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我的谋生手段

我不反日，但是对于侵华那段历史，我想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吧。。。

陆天明和他这个当导演的儿子都是有想法的人

人性的落差{摘自：[南方人物周刊·电光倒影]} 2009-05-11   ………… ……看这部电影，不是给我一个抒发民族恨意、强化民族身份的机会，或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手淫与南京大屠杀的超级链接。其实任何对苦难的描写，都在挑战和归正我们的价值观。就像走在街上我常问自己，对面那个乞丐，前面骂骂咧咧的人，或遵道镇上失去亲人的那个嬢嬢，在我的信仰里，就是在我所相信的那个宇宙人生里，有没有他们的位置？在我的盼望里，有没有他们的盼望？如果我的信仰，在逻辑上必定会将一部分人类，以一种不公义的方式撇在外面，我的信仰就是虚假的。因为我以自我的理想，切割了这个世界，把一个人类，分为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类。除非我就是上帝，不然，我怎么敢呢。   以往的抗战电影，都把人类分为两种。其实呢，日本人在南京干过的一切坏事，中国人彼此之间都干过。陆川的勇气，是全片以角川为主线，把日本人还原为了人类。角川不是恶魔，而是一个有人性的坏人。他坏，但他仍在我们中间，被称为人。我们中间最好的那个人，在上帝面前，对我们中间最坏的那个人，也同样负有责任，无法在终极的意义上撇开他。   我的灵魂，尝过这异常的痛苦。但侵略者与受难者的区分，只是第一层的。公义而肯定，却不是全部和至高。就如自由民主，在这个层面上，也值得追求和肯定，但一样不是全部和至高。陆川拍出了中国电影早该拍出，却一直无能拍出的一个起点。导演的才华，有一大半，都用在为角川最后的自杀，细细描述一个陷在罪中的人类。   使角川忧伤不能自禁的，并不是一个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悔恨，而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悔恨。他爱慕的日本慰安妇百合子，梨花带雨，我见犹怜，使战争的宗教性在他心中坍塌。日本军队祭奠亡灵的那场鼓阵，是这种宗教性的国家意识形态浓墨重彩的出场，甚至饱和到快要撑破黑白镜头。这是陆川试图理解这场侵略与屠杀的点睛之笔，也是对靖国神社的一次预演。后来，角川看见姜小姐的十字架项链，他说自己也在教会学校读书，强要了过去。他的上司松井开枪打死小妹，说，“这么美的女人，不该这样活着。”角川的震惊，只是无数铺垫中的一个。姜小姐最后被士兵拖走，回头朝这个揣着十字架的日本兵说了一句英文，“请打死我。”角川开枪打死她，也最终打死了他灵魂中的那个日本军人。   将日本人“去妖魔化”是这部影片的勇气。问题是我们和敌人的人性落差，也因此被缩短了。导演或者没有勇气继续面对这种张力，或者自己也无力承受。于是，他选择了对中国人的“崇高化”，继续保持两个族类的人性落差。最明显的两处，一是前半段的散兵抗争和杀降，刘烨沉默的表演，慢慢积蓄起恢弘的压力，结果国军将士们最后喊出“中国万岁”。人性的苦难向着一个单向度去了。换成姜文，将士们喊的一定是“操你娘”。这和唐先生被枪毙前，对松井骄傲地说“我老婆又怀孕了”，更加贴切。这才是肉身世界中的坚持与卑微、大地上的咒诅与希望。   第二个败笔，是让拉贝先生向中国难民下跪。人性的落差，若不能继续向上仰望，就只能向着苦难的一方跪下。不然对敌人的去妖魔化实在是我们受不了的。虽然小豆子还活着，中国的确没有亡，但电影还是缺乏光合作用，几乎耗尽了影院中的全部氧气。这是为什么，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另一部电影《拉贝日记》。   陆川 《南京！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