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与贵族精神
王学泰
“侠”，总有一帮人追随
我在过去写的《话说游侠》里对“侠”作了新的阐释，指出在先秦“侠”与“夹”是一个字，而“夹”的本义是指有人追随。
过去许多学者解释“侠”往往受到战国末年《韩非子·五蠹》篇中的“侠以武犯禁”、“废敬上畏法之民，养游侠私剑之属”等话头的局限。实际上，论者只看见了“武”和“剑”，而忽略这些话的主旨所在。韩非意在指出一些贵族豪门窝藏“私剑”（属于个人的武装力量），不怕法律，敢于“犯禁”，目的在于揭露这些“侠”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而这个“杀生之权”在法家看来只能专属于君主，任何“匹夫”（包括君主的亲贵），不可据而私有。而韩非认为一些人要做侠，招拢“私剑”，其目的在于“肆意陈欲”（使自己的欲望不被约束）；而且成为“侠”，还要“弃官宠交”（官员放弃职责去结交朋友），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武装力量壮大起来。可见韩非子尽管强调“游侠”的暴力作用，但他对游侠的理解还是在于“侠”有一帮子人（私剑）追随和作为后盾，并非说“侠”本身就是暴力。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进一步阐释“侠”：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太史公所标举的“侠”是春秋时的延陵季子、战国时四公子，都不是“以武犯禁”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换句话说他们是因为有一帮追随者（不管这些追随者抱有什么目的）力量强大而彰显于社会的。
先秦贵族管理公共事务养成“侠”的精神
“侠”是春秋战国社会激变中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集团。先秦的“侠”多出身于贵族，因为只有贵族才有经济实力和精神实力把人聚拢
起来。
中国古代是垂直组织类型的社会，依靠自然与人为的手段把人们组织在特定的社会网络之中，每人各有特定的位置，上下有等，很少流动。统治阶级是周天子、诸侯、大夫、士，被统治者包括庶人和奴隶等。
人们之间除了垂直的统治与被统治以外，很少有横向联系。春秋以前“大夫无境外之交”，大夫以下更不用说了。春秋以前的文献资料，连“友”字都很少见，即用也多指“友邦国”（国家的朋友），或指兄长爱护弟弟，曰“友”。很少用以描述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见那时人们横向往来很少。
这种情况到了春秋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时期这种变化更加剧烈，一些古代的贵族逐渐被消灭或被取代。贵族社会由松动到逐渐解体。
这个变迁使得许多大夫、士从原有的垂直统治的系统中流离了出来，原有的饭碗打破了，他们要找寻新的饭碗和谋求个人发展自然要到各地、各国奔走，要广拉关系，多交朋友，这是一种新产生的社会需求。《论语》一开篇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士人有朋友了，而且是从“远方”来的，大约是“外国”。孔子对远方朋友的期待和热忱都是过去没有的，在孔子时代这种交往肯定是新生事物。这种横向交往是产生“侠”的社会基础。
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并非侠
谁才能招拢那些从原有秩序中游离出的游士呢？一是各国君主，追随君主被纳入主流社会，生存不成问题，发展也有可能。然而君主的容纳量有限，有些就追随了贵族豪门，司马迁所说的“战国四公子”就是典型。太史公认为他们是典型的贵族之侠。他们养了成千上万的宾客，还包括“私剑”，成为有实力的集团，甚至掌握着“生杀之权”。这不仅影响着国内政治运作，而且波及国际，如魏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带着他的门客流动于诸国之间，都是例证。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的侠。
至于那些有武力、有勇气、有信义、守承诺的刺客，如《史记》中写到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人行刺报恩的事件。司马迁虽然对他们的献身、勇武、守信、执着、一往无前的精神深致赞美，甚至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然而，他们只是有贵族派头的“杀手”，还没有侠的资格。因为他们还没有追随者，而且他们也非主动去干预世事，他们打杀
只是报恩罢了。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代游侠最多，人们也最爱谈论侠，这就是汉唐。为什么会集中在这两个朝代呢？因为汉唐皆属于后贵族社会。它们的前代先秦和南北朝是贵族社会，到了汉唐虽然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已经形成，但贵族风习、意识并没有完全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