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野混乱的红卫兵年代虽然极度压抑第五代电影人的文化追求，但同时也给了他们最难能可贵的自信勇敢、主动表达的青春理想，同时也铸就了他们反传统，与传统决裂的叛逆性特征。通过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张艺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电影作品基本都是站在文学成就的肩膀上而进行创作的。《红高粱》改编自莫言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菊豆》改编自刘恒作品《伏羲伏羲》，《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秋菊打官司》改编自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我的父亲母亲》改编自鲍十的小说，《幸福时光》也是如此。因此可以说，张艺谋电影的成功离不开小说文学，优秀的小说作品是张艺谋电影的有力拐杖，这一点，张艺谋自己也承认，中国电影永远没离开文学这跟拐杖。
在改编文学作品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是否应该忠实于原著，应该忠实到何种程度？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电影人所提倡的是要对原著大刀阔斧地改动，要对原著进行大幅度的“再创造”。杂烩、变异、篡改或者是彻底的改装。从第五代导演对于改变原著的原则来看，也完全体现出了他们反叛特性。这点上张艺谋的电影表现的尤为突出。《红高粱》在改编时不仅删除了原著中“我爷爷”当土匪、“我奶奶”与罗汉大爷私通的多个侧面，还大量删除了小说中打日本人的情节，完全将影片重心落脚于颠轿、野合、酒歌等注重造型性、表现性、视觉性的场面描写，而且还将莫言小说中反映人性变异、时代对人的皮还等复杂的主题单纯地变为人性和生命力的张扬。《菊豆》的改变造型性更为受到重视，专门装饰了一座染坊以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乱伦关系纳入了十足表现性的影像世界。《大红灯笼高高挂》不仅将苏童小说中的江南搬到了大西北，而且将造型元素和立意表达推到了极致地步，大红灯笼、封闭的四合院、捶脚、封灯吹灯等虚构的意象参与了影片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戏剧冲突式情节主题的结构。之后《一个都不能少》更是完全抛弃了情节性，走上纪实性道路。
张艺谋作品的原著或原著精神是一种现实主义风格的表现，那么张艺谋作品代表的小说改编方式则是第五代电影人对于电影文学本体走向现代形式解构的一种杰出代言，这也是第五代电影人最大的反叛性表达。
[改编自《影视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