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百年沉哀
——从历史背光处走来的《色戒》
买办文化、卖国主义、汉奸整容、投降至上，打着人性色情包装、软化中国人民意志的糖衣毒药，这是舆论中占据主流的某些言论给某部文艺作品的定性；影响极为恶劣，流毒至为深广，任其流传，中国人民必将奴化、重新成为亡国奴，是对该作品影响的评价；是中国人就不该看这部作品，必须对其彻底封杀，彻底肃清其流毒，创作者必须向全体中国人道歉，则是主流言论发起者提出的对该作品的处理措施。一样的语汇，一样的思维，一样的从作品中断章取义、任意解释、无限上纲、深揭狠批谋杀作品和作者艺术生命的“批评”方式，甚至一样的红卫兵年龄和学术权威地位的批评者——这一切，仿佛时光倒流三十年，与三十年前批斗唯恐不狠、唯恐不能将作品和人扼杀的那场运动，何其相似！
舆论甚至可以杀人，杀一部文艺作品当然不在话下；然而所扼杀的是作品的市场准入权、演职人员的市场发展权，可能扼杀作品的形体和影子，却不可能杀灭作品的艺术生命和灵魂。
《色戒》与《水浒传》
10年前，43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在中央电视台首播，由几个水浒专家带头，猛然间掀起了声讨这部电视剧的滔天巨浪，在媒体、在民间，都有无数人唱和，无论是身居高位、挂满头衔的学者，还是无拳无勇的蚁民，一夜之间都把“歌颂投降，丑化起义，美化招安”的千万枝乱箭向电视剧射去。近半年以来处在风口浪尖上的《色戒》，与10年前电视剧、33年前原著小说《水浒传》的命运，何其相似！
展现了投降，就是宣扬投降；反映了变节，就是歌颂变节；描绘了汉奸，就是美化汉奸，这种“表现什么就是弘扬什么”的逻辑，根本违反文艺创作的辩证法，在政治权力和民粹情绪的推动下，极容易造成创作的禁区；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这样的凭借话语暴力使人噤声而导致文化凋敝的教训本来不少，在并不久远的上个世纪、几十年前我们身边，很多文艺工作者也吃到过创作权被剥夺、作品被任意解释的苦头，为什么他们也加入到“封杀”一部作品的汹汹洪流中去呢？
如果《色戒》是一部美化汉奸、替外国敌对势力招安中国人的买办影片，那么，《水浒传》就的确是一部投降教科书，是一部“好就好在投降”的“反面教材”，除了充当反面教材供人民认识和批判，再没有别的价值。但我们知道《水浒传》远不是这样一部只有投降与招安的作品——无论是几百年前的小说，还是十年前的电视剧，呈现给我们的首先都是一个热腾腾的古代江湖世界；毛泽东于1975年8月14日提出的“《水浒》投降论”、“反面教材论”，是出于政治需要，打击“右倾翻案”的邓小平的需要。与政治人物的覆雨翻云相比，时下的“批色倒戒风”确有一股以扭转社会风气为己任的道德诚意，姑且不论社会风气是不是文艺作品带坏的，是不是通过批判和封杀文艺作品能够扭转的；我们总愿意相信那些辞气慷慨的批评是真诚善良的，至少一部分批评的动机是真诚善良的，难道能说李行、魏明伦这些历经沧桑的文化界人士没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不了解文艺创作的规律吗？可是电影和政治终于要分开来，文艺创作所营造的虚拟世界终于要与历史上、生活中的真实存在区分开来，文艺是文艺，事实是事实，文艺不可能是生活真实的对应；评价文艺作品应依据作品本身，而不是评论者自具的或由生活真实引申出的价值观。
从电影《色戒》来说，王佳芝自是王佳芝，郑苹如自是郑苹如；李安的王佳芝不是张爱玲的王佳芝，更不是张爱玲自己。王佳芝和易先生的故事，同历史上的郑苹如、丁默邨有些联系，但两者的区别也至为明显；对于王佳芝的同情和认同，不等于对烈士郑苹如的否定，对易先生的某些同情和认同，也不等于对汉奸丁默邨的肯定。这些明显的事实，在一个正常的娱乐欣赏和文艺批评环境中本来不难分辨，例如台湾、香港和美国，并没有谁扯上汉奸祸国的伤心史和以丑为美的世风，给《色戒》套上黄的绿的颜色——那些颜色并非作品所自具，只是观看者用自己所戴眼镜的镜片颜色去判断，港台美国是把《色戒》当成一部文艺作品来看的，所以他们眼中的《色戒》颜色单纯。如果要正确评价《色戒》，必须把它还原为文艺作品，评论电影，就要把它当电影来看；心态是不客观的，结论不可能客观；前提是虚假的，结论不可能真实。
《色戒》精准再现了孤岛汉奸醉生梦死的日常生活
《水浒传》首先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热腾腾的古代江湖世界，读宋词、看《宋史》不能了解宋代社会，看《清明上河图》也不能了解宋代社会；可是一部《水浒传》却能让我们了解宋代社会，它包含着至多的生活细节、生活本来的合理性，用高度的艺术典型化，为我们展示了宋代庶民社会和江湖世界的全景画，使我们了解当时的人和事，有了最直接、最宝贵的依据。以投降和招安的内容而论，《水浒传》有着多作者、多版本的创作背景，这一史实足以否定“投降和招安”是它的主题，更不要说是唯一主题了；只能说“投降和招安”是诸多版本构成的《水浒传》文本体系中一部分内容、一部分主题，那么“好就好在投降”、“赞美投降”、“为招安唱赞歌”等等评价，就全部不成立，因所有这些评价都只是片面依据水浒文本体系中的一部分，不能作为总体《水浒传》的判语。《水浒传》的诸多作者早已沉埋地下，我们不可能起古人于地下问问他们创作《水浒传》的真实动机；就“投降和招安”这一部分而言，无论哪一种文学和影视剧的《水浒传》版本，只要写到招安、写到梁山好汉受招安的结局，无一不是血淋淋——招安的朝廷借刀杀人，将投降的好汉消灭殆尽，而1998年首播的电视剧《水浒传》更是这一血淋淋结局的登峰造极者，极力渲染了梁山好汉与方腊党羽火拼的残酷、宋江李逵吴用最终结局的凄惨。从这样的结局、这样的描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招安是骗局，投降是错误的选择，一旦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后果很严重、很严重——严重的程度是生命丧失，事业挫折。联系《水浒》，看看《色戒》的某些广告词，再看看《色戒》，王佳芝所做出的错误选择，其后果所意味的是什么，以至导演的态度是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由“爱不该爱的人”、“放不该放的人”，到“毁了自己、连累了同志”，进而“姑息坏人并不可取”，这是《色戒》的剧情带给观看者的必然逻辑。李安并没有像施耐庵那样不可复见，要他解答《色戒》的创作动机，并不是一件难的事；即使认定其言多伪，作品本身也骗不了人，《水浒传》都没有骗人招安和投降很美妙，《色戒》又何尝予人投降和资敌美妙的感受了呢？
本来，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色戒之争可以息纷止讼了，行文至此也可以打住了；然而，世事就是那么复杂，人心就是那么叵测，众口就是那么难调，这些还仅仅是引言而已，要让足以倾覆一切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的舆论波澜制造者接受《色戒》“非但无害而有益”的观点，也许再多的言辞都不够，我也不指望达到那种效果，只是尽量摆明简单的事实、浅显的道理而已。
解题
色，男女之事，可作“性爱”婉指，李安《饮食男女》一题之后半也；戒，是教训，亦是制止，即使不是“禁止”，也是“劝止”，色与戒相合，即是劝君莫近色，不要轻行男女之事。从电影《色戒》的表层含义来看，色戒确是以“王佳芝错爱断头”为借鉴，传达了成大事者勿沉欲海、勿陷温柔的劝戒。然而电影的涵量远不止此，王佳芝、易先生之间一段爱国锄奸与卖国汉奸的错爱历程和性爱错位，所负载的历史和人生内涵已远远超出了个体的意义。
撇开短篇小说原著不谈，在电影中，色，是通向主题的路；戒，是打开主题的门，色与戒却都不是主题本身。那么，主题何在？我想，在李安引述张爱玲的一句话中——“百年沉哀”。百年沉哀，是1840年以至第二次中日战争这一百年间，中国人、主要是承载政治责任的中国男人，缠绕在灵魂、压抑在心头的深切哀伤，既哀家国之弱，复伤身世之惨。这一百年，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以来，中国气运最衰弱、内忧外患最深重、对外战争付出代价最惨重的一百年，也是中国男人振兴国家、民族责任最沉重的一百年。国运不振，委靡的就是男人自己；重振国运，振作的就是男人自己。如何从委靡的状态中振作起来，负起国家兴亡的命运，这是中国男人的百年课题；然而面对国运和自身命运、国民和自身劣根性，无从驾驭历史、无从驾驭自己，无从振兴国家、无从振作自己的双重无力感，则是中国男人百年沉哀的由来。
为什么一个纯洁的女学生会走向与汉奸合体的色？为什么一个大权在握生杀予夺的汉奸会唯一的慰藉来源会是色？为什么这两个人相合的色非戒不可？答案在电影中，就是这段中国男人的百年沉哀。正因为某些身居高位的中国男人有这一份无从驾驭历史大势的无力感，同时无从驾驭自己追逐权势的劣根性，不惜以遗臭万年的形式实现自我，所以才会有了对民族敌人的卖身投靠，才会有了热血青年的舍身刺杀；正是由于那份百年沉哀隐约但是牢固地存在，男人依然觉得振兴国运、在扭转历史轨道的进程中改变自身命运，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正途，这种自我暗示与消沉堕落的实际轨迹的对照和夹攻，导致了易先生在追逐色之悦乐的同时脸上现出深哀极痛的表情。如果没有这份百年沉哀在心中着实而深刻的存在，易先生大可不必显示出这份深切的痛楚，完全可以像一切末世的官吏那样沉浸在酒精、荷尔蒙的作用中放弃正常人的感觉，尽享末日的狂欢；也根本不必去管什么戒不戒，替强盗主子忠实地履行消灭反抗者的职责，把心爱的女人金屋藏娇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把她推向鬼门关？
阳光下的采访——李安在访谈中提及百年沉哀的创作思想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献美人。战争本该让女人走开，政治本来不应有女人什么事；可是由于中国男人无能，女人成了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成了政治代价的最大承受者，王佳芝为家国所做的贞节、幸福的牺牲，既是她的男性同事“百年沉哀”自责感的来源，也加剧了易先生本来就有的百年沉哀。电影中的色，是为揭示百年沉哀铺路；戒，揭开了百年沉哀的形态，电影的主题，就在于中国近百年国运衰弱至中日战争登峰造极的背景下，通过一段汉奸与锄奸者的悖谬情事，展现笼罩于那个时代男女心头的“百年沉哀”，以此观照一个民族的历史宿命和人性的多层面。
只是第二次中日战争——在中国一方来说，是抗日战争，既使民族代价、民族灾难登峰造极，又带来了民族命运由衰转盛的空前未有之转机，李安的电影止于沉哀，却未照出希望，这是文艺作品关注一点的局限所致，却不应苟求。
关于色
《色戒》不是歌颂性爱、渲染色情的作品。如果作者的意图是歌颂和渲染，就应把歌颂和渲染的对象描绘得美妙无比才是；然而，片中的几场性爱，从王佳芝为国破处到王与易并手叠足的瑜珈造型，带给观众的却只有压抑与迫促、恐惧与痛楚，毫无欢畅甜美之感，因此丝毫不能刺激性欲。至少我的观感如此。我们看到的是王佳芝由被迫到略示主动，由痛苦到略显舒展，从已经表现的程度来看，远达不到舒畅快乐的境界；易先生无时无刻沉浸在他那“百年沉哀”的痛楚表情中，与王佳芝越是并体叠肢，那脸上固有的痛楚就越是深切可见。百年沉哀，理想的自我暗示与现实的灰暗自责，始终主宰着易先生。
两人的性爱是渐变的，由最初的暴虐占有，到最后瑜珈造型的充分交融，两人的身心距离由远而近，尽管阴影排遣不去，却也像一切性爱活动中正常人的正常反应一样，放下了一部分角色，而享受了片刻的解脱和真正的欢愉。最初的暴虐——易对王皮带的抽打、反绑，不顾女方感受的撕衣、后入，昭示着向魔鬼出卖灵魂的易先生狰狞的一面，体现在性爱中是暴虐的占有欲，一定要见到女方流血、见到女方痛苦方才满足。已将灵魂出卖的人，只有通过暴虐、通过欺凌弱者才能找回失却的平衡，这作恶一方面在驱散着、一方面又在加深着他的沉哀。当两人的关系逐渐发展，两颗心逐渐贴近，特别是王佳芝在虹口日本艺伎馆为易做了周璇再世的“郎啊，两不离分”表演唱之后，两人的心理距离确是拉近了很多，再不见易虐待王了，只是床上还有一种拧手拧脚的生硬作派，显示着作恶太多的人无法驱遣而又极力压制的暴虐占有欲。
易先生做爱的表情有痛苦而无快感，直接体现着“百年沉哀”
瑜珈造型隐喻着两人之间心理上潜在的父女关系
李安说王佳芝是一贯缺少父爱的，在比她大20多岁的易先生那里，最终寻获了一部分父爱，因此瑜珈的交合造型是一个孕育胎儿的象征，意味着两人的关系有一部分是父女依恋的关系，至少王佳芝是这样感受的；这也解释了王佳芝为什么最终意识到易在自己心中的价值，不惜背叛职责而放他走。若说两个人完全有性无爱，那就是无视片中多处佐证的欺心之谈了，在香港“菜苦便无人打扰”的西餐馆、圆月送归的树荫下，是片中仅有的易、王之间美好情愫的展现；片尾易来凭吊王住过的房间，镜头在易刚刚坐过的床沿定格，那人去床空的淡淡印痕，镌载着两人的记忆，也是易杀害王之后内心复杂情感无言而强烈的呈现。
关于投降
按照“要歌颂什么必然把歌颂的对象描绘得美妙无比”的定律，要歌颂投降、替人招安，必然要把投降的后果描绘得美妙无比——而不会是凄惨血腥、一片黑茫茫地狱。《水浒传》没有把投降和接受招安的后果描绘得这么美妙，而是描绘了梁山英雄阵亡的阵亡、暗害的暗害的凄惨下场，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片血腥、一片“魂聚蓼儿洼”的黑茫茫地狱；电视剧更通过童贯斩十万方腊战俘、吴用捧宋江李逵灵位上吊自杀，把恐怖与凄惨气氛渲染到了极致。《色戒》同样没有把投降的后果描绘得美妙无比，而且——根本没有出现投降与招安的情节。
《色戒》描写的正义对立面——日寇鹰犬易先生，向来没有招安的举动，对危害他主子或他本人的抗日志士，无论招供与不招供、投降或不投降，处理的手段一律是杀死——都没有招安，投降的空间也就没有，投降是死、不投降也是死，要鼓励大家投降敌人你会这么拍吗？投降的后果导向死亡，这会有利于鼓舞更多人投降吗？李安如果真是个汉奸买办，大可以把放过敌人的王佳芝结局描绘得美妙无比，如让她继续金屋藏娇、更受宠幸，或干脆纳为姨太太等等，这才能起到为外国主子赏降示降、招降纳叛的作用，那这部电影就只有色而不用戒了；可是，李安却用一个镜头来表现纵敌者的结局——从黑夜刑场一排跪着的锄奸青年背影，缓缓上摇，定格在一片黑魆魆、地狱状貌的废矿坑，张着大口要把这几名青年吞噬。纵敌的后果是惨痛的，画面最后那一片深沉的黑色，是李安对夭折的灿烂年华的叹息。
最后的刑场，摄影机缓慢抬高现出深黑的谷口，透露着李安对就义者的深切同情
《色戒》是以抗日志士、昔日的六名同学一同被日伪枪杀作为结局的，与常规思维的抗日电影“敌败我胜”光明尾巴完全异样，而导致这一结局的因由，完全是王佳芝为情感动摇的资敌纵敌行为。资敌，并不是投降，一时的帮助敌人与投降变节有本质区别，如果资敌是投降，那么华容道上的关羽也已投降曹操，他的挂印封侯、终生与曹氏血搏疆场又作何解释呢？王佳芝没有变节的心理，也没有投降的直接行为，可从三个点上看出来：一、投身锄奸事业的一贯性。王佳芝在香港猎捕易先生，为此献出贞操、付出了爱情与随后的一生幸福代价，决不是为给做姨太太做准备，易送她回家、她引他进门时，心中不可能存在惋惜情人的意念，那时易如果放松警惕进门，等待他的必然是一顿菜刀；而三年后王佳芝重归重庆主持的国家锄奸队，也绝非为了与易重叙旧情，把三年前没等到他的电话而中断的前缘续起来，她的目标直到偕易走进珠宝店，还是杀易。只是最后一刻动摇了，这动摇绝非缘于6克拉钻戒，而是前述逐渐铺垫开来、由色而生的情，一份性与爱交织之情，一份对父爱极度渴望之情，一份被长久辜负与埋没后终获珍重的情，她的提醒，不在于钻戒本身，而在于透过钻戒显出的这份珍重之情。二、舍身报国的坚定性。行刺任务失败，面临生死关头，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细节——王佳芝在军警封锁线前，从风衣领子里掏出毒药，放到胸前。固然，她没有立即自尽，这出于人性的软弱；然而，仅仅这一个细节，我们也可以知道，她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易的解救、自己的变节投降上，她毕竟准备着舍身报国，并在关键时刻做出了这种表示。三、坦然赴死的纯洁性。王佳芝被捕后，有两条路可以求生：立即向审讯方投降，供出所知的，转过身来为敌人服务。在蒋、汪与日本两国三方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不乏昨日为蒋今日为汪的特务变节求生例子；向易先生求救，可以把自己救他于千钧一发之际的功劳宣扬得举世皆知，以此为资本极力央求易先生见她一面、在见她时抱住他大腿苦苦哀求，只要给她一条生路，做牛做马都行。但王佳芝并未做上述两种举动，而是选择了与同志、同学同死。她也很清楚自己被隔离关闭，受到了另眼相看的礼遇，这潜育着极大的生存希望，然而，她，没有一声告饶、没有一声求恳，生死关头显示了凛然大义的纯洁。
不为人注意的细节——间谍专用封口毒药，与同志同死死得其所
六个年轻人中的四个——王佳芝、邝裕民之外那四个，涕泪交流的跪在敌人面前接受死刑，是否丑化抗日英烈形象？的确有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英雄，但也有常人情态的英雄，死，并不是容易面对的，说这种话的人如果能在黑魆魆的废矿坑、地狱状貌的刑场上，对背后荷枪实弹的磨擦声保持镇定，我就承认《色戒》中那些英烈是软弱的；如果正常人都无法镇定，那何能苟责23岁左右的四位年轻人呢？对这几个青年的描写，从影片前部“再不杀就要开学了”的幼稚言语，到两次真要杀人（一次埋伏杀易，一次杀罗副官）时的胆怯表现，导演对人物特质的描写手法是一贯的，只是如实反映了生死大关下人性的本来面貌而已。如果这也算丑化，那么《拯救大兵瑞恩》对枪林弹雨下美国士兵的描写就是丑化，《辛德勒名单》对送进毒气室的犹太人描写更是丑化，日本人拍的军国招魂电影《二百三高地》、《大日本帝国》对日本军人人性软弱的描写也是丑化了。对人性的正确揭示，并无损于宣传效果，只有助于我们理解英雄形象的完整。从这一点出发，电影审查对王佳芝那句“快走”的修改，用平淡的“走吧”来冲淡锄奸者资敌的“罪行”，就有点多虑了，违背人性真实和情境真实，就像在法庭上伪造证据来辩护，对被辩护人未必有利；如果观众是法官，电影本身是辩护律师，那么不如直陈被辩护人“作案”当时的真实动机——是出于情，出于“善待我的人就要给他一次机会，回护他的生命”，这样诉诸情感的表达，可能更容易造成对于被辩护人有利的结果。如果我是法官，会判王佳芝无罪——你不是资敌、纵敌罪，虽然你在法律上犯了此罪，但是你的良心、你的人性光辉足以抵消此罪，正如大多数读者都会判“义释”曹孟德的关羽无罪一样。
最后，我还要说一句，“投降说”、“买办说”、“瓦解人民意志说”都有点太过敏了，这是一种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中习见的政治过敏，过去反省的岁月里几乎没有谁认为“诬攀以显示自己政治正确”、“无限上纲”是对的，是高尚人性的表现，而都认为是基督教所要匡正与救赎的人类相互告诘劣根性的体现；想不到今天还会以这么热闹的形式还魂。试问，投降必然有投降的对象——能向谁投降？今天中国有这样投降的对象吗？这些批评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还有横行的外国侵略者和为虎作伥的汉奸吗？如今“人民”能够投降的对象唯有正统政府，正统政府不需要人民的驯服吗？只要现今的正统政府存在，人民还有可能投降别的对象吗？有些人甚至说，李安《色戒》先是金球奖拒绝颁奖给他，后是被奥斯卡拒绝入围，奥斯卡的主办者说“我们是决不会把奖项颁给出卖自己国家的影片的”。不知这些人真不知道，还是受了假新闻的误导，金球奖不颁给某一部影片的原因有千条万条，正如金狮奖颁给某一部影片的原因有千条万条；奥斯卡拒绝《色戒》入围，却是因为不符合最佳外语片“主创人员必须是同一国家或地区”的参评条件，《色戒》是作为台湾地区作品送选的，而主创人员来自中美两国和两岸三地，如果以中国电影送选就不会有被拒绝的问题。何况“我们是决不会把奖项颁给出卖自己国家的影片的”云云，类似的说法，一看就和网上层出不穷的假新闻一样，一副国内官崽的腔调，而美国电影界是不会采用这种腔调及其所示的价值标准的——按照这种说法，凡是暴露本国阴暗历史的影片全成了“出卖自己国家的影片”，包括五十年前表现法国姑娘与德国占领军相恋的《广岛之恋》，二十六年前摘取最佳外语片、表现艺术家把灵魂出卖给纳粹的《靡菲斯特》。
关于美化汉奸
梁朝伟以他凝练的演技、与李安的完美合作，令人信服地演出了一个超越脸谱的汉奸形象。突破公式、超越脸谱，具有人性的、魔性的多层次的汉奸，到底是不是对汉奸的美化？是不是当前文艺界丰富对汉奸的认识和形象重构所需要的？美化也者，一定要把对象描绘得美妙无比、比他的本来面目美妙得多才行。《色戒》中的汉奸易先生，美吗？比历史上实际的汉奸更美吗？如果李安只表现了他人性的一面，确切地说是有情有义有良知的人性善的一面，而没有展现他魔性的、人性恶的一面，那么我承认《色戒》通过美化易先生美化了汉奸；可是，只要有正常欣赏能力和鉴别能力的观众，一定可以看出，这个易先生是个魔性附体的人，在他身上残存的人性善的一面少之又少，而他本质的恶，压倒了一切表面的善——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文质彬彬，无时无处不带的忧郁，这些都只是一个表象，一副靡菲斯特的外皮；那个吞噬抗日志士、民族精英的刽子手，才是易先生魔鬼的本质和真实面目。
易先生是身负百年沉哀的中国男人，忧郁感是他沉哀的外现；与重庆和延安两个集团不同的是，他选择了一条更怯懦、更卑鄙因而也万劫不复的道路——投降敌人，靠践踏自己同胞的鲜血和尸骨而苟全生命、保持富贵。百年沉哀在积极方面即是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复兴家国的责任感，这种积极面在易先生身上仍有残存，至少两个地方可以看出来：一、开头地下刑讯室，他指示给抓获的重庆情报员“一个痛快”，不惜硬着头皮去向日本人交待，这表明他对正义的认识尚未迷失，民族的认同也依然存在；二、听到“日本人唱的比哭的还难听”时对王佳芝说，“鬼子杀人如麻，心里比谁都怕”。这是在评判民族敌人，也是在评判他自己，何者是历史前进的对立面，他心里是清楚的。
其实，汪伪政权里的高官，大多是干过民族、民主革命的志士，如汪精卫自己是反满革命前驱，陈公博、周佛海、丁默邨、李士群都曾从共产党走向国民党，正因这种革命背景，他们才会都有一份以天下为己任的百年沉哀；由于人生观的扭曲，百年沉哀的消极面发作，对历史和人生的无力感，驱使他们从国民党走向日本侵略者，用扭曲的方式来实现自己，曾经的民族精英、时代先驱成了民族和时代的对立面。汉奸并不都是点头哈腰、脑满肠肥的社会渣滓，至少高级汉奸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民族精英、时代先驱”这样的背景走过来的，他们在思想上、眼界上、在才干上、外表上，均有过人之处。例如，周佛海、丁默邨都是瘦高个，一副清癯的知识分子相貌，如不加点出，有谁能想到相片中人竟是杀人如麻、恶贯满盈的大汉奸？难道汉奸两个字要写在脸上或者像乌龟壳背在背上吗？
尽管如此，汉奸的实际作为如何，李安没有为他辩护，且看透过画面直接陈述、锄奸者间接描述、易先生自述的汉奸是什么样吧：影片第一个镜头，是从一头瞪视画外的大狼狗开始，易先生是生活在狼狗、武装特务、防弹雨伞、人墙、层层窗帘的保护下，在碉堡一样的居家环境里。王佳芝无意中进入他的办公室，受到他凶狠的威胁，“以后不许再进这个房间”——世界上的办公室有千种万种，有临街向阳的、有明窗净几的、有书满四壁的、有火炉环绕的，而易先生的办公室是完全封闭、几乎没有一丝光亮的。在世界上所有的电影、所有的办公室里，如此阴暗的办公室我还是头一次看见，立时想起了意大利政治片《被诅咒的人》、《随波逐流的人》、《凯蒂沙龙》那些党卫军、纳粹分子的办公室，只有他们，才是一样见不得阳光的。一个人的内心有多么阴暗，看看他的环境就知道了。追求100%再现孤岛上海的李安，对此岂能是偶然安排？重庆情报组负责人老吴，描述出的易先生是残杀他妻儿，连变节的女特工也照杀不误的冷酷敌人——从易先生对救他的情妇王佳芝的最终处理，可以印证这点。易先生自己描述的是对抗日分子毫不手软，有一个杀一个，经常被刑讯对象血溅皮鞋的铁杆汉奸，从他处死情妇看，为了他的主子统治安稳可以毫不徇私，这个“铁杆”之“铁”是铁定了的。从这些直接、间接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易先生每天所干的，就是摧残抗日力量，替日本主子拔除有碍统治的钉刺；而这些抗日分子都是民族的精英，是民族复兴所依靠的力量，每杀害一个抗日者，民族就少了一位精英，人间正气就摧折了一分，民族复兴的希望就渺茫了一分，光复与胜利的时间也就推远了一分。这种对民族希望和人间正气的摧残，是任何人性化的表示所掩盖不了的，也是任何“好事”所无法抵消的。
易先生是隐藏在阴影中的纳粹式魔性人物
最令人震撼的是，易先生在片末拒绝提审王佳芝、拒绝与她见面，这一点人性化的表示甚至连他悉心关照王佳芝的手下都不如。当手下请示对王佳芝及其同志的处理，他拿起笔在公文上批了几个蓝字——一个“可”，意味着对王佳芝可以执行死刑；随后是签名——“易默成”，意味着将情人推向死亡的命令是他自己做出的；嘴里同时吐出的“南郊矿场”四个字，意味着给情人和她的同志划定了葬身之地，就是那黑魆魆、地狱状貌的墓场！对易先生本质的刻画，让他踩着尸山血海都不如这一句话、几个字来得有力。这一批示，既向日本主子表明了自己清白，与“色情间谍”传闻毫无瓜葛，替主子办事忠心努力；又向下属表现了铁面无私，重新树立了因踩进“美人门”而摇摇欲坠的权威。一句话、几个字，胜于千言万语，美化汉奸之说，可休矣。
李安很清楚他要拍的是什么，对他的拍摄对象——无论是贯注更多同情的王佳芝，还是予以更多批判的易先生，他都没有丧失冷静和客观的立场。电影本体胜过一切言语，本来用不着我多做诠释和辩护；可是，我不相信，从没有做过背叛自己民族的事、一贯温柔敦厚有儒家长者之风的李安，怎么会一变而为媚俗、为汉奸张目，由传统道德的继承者、人性的观照者甘于做那人人喊打的“黄毒奸”文化旗手——这种不啻霄壤的反差与反常，于情于理于 事实，是可能的吗？仅仅从一个人的过去、一个人的性格品行也可以推知他的本质，推知他当下所做的、将要做的事的动机，为什么曾经推崇过李安的人、对他深有了解的人，为了一部《色戒》竟会怀疑起他的本心？有的人或许是未能冷静深刻地审视这部影片，有的人则是一如明眼人指出的那样，被“照妖镜”现出了原形。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据有多高的地位和道义高度，评价文艺作品都要从本体出发，谁也没有把话语暴力施向别人的特权。
全片唯一花前月下可以称作“爱情”或“恋爱”的场景
《色戒》背负着近代中国人的百年沉哀，从历史背光处走来，又向背光处走去，身不由己地远离了公众的视野。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允许《色戒》公映的广电总局，没有把最初的主张坚持到底，让一度因为《色戒》能够公映而对宽松的电影制作环境产生了一线希望的人们，最终回归失望。其实广电总局跟影片的主创人员一样，同样身不由己，抵抗不了话语暴力和政治正确的双重夹击。且看该局在决定作品和创作人的生杀问题时一贯是多么理直气壮，而这次的表态是多么微弱，就可以知道，该局实在是受了无法言宣的压力，迫不得已做出了如今的决定。
《色戒》在一片怒海中归于沉寂，让正视中国那段百年沉重历史、使全体国民从回顾与反思中走向光明的努力，和电影制作在分级、规范审查等制度化保障下迎来新生的前景，一并成为泡影。这表明在中国这个泛政治化的特殊社会，要远离话语暴力，形成文艺创作的正常环境和优良机制，还要走漫长和艰辛、曲折和反复的路。那不仅要靠电影人的努力，也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扶持、社会和舆论的公正参与。
从《色戒》事件可以看到，中国其实还没有走出百年衰弱导致的政治与文化神经质，过于敏感而泛滥的“爱国”责难只是堵塞了探求新生的路。我想起了马思聪，“我爱我的祖国和人民，可是祖国和人民爱我吗？”为什么我们留不住这样的人才，为什么有的人会出走呢？“谁也没有把话语暴力施向别人的特权”，谁也没有在一场让中国走出百年阴影的文化复兴中逃避责任的权利。
2008年3月22日23时20分至23日6时40分初稿，
3月27日23时20分至28日0时20分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