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电影的所有兴趣都是基于对人的兴趣
——陈国富电影座谈会
座谈地点：北京电影学院
座谈时间：2008年3月19日
我接触影视行业的经历很奇特
问：很荣幸能请到你来这里和大家交流，你能先给大家说几句吗？
陈国富（以下简称陈）：我是第一次坐在这样的地方。我没有接受过任何学院的电影训练。但并不是表示我排斥这样的环境。相反，我作为一个青年电影爱好者的时候，也是很憧憬很向往能进入电影学院，能在那里接收电影教育，满足我对电影这个媒介的好奇和热爱。但是很遗憾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获得那样的机会。所以我对于能踏入这样的一个场所，跟各位交流，我是很有感触的。再者，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前，也没有接受过师徒制那样的教育。很多人问我，你是不是当过场记或则副导演？我也没有。我第一个跟剧情电影有关的工作，就是给杨德昌写剧本。之后就当了导演。当然这个过程没有我现在叙述的那么轻松。所以，我有时候在讲述这个经历的时候，我要避免它陷入某种传奇，避免它染上不可思议的色彩。因为那样可能会误导年轻人，让他们产生可以不要念电影学院就可以拍电影的念头，以为可以不要从头干起就可以当导演。所以我在描述我的从影经历的时候，会有些无所适从。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不同的人问我，我可能会回答出不同版本的故事。这要看我的心情。但这可能也是电影的一个特点。同样一个事情，同样一个经历，你有时要去传达给别人的时候，你需要编造，你要自圆其说。你要给他添加一些戏剧性、一些花边。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工作有其刺激的地方。
问：你是怎么开始接触编剧这个行业的？怎么接触影视这个行业的？
陈：我怎么接触影视行业的？这个经历非常独特。所以我听到你问这个问题时我就笑了起来。是这样的，当时我有一个朋友，承包了一个纪录片。他招了一些当时所谓的新锐导演来做，包括一些得过短片奖、实验电影奖的人来做。因为这些人有一点想法和抱负。但是结果找来的前十个导演将他的预算全部花完了，他却还有三集没有拍。他就找到我说怎么办？然后他说你是哥们你能不能给帮个忙拍完剩下的两集。就这样我就拍了，其中有一集侯孝贤碰巧看到了，那时他正在拍戏，住在宾馆里洗完澡之后，他将电视打开，电视上正在播放我拍的那一集。他看的时候被那个纪录片给吸引了。但他不知道是我拍的，当时他认识我，但我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写评论的人。后来片子播完推出字幕的时候，他在演职人员的名字里看到了我，然后他说：哎，这个人我认识啊。然后他给他的制片人打电话，说如果你以后要找新导演的话，我推荐一个人给你。他推荐的就是我。这是一个因缘吧。
另外我是怎么写剧本的？这个更奇怪。我跟杨德昌是很好的朋友，每天大家都在一起吃吃喝喝聊天。有一次他要拍《恐怖分子》，他有了题材了，找了一个编剧，是个小说家，叫小野。但写完剧本以后，甚至演员的档期都定了，他却突然没感觉了。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杨德昌就叫我给他改剧本，一边拍一边改。比如说在客厅拍，我就在卧室写。这是我第一次正经写剧本。
问：那你第一次正儿八经坐在家里——而不是刚才你所说的这种打游击的状态写剧本，是在什么时候？
陈：就是我写《只要为你活一天》的时候。我的题材都不是那种先有了一个主题，一个故事在那，或者看了一本书，一个电影（《征婚启事》有点例外）之后才找到的，而是我生活中一些奇怪的经历。比如《只要为你活一天》，是因为有一次我在台北骑着一个摩托车上了一个高架桥的时候，突然就下起倾盆大雨。台湾的天气就是这样子的，雨说来就来。我们叫“西北雨”。而我当时在桥上连躲雨的地方都没有，淋得一身湿以后，我赶紧下桥去路边找地方躲雨。台湾的建筑与闽南建筑格局类似，有那种我们叫骑楼的房子，可以躲雨。我走到一个骑楼里，已经有很多人在躲雨。然后，我很无聊，就在骑楼里到处走，后来走到一个地方，看到有一个咖啡厅，咖啡厅里有一个人。这样看着看着的时候，脑海里就出来了这个画面——有一个人因为一场大雨而停下来躲雨的时候碰到另一个人。这个画面就成了我这部电影的故事的出发点。《只要》中的男主角就是像我一样骑着摩托车在高架桥上突然下雨了，就去避雨，结果碰到了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女人，从而引发了一些事情。这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
问：在《双瞳》和《征婚启事》中，电影的节奏感干劲利落，镜头的运用也很熟练，你在缺乏系统的训练的情况下，是怎么做到的？
陈：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缺乏系统的训练，我第一次当导演拍《国中女生》的时候其实是相当崩溃的。用现在的说法是很“瞎”。每天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工作人员都是老板自己指定的。后来有人转述给我听，说那些工作人员极度地想叛变，灯光对摄影师说你甭听他的，他根本就不懂。但摄影师还是听我的，还好。确实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太了解这些技术上的东西。然后自己看一些书，就是一些讲电影的拍摄文法的书。虽然当时台湾关于电影的书非常缺乏，但也还是有。在学校里还是有一些。因为开设电影课的话要开一些参考书。所以我也去看。为了看懂这些英文书，我将自己的英文提到了一个蛮高的境界（笑）。但一旦你到了现场，状况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每天要应对很多很多的问题。再加上那时候的投资老板对我也不够信任。我记得拍《国中女生》的时候——剧本虽然不是我写的，这是我的电影中唯一一部我不是编剧的，但那个故事也还是我想的。是我请的另外一个小说家帮我将那个剧本给写出来——开机拍到第三天的时候，两个老板出现了。老板是黑道。前三天都没有出现，我还挺乐。因为没人盯着我每天干嘛。但第三天老板来了后，老板就跟我说：陈国富，那个剧本我已经改好了，就在我的包里。我就傻了一下，我想：啊，我都已经开机了，你说剧本改好了什么意思啊。我其实始终没有看那个剧本，因为我排斥，我根本就不看，我继续拍。但我觉得压力非常大。看样片的时候，大家坐在一个很小的放映室里，老板就坐在我后面一排，看着看着就突然冒出一句话——“放冷箭”——说：国富你知道一尺胶片的冲洗费是多少钱吗？我记得听到这样的话我那时候真的不行了。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跑出去找侯孝贤喝茶。我说：孝贤，这个工作我不能干了。我根本就不行啊。然后，他听完我所有的诉说后，说：你还算好。他说他认识的所有的第一次当导演的，比我还要惨。他给我举了无数的例子。包括台湾的一个非常资深的老导演，侯孝贤给他干过场记，干过副导演。他说那个导演第一次排戏的时候，当喊了“开麦拉”之后，紧张得再也没法喊CUT。喊不出来了！他给我举了很多这样有趣的例子。当然对我有一些安慰的作用。反正我后来硬着头皮回去将那部电影拍完了。拍完以后，竟然还得了奖，老板也将投资收回了，还赚了一些钱。但当他要跟我签下一步戏约的时候，我是死活都不肯签了，以各种理由推脱。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回答你的问题。其实每一个热爱电影的人，当你着手第一次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管你的条件多么的困乏，或者说你技术上多么的青涩，但你的“气”一定会表现在那部电影中。就是说，可能你做不准确，比如说摄影的东西你不太懂，或者说剪辑的东西你也不太熟悉。但是你总能觉得一个东西是OK还是不OK吧。我当初第一次拍戏的时候没有监视器，老板没有钱给我买监视器，我只能按照以前的老式的做法，就是站在摄影机旁边，直接裸眼看着演员在我面前表演。我还是要判断眼前的东西是不是我要的东西。那么如果它不是我要的东西的话，我要想到底怎么让它在下一条变成我想要的东西。这个过程还是不断地考验我，让去控制镜头前面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形成了我如你所说的对画面啊节奏啊等等的控制能力。但是我认为我自己在进步。我比较幸运的地方，就是我在不断地当导演不断地拍电影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精进我的技艺。
问：昆汀•塔伦蒂诺是在录像店里出来的，还有很多人是走的电影学院这样的路子出来的。那么对你而言，你觉得你对电影的镜头感和把握，是在拍摄的过程中你自己琢磨出来的，还是说是你在拍《国中女生》前看了大量的片子给你的影响？
陈：你刚才提到昆汀。像他一样，欧美有很多导演都是这样出来的，在成就自己的事业前并没有太多的技术的学习和积累。但他出来的东西为什么能准确地体现、完成他的想法？我觉得在华语电影这个领域里头，一个导演如果在某些技术方面比较欠缺，或者说没感觉的时候，我可以肯定地说，他这个欠缺一定会显现在你的作品当中，不管他找到什么样的专业人员来配合，它也一定会显现出来的。因为在我们的工业里头，没有一个完善的技术的基础平台。就是说，你可以找到谁谁谁用过的美术师，谁谁谁用过的摄影师，你看那些作品的时候你觉得他挺靠谱的。但是为什么他帮你弄的时候，出来的东西就会别扭，达不到你要的标准？我觉得这跟工业的技术平台有关系。如果你自己希望能比较全面掌握你的导演作品的话，还是要在美术啊摄影啊，甚至音乐啊，各方面都要有一定的把握，你才能准确地完成你的作品。这个是我这么多年来——从业20多年来的感受。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台湾我比较熟悉的导演，侯孝贤，他是从来不听音乐的，他只爱去KTV，只爱唱那些台湾的老歌，闽南语的老歌。这个特点反映到他的作品里，导致他使用配乐使用得很小气。还有蔡明亮也一样，在电影中能不用就不用音乐。其实这个反应了他们生活的一种样貌。但侯孝贤如果要用音乐一定会用得恰到好处的。这个恰到好处你从他的剪接你就能看得出来。他可能会让观众觉得闷，觉得单调，镜头过长。但是当我看他电影的时候，从来不会觉得他的节奏不对。这反应了什么？还是反应了他本人的一种才智，他的感受力。你可以说是他天生的，可以说是他后天培养起来的气质。这个东西我很难具体地形容。但是这个东西是有的，而且它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一个导演出来的作品的完整度。
问：从你第一次拍片时的尴尬，紧张，到现在你的导演技法非常的熟练，这中间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历程？你是怎么完成这种蜕变的？
陈：其实一直到《双瞳》，我拍戏都是非常紧张的。紧张是一种性格的特质。《双瞳》关机的那一天，是在澳大利亚，现场有人还开了香槟，因为有很多工作人员是老外。后来我们坐着巴士回宾馆的时候，我开始跟我的场记说话，我的场记非常的意外，她说，她跟了我三个月，我终于开始跟她聊天了。她讲完以后，我也很意外。我发现原来我之前是这么恐怖。我当时给她的解释是，因为为了要完成这个电影，我每天都要面对两三百个问题。这两三百个问题一起堆砌在我的脑海里，当然会对我造成一种很强大的压力。在这个压力的淫威之下，我自然会绷得很紧。我需要完全地专注在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上面。那么这个东西会将我的幽默感啊，将我对人的一般性的和善啊，都给压抑住了。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导演，我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新的看法。我相信我拍下一部戏的时候不是以前的样子了。因为我意识到，如果我绷得那么紧，我的潜能可能只能发挥百分之三。也就是说，在不够放松的状态下，有很多你本来应该做到的部分你没有机会发挥出来。现在回想起来，《征婚启事》是我拍摄的过程中最放松的一次，因为你没有了准备的结果，你就会很投入到当下发生的事情中去。包括每一天那些招聘来的男人会跟刘若英产生什么样的碰撞，他们在镜头前具体会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对我来说是未知的，而且我紧张没用，事情不会因为你紧张而得到控制。包括我们的摄制组，包括举麦克风的工作人员，拍到一半的时候都会笑场。因为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这些人都是现场发挥的。所以那个摄制组是很兴奋的，因为他们老要想着明天来的是谁啊。所以，我往后会尽量让自己拍摄的现场处于这样一种放松的状态中去。
问：你的紧张是源于你内在的问题，还是外在的压力——比如说是因为对剧组各个技术部门的控制，或者对人际关系的把握所引起的？
陈：公平地说，两者都有。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看，会发现外在的因素起得作用会大一些。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同行们是什么情况。我除了自己拍戏以外，包括我监制的戏，比如说冯小刚的戏，我经常都在现场。但是过去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待的最多的现场就是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现场，我发现他们也会变了一个人。杨德昌本来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是你会发现他在现场比平常绷得更紧，有时就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反应。比如说他会突然说“收工”，这个时候他还刚开始拍第一个镜头！这种状态肯定是不对的，这个不对，他会认为是某个环节故意不对的，他会产生这种受迫害的妄想。关于侯孝贤故事就更多了。他在现场手捶桌子发脾气，结果弄成骨折第二天只好打着石膏来。还有脚踢“苹果箱”扭伤了脚的情况。我觉得这都是一种紧张的表现。我到了现场，我会很沉默，每次吃饭的时候也不跟人交谈，然后永远是第一个吃完，吃完后我马上就去监视器旁边，这弄得大家很紧张，因为他们正想利用这个吃饭时间放松一下，聊聊天，吸吸烟什么的。而一看我这个样子以为我刚一吃完饭就要催着大家开工了！其实我不是那样想的，但是我没有任何闲暇和心情去和人家闲聊。这个习惯有时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比如说梁家辉在演我的《双瞳》的时候，中间就崩溃了。他后来跟我讲，当时他还去看了心理医生。因为他觉得我好像很不喜欢他，他为什么会觉得我很不喜欢他呢，是因为他在现场可能会说个笑话读个新闻什么的而只有我永远都没搭理他。当他说笑话的时候，我的反应却是“来，准备（开工）！” 那他就觉得，我肯定对他特别有意见。我觉得我以前的性格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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