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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伯德维尔在提及港产三级片的残暴血腥时，曾举到一部影片的片段作为例证：“程峰（任达华）火烧小女孩，还强迫他爸爸肥祥（郑则仕）目睹整个过程，及后把烧焦的尸体搬到肥祥面前，还扮小女孩道'爸爸，我晒得这么黑，你还认不认得我？'，反胃场面，进一步演变成难以忍受的低级趣味。”
　　
　　大卫伯德维尔批评此一场面，是香港电影凶残之最，甚至以上描述都无法亲自诉诸笔端，而是转引自一位影迷，这部影片即是邓衍成导演，上映于1993年的《乌鼠机密档案》。
　　
　　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港产三级片大肆泛滥的时期，卖弄色情、暴力、恐怖噱头的影片层出不穷，不断挑战观众的观影极限，李修贤、邓衍成、邱礼涛等人正是这股写实类罪案影片风潮的始作俑者，他们拍摄的一系列罪案片因为肆无忌惮地描写逼真的凶案细节，居然自成一格，成为cult片影迷追捧的对象。
　　
　　《乌鼠机密档案》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性格善良却懦弱无能的瓦斯店主肥祥，因为发现自己的大陆妻子与人偷情，郁闷之下去酒吧纵酒，酒醉后无意之下搭上越南黑帮，于是堕入买凶杀人的连环噩梦。越南杀手残忍地杀死了肥祥妻子和情人，并勒索肥祥一笔巨款。无奈之下，肥祥跑到大陆避难，结识了同村的乌鼠帮，结果无意间挑起乌鼠帮与越南帮的大战，混乱之下，乌鼠首领华的兄弟丧命，由是迁怒于肥祥，疯狂杀死肥祥的老母和女儿，被逼到绝境的肥祥奋起反击，最终一举打败乌鼠帮。
　　
　　鉴于剧情重现实在不是我的所长，所以我为不堪忍受以上拙劣叙述的读者准备了另个简洁的版本：善良无辜的香港人，惨遭越南匪徒和大陆杀手的屠杀，终于奋而反抗，将之一举消灭。
　　
　　至于越南人和大陆人之所以要杀香港人，影片中有句点题的话：“你有房子有工作，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命。”
　　
　　所以片子的主题当然的是在为受迫害的香港人出气，模式与山姆·佩金法的《稻草狗》相似，都是受压迫人的终极反抗，好像弹簧被压缩到最短后产生极大爆发力，宣泄式的暴力场面迎合的是不安定的、危机感的一种普遍社会心理。港人关于九七的末世幻想是罪案类影片的一大来源，亦是此类影片得以横行的一个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此类影片值得关注的是对暴力的处理方法。首先与所谓的“暴力美学”区别开来。张彻和吴宇森的暴力之所以能形成美感，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缘故，一是赋予暴力意义，代表正义的、争取做人的尊严等等；二是具体到技巧上，注意营造出疏离感，不真实感，暴力是被修饰的，被美化的。结果暴力形成一种类似舞蹈、绘画般的视觉效果，是优雅的、浪漫的，产生美感的。
　　
　　而罪案类影片则比较实在，暴力即是暴力，并无意营造什么美感，反倒最爱刻意夸大暴力令人恐怖作呕的一面，《人肉叉烧包》中黄秋生饰演的凶犯将店主一家斩死后碎尸，将残肢抛得满地都是，大剌剌地挑衅观众的忍受极限。这类不加修饰任由暴力肆虐的恶趣味影片有着成为cult片的潜力，做为非主流的小众影片本身无可厚非，存在是因为一种需求嘛。而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近几年上映的几部国产大片，居然都有这种疯狂的cult片气质，举《夜宴》为例，片中“杖毙大臣”、“九人队自杀”之类的戏码，我自己看时简直要惊呼，这不是港产三级片的做法么？
　　
　　吴宇森式的“暴力美学”骨子里其实是对友谊亲情等中国传统道义精神的赞美颂扬，否则我们何必因为小马哥们这些黑帮罪犯的仇杀恩怨而大受感动？在《夜宴》中，暴力则完全是为呈现黑暗压抑，绝望透顶主旨的一种实现途径，这做为影片主题的需要本无可厚非，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冯小刚们呈现恶的暴力的方式，以及其中流露出来的审美（审恶？）倾向。无论是棍毙大臣、九人队自杀、婉后之死，本身都在试图表现出专制、残忍、愚忠、绝望等等主题，而呈现的方式居然是炫技式的极力渲染，进而营造出怪异的仪式感、壮烈感，做为观众，实在无法分辨冯小刚对九人队自杀的壮烈表现是谴责、控诉、批判还是赞美、肯定、鼓励。这种影像暴力后面的更深层次的东西其实与港产三级片中无节制的渲染暴力的做法如出一辙，都是一种欣赏、崇拜暴力的恶趣味使然。一部合家欢式的国产大片能以一个恶趣味倾向的cult片做底，这是国产大片最为诡异的一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