富裕而且父子關係相當緊張的家庭。當她因勞累過度一病不起之後，這個靠她才得以維繫的家庭也在頃刻間土崩瓦解。
不同於自始至終都沒能實現本土化的父親，鄭中基飾演的兒子左忠是另一種非典型的香港人。一方面他生於斯、長於斯，並不願背負父親“左”的包袱，從一開始就極力想融入到當代香港的本土文化中，在他身上也充分體現了董建華、曾蔭全所反復強調的“百折不撓”的香港精神。另一方面，又因為父親的影響，在地道的香港人眼中他又不得不扮演著一個“阿燦”（香港人對大陸人歧視的稱謂）的角色。他有著典型的“俄狄浦斯情節”。 從小缺乏父親的關愛，因畢業于左派學校而找不到工作，生意上的失敗卻得不到父親的幫助，這些都導致了父子關係的破裂。而母親的去世更是將這個火藥桶引爆，兒子埋怨父親不照顧母親，一氣之下離開了那個從小就想逃脫的家的束縛。母親是這個家庭中唯一能帶給她溫暖的人，即使是遠在天邊他也會打電話回家問候。而對父親除了抱怨和指責外便別無其他。不過中國畢竟不同于西方，傳統道德裡的“孝”無論在哪朝哪代都或多或少的影響著國人的思維。中國電影裡的叛逆兒子最終的出路多數不是弑父而是回歸。譚家明的《父子》如是，張藝謀的《千里走單騎》如是，張揚的《向日葵》也如是，就像香港離別百年也最終要回歸祖國的懷抱，雖然這種親情的回歸在《老港正傳》裡缺少必要的鋪墊，但還是意料之中的發生了。導演借助對一個家庭的解構和重構，巧妙的暗示了香港和大陸之間的微妙關係。
這是一部為香港回歸十周年獻禮的影片。中規中矩，沒有驚喜。本來期望會是部新《天堂電影院》，但電影在片中並沒有參與到敘事中來，只能算做是一個空洞的符號，所以稱之為港版的《電影往事》要更確切些。將小人物的個人的命運放逐於不可阻擋的歷史洪流之中，這種手法張藝謀用過（《活著》）、陳凱歌用過（《霸王別姬》）、美國人用過（《阿甘正傳》）、導演自己也用過（《金雞》）。可惜無論是《金雞》還是《老港正傳》，似乎都只是浮於表面，情感有餘，力度不足。也許是香港歷史文化底蘊的稍顯薄弱，也許是導演的功力還欠火候，作為幾代香港人的一次集體回憶，趙良駿確實沒能挖掘出更為深刻的內涵來，不能不說是影片的一大遺憾。
“扶窮賤而惜光陰，懷功名而悲歲月。”看這個電影時總有一種莫名的哀傷，也許是理想在心中作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