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博士论坛管理者

 

 

摘要：《玲珑》创刊于1931年的上海，1937 年因抗战爆发而停刊，共出版了298期。原名《玲珑图画杂志》，后期易名为《玲珑妇女杂志》，简称《玲珑》。《玲珑》在一个特殊的年代（1931­---1937）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借助好莱坞明星文化发动了一场轰烈的中国女性的自我革新运动；它用好莱坞明星的力量激励中国传统女性尽快摆脱小家碧玉式的贤淑形象、一变而成为有几分男子气概的女豪杰，这无疑适应了战争年代对女子的无声号召；同时也为被束缚了千年的中国女子撕开了一个反叛传统的狭小豁口。它始终对中国女性艰难的独立生存保持着一种难得的同情和怜爱的感怀；它将无法撼动的男尊女卑的压抑现实美化得分外狂欢；它用一种女性特有的俏皮和高傲将坚硬的事实柔化的格外令人兴奋与乐观。

关键词：《玲珑》    电影明星     女性意识

 

    《玲珑》是上个世纪30年代诞生在上海的一本别致而典雅的女性时尚刊物，主要刊登时装、室内装饰、大众心理学等方面的文章，也有关于爱情、性与婚姻的专栏和时装美容术等内容。 另外，《玲珑》还经常报道好莱坞及上海电影明星的各式新闻，读者从中可以了解明星的最新的时尚装扮。它在当年上海的流行程度，据张爱玲的说法是：“一九三零年间女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册《玲珑》。”值得注意的是，这本女性杂志的生命周期正好伴随着中国近代史上一段血雨腥风的岁月：从九一八事变的1931年到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便是它出现与湮灭的短暂年华。这段特殊年代的生命仿佛注定了在它的气息中势必夹杂着几分与战争和国家政治有关的味道 ，而风靡中国大地的好莱坞电影和电影明星们却是《玲珑》从来不曾退场的嘉宾，它对好莱坞电影和电影明星们的热情宣介无疑对中国女性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旨在对《玲珑》关于好莱坞明星的报道中解读出其所履行的双重时代使命——唤醒现代女性意识、促使国家利益实现。

    正如我们所知，任何一种摆脱都伴随着巨大的快感，借助一种外来的美学观念使自身得以从千年的古老传统中挣脱出来无疑将会得到一种绝无仅有的愉悦感和超脱感。《玲珑》巧妙借助了西方女电影明星的镜像力量为中国女性艰难地开辟了一条自新的征途。而让笔者感佩的是，《玲珑》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同时期大多数杂志所注重的西方明星外在打扮的时髦追捧上[i]，而是更进一步的引导中国女性改变其内在精神气质，即远离中国传统的娴静、贤淑的女性形象、逐步向西方运动健美型女性形象靠拢。

    在1933年的某期《玲珑》上，一篇文章用讽刺性笔调专门谈到了中外女明星迥然不同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在外国的电影界，要想做一位女星，必要的条件是，她必须懂得跳舞，骑马，射击，驾车，游泳等等，因为她们的目的在健美方面，所以条件大多是属于动的一方面，这可以充分表现西方人是好动的民族。在国产电影界怎样？无论什么女子都可以做电影明星，只要她具有下列条件：1林黛玉似的面孔，又是好看， 又是工愁善病，风吹得起身体，2、 骑马可以不一定，但怎样驾权导演的心却不可不知。3、 游泳也不需要，但有机会时，不可不穿一件1934年的肉感游泳衣，显显曲线美。4、驾汽车大可一学，因为假使老板或是你的崇拜者送给你一辆新车， 自己亲可驾驶，可以24分的出风头。这是代表东方女性的精神文明，因为她们大都在心理上用工夫。雄赳赳是有损她的温柔和狐媚的。中外分野也变是在这几点看出来。保存国粹者，大可参考。” [ii]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出作者急切想改变中国女明星之病态美形象与俗世审美标准的迫切心情。在文章作者看来， 阴柔、静态、病态的中国式美女如果不向西方运动活泼健康型转变，不但中国电影女明星会奄奄一息，恐怕，中国的命运也将不容乐观。

    其实，这类竭力宣传西方女明星运动活泼之形象的文章从《玲珑》创刊的第一年起就开始陆续出现。在1931年第10期上，有一段配图的文字：“我们起初以为浮琴尼裘力是一位静默的女性，绝不知道她还是一位篮球健将——城市之光配角。” 文字旁边配有浮琴尼裘力身穿运动服手拿篮球的照片。[iii]又如：“妮克雷买（Renee Clama）她是爱玩海水球（Beachball），因为这种球戏，是能增加她的食量，和精神的，当她每天早起在未进早膳之前，必定有这一番的运动，而她的食量果然增加了不少。” [iv]

     除了提倡女性用锻炼来健美身体、历练气质外，《玲珑》还对体格健美的男性特别推崇：“我们不以容有粉脂气的男子为美，我们也不以身躯魁梧的男子为美，因为男性的美和女性的美一样，不在清瘦，也不在乎非肥胖，而在乎全身肌肉的健全发达，击剑是男性锻炼健美最善良的门径，银幕上的李嘉白率尔莫斯，雷门伐诺罗，范朋克都是我们提倡男子由击剑而锻炼成健美的好模范。”[v]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已不再对林妹妹式的病美女与张君瑞式的白面书生保持兴趣了，9.18的战火烧醒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正如武侠神怪片，鸳鸯蝴蝶派在当时失利、普罗文学和左翼电影得到观众的青睐一样，贤淑静谧的传统美女也不得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对中国女性来说，这是一次自我挣脱的良机；对战乱中的国家来说，也是符合历史要求的顺势之举。在笔者看来，《玲珑》中的新女性形象能够被解读为一种关于女性的修辞策略，即除了为女性摆脱千年传统的束缚形象开拓出一条狂欢大路外，也是战争时期某种政治力量召唤的结果，也即是说，传统的女性身体与精神气质不再符合戡乱中的非常状况，而这种新型的女性形象正是国家民族的迫切所需。

 

    中国的传统女性向来是以相夫教子为自己毕生追求的崇高而神圣的理想。可惜的是，相夫教子是一个以家庭为活动空间的非社会性工作。随着新女性形象逐渐深入人心，时髦而前卫的中国女性先行者们纷纷走出家庭，她们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摆脱了经济不独立、个人无力自主的被动局面。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上海出现了大批职业女性，其中包括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阮玲玉，胡蝶等。在这股新潮流的涌进中， 《玲珑》以西方著名女电影明星的成功经历作为中国女性效仿的榜样，为中国传统女性走出家庭、谋求独立自主摇旗呐喊。

    1931年6期的《玲珑》上有一则《奋斗的成功》 ：“爱弗琳纳泼（Evalyn Knapp）是全美公认的一颗最美的后起之星，现在她已是成功，在她未成名之前，她曾经对外宣言说，当她第一次出演就遭失败，一连失败了五次之多，她依然继续的奋斗下去，直到the Pasty开摄，她才从困难之中露头角，因此可知，一个天生丽质的女性，要成功一个明星，不单是容貌所能为立的。”[vi]又如《修面师嘉宝》 ：“她曾经是瑞典的著名理发店里的修面师。后来由一位主顾的介绍才进了电影界。[vii]“好莱钨有许多女明星，出身大多是很平常的， 他们都是经过长时期的奋斗才能够达到大明星的地位，嘉宝是修甲女郎。”[viii] “你们也许没有听见过陶乐赛威尔逊的名字吧（Dorothy Wilson）名字吧！是的，在《age of consent》一片未拍前，她还是当RKO影片公司的打字员，虽然她有天生的美貌，和富于表情的面孔，并且加上一点野心，但她对于她的打字工作，并没有感到厌倦，反之，她觉得一面勤勉工作，一面候着机会，是将来成功的捷径。果然，有一天，她给一位导演发现了，立刻便用她到片中去，几度的试验，导演承认她的天才，在《age of  consent》一片中，她得到了主角的位置，这片子的结果很好，观众在赞扬着优美的作品之后，便认识了这位新近的明星威尔逊，长期的合同也成立了，但是谦逊的威尔逊，她并不因成功而骄傲，她向公司当局要求，如果她将来在银幕不能有成功时，她希望公司答应把打字员的位置让她保留，她并不认把打字当平常的工作。” [ix]

    正因为《玲珑》大力提倡女性自食其力、坚强自信、不畏挫折的时代新理念，所以它对职业女性总是秉持着赞扬和肯定的态度。它的女性立场使其能完全站在独立生活的女性角度来看待和思考问题，体谅她们在一个特殊年代谋求自我生存空间时所承受的男性无法体会的艰难和无奈。而在当时的某些电影刊物上，对一些特殊身份的女明星的态度却显得格外苛刻。以20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好莱坞发展自己演艺事业的华裔女明星黄柳霜为例，从她身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玲珑》对其所持有的宽容和称赞的态度，而1934年《电影年鉴》却对这个身在异国的华人女明星无比苛刻和鄙视。1931年，《玲珑》连续刊登了四则关于黄柳霜在好莱坞拍片的情况。如 “ 黄柳霜为美国好莱钨唯一的中国银星。” [x]言语之间流露出对华人女性能在好莱坞立足的无限骄傲和自豪感。 又如“在银幕上不许男性接吻的只有中国留美明星黄柳霜女士，因为美国有几处地方的法律，白种人是不可和黄种人结婚，黄柳霜便发誓不与白种人接吻。”[xi]从这则消息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当时不断出现的辱华片在中国观众心中结成的反侮辱情结，因此，对黄柳霜的称呼也是尊敬的“黄柳霜女士”，而且，“黄柳霜便发誓不与白种人接吻”的气节也正是文章有意强调的中国女性对侮辱华人之行为的一种积极应战姿态。

     不过，在1934年的《电影年鉴》中，对黄柳霜的评价却不那么激昂正面了。 在一则关于《嘉宝新片中之华人演员》中这样写到：“我国留美之电影明星，除黄柳霜外，亦不多闻，而黄不惜又出卖国魂以易面包，为国所齿冷。”此外，年鉴中还有一则《黄柳霜又摄辱华片<灰屋之夜>》的消息。

同样是对黄柳霜的报道，但两家所取的立场和态度却迥然不同，这也正是《玲珑》为当时女性之真正知己的原因所在吧。

 

    在1931年和1933年的 《玲珑》中，分别有这样两则报道，一则是《几位演员的薪金》 ：“阮铃玉 400 金焰150 黎丽丽100 黎灼灼60 陈燕燕 30”[xii]另一则是《电影明星选举之报告》，文章写到明星选举的结果是“ 杨耐梅第一”[xiii]从这两篇新闻中，我们似乎看到女性不管是在经济地位或社会地位上都已经大大超过了男性。

为了强化女性地位第一、且可以主宰男性的概念，《玲珑》十分注意刊登关于女性如何娇嗔的随意摆布男性的文章。如“在好莱钨之中，女性的权威，无论何时，总是高高的压在男性之上，尤其是几个红到一百二十分的女星，她们能干涉到男性的任何部分，甚至一衣一帽一徽，也得要得到她的检定，否则，她们那惊动天神的狮吼之声，恐怕就要接一连二的光降到他们头上……总之，好莱钨是女性的独立国，女性的权威比什么都高，假如一个男性入国而问禁，那就有被驱逐出境之险。”[xiv]

    好莱钨女明星高高凌驾于男性之上的社会地位无疑撩拨起了中国女性的心思，令她们无法不萌动一种对未来的雄心壮志，仿佛她们也可以在将来的某天顶天立地于这个世界，就像梦工厂的女明星一样可以随意摆布男性。但实际上，在“她们能干涉到男性的任何部分，甚至一衣一帽一徽也得要得到她的检定”之外，好莱坞的‘她们”却没有权利再过问其他的任何事物，她们在银幕上的表现和是否上银幕的决定其实掌握在摄影机后面的男性导演和男性制片人那里。

    与《女性的权威》相匹配的另一篇文章是《女性的圈套》，文章将素来女性被玩弄的处境进行了一次软弱无力的反驳辩解：“ 巴勃拉威克是华纳公司的明星，她有十二分惊人的交际术，记得有一次她对她的同事爱利丝说，男子常说他们会玩弄我们女性，不错这是他们的话，其实照我们女性看法，十个男性倒有九个是会投入我们女性的圈套之中，尤其是一般自命风流的急色儿。” [xv]这篇文章的编辑还配图解释道：“上图是巴勃拉女士戏摄的一张照片，虽然她手上有一个圈套，可是女性的圈套不一定是像她手里拿着的有形状的，特此声明。”

    无疑，好莱钨女明星亦幻亦真的成功形象对尚在徘徊中的中国女性的解放和自立无疑构成一股强烈的召唤与鼓励力量，同时，也是中国女性想象性胜利前景的提前搬演。

    另外，对于电影中侮辱女性的表现，《玲珑》也描画了一副彻底改观的前景：“电影是第八种的艺术，是供人消遣的娱乐品，可是我们从它们的本身来立论，似乎觉得十居其九是讽刺，调笑，侮辱女性的，他们拿女性来做灵魂，他们拿女性来做资料，供男性们做银幕上的陪衬，尤其是在有声歌舞片中，女性的大腿，女性的雪肤，都被引为他们成功的元素，换一句话说，他们除了侮辱女性，似乎就要感到资料枯燥。最近的上海，正是很热闹的开映这一类的影片， 女性察觉了，感到他们的侮辱将日渐高涨了，不能不加以节制了，因而，有许多国的妇女曾出来反对，得到当局的同意，以后凡是一张影片的开映须先经女性检查员的检阅，认为无侮辱女性的， 始允许开映。从此，银幕之上，或将减少女性的大腿风光了，这事我们认为是新女性的一种觉悟。” [xvi]

    可见，不管是现实生活中男性的衣帽穿戴，还是电影银幕之中对女性侮辱性描写的抗议行为，《玲珑》都为中国女性勾勒了一幅五光十色的美好图景和想象性的大获全胜。

结语

    《玲珑》在一个特殊的年代（1931­---1937）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借助西方对于电影女明星的审美标尺发动了一场轰烈的中国女性的自新运动。它用西方电影女明星的镜像力量激励着中国传统女性尽快摆脱小家碧玉式的贤淑形象，一变而成为有几分男子气概的女豪杰，这无疑适应了战争年代对女子的无声召唤，同时也为束缚了千年的中国女子撕开了一个反叛传统的狭小豁口；它始终对中国女性艰难的独立生存保持着一种难得的同情和怜爱的感怀；它将无法撼动的男尊女卑的压抑现实美化得分外狂欢；它用一种女性特有的俏皮和高傲将坚硬的事实柔化的格外令人兴奋与乐观。

    但在众多西方电影女明星的光鲜外衣之下，我们还是不经意的发现了中国女性之传统婚姻观念的民族底色：家庭在她们眼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即便事业成功、经济独立、地位高尚，家庭仍然是这一切的最终归依，在无序且纷乱的叛逆性举动之后，回归家庭仍然是女性的最好抉择。在1931年的《玲珑》上，有这样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巴赖对人说， 在已经过去的恋爱生活里，曾经享受过那热烈爱情的快乐，但是她说此后，绝不再坠情网，并且对于情的问题，也不愿闻问了，她又说， 人生坠入恋爱的圈套里， 只有一次的可能，决没有第二次的，即使有二次三次四次的恋爱，那都是不真挚的， 都是含有欺诈性的……第二次的爱是永远不会照第一次的一样……如果要再嫁，她一定要选择一个英国人……所以巴赖说，要是还要嫁人，希望成功一个美满家庭。” 在文章旁边，有一段编辑的配图说明：“巴赖说，做明星的人，每天的人生观就是工作， 但是结婚每可以使一个人的人生观变成喜怒哀乐或是罗漫，没有结婚就不能算是有人生观了。”[xvii]

    可见，文章虽然描写了这位女电影明星婚姻的失败和她对婚姻的悲观态度，但编辑在最后还是不露声色的为女性与婚姻的关系做了肯定的注脚，强调了女性走进婚姻生活的必然性和正确性，并提出了对待婚姻生活的应有态度。毕竟，幸福的家庭是对有勇气结婚的女性的最好奖赏与回报。

    这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一本不寻常的女性时尚杂志，即国际化，又民族化，即有造反性，又有回归的痕迹。它巧妙的征用了当时广泛蔓延的好莱坞明星文化，不仅满足了中国女性挣脱传统、实现自我解放的历史愿望，又契合了战争年代特有的国家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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