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人以为自己的国家对同性恋有着何等历史优势的时候，不禁有几分的神伤。国家真对之有那么的开放吗？从古至今也不曾正视又谈何开放呢，文革的时候要给同性恋者扣帽子，也没有专门的定义，一并将之当为流氓罪，可想而知国家对此的态度为何了。就算说古代好男色，但也从来没有对这种关系有一个专有的定谓，断袖、分桃、好男（南）风，磨镜，但那也是对行为的一种形容。也就可看到历史对之的态度。看到有人说这是崔子恩拍得最好的电影，还真有同感。看过他的《哎呀呀，去哺乳》，消极得让人难以接受，像是对社会的一种报复，既然不接受我我就将自己放肆，用自己的人生作为报复工具。数年之后，崔子恩依旧在记录同志的故事，没有了故事性，更平实的记录中国同志维权历程。
《誌同志》的制作比较朴实，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甚至是“山寨”，（其实过去崔子恩的片子都制作得山寨）。这次以人物采访的形式，通过形形式式的同性恋组织、人物的采访，更加全面地看到中国（政府&大众）对同性恋的暧昧态度。
好象是前几年，中央电视台为预防艾滋病日做的一个关注同性恋群体的节目，即时引起了一番热潮，张北川、李银河等人好像一时之间就被拉入了大众的视野中，媒体也都纷纷关注到此。但很多时候，这种关于同性恋的节目，都是打着预防艾滋病的头号，都不敢或者不能直言是讨论同性恋。这就从媒体制作上能够看到此管理部门以及大众的接受程度。
采访到中国同性恋电影节的组委之一时，因为第二届在北京大学这所以思想自由见称的学府中遭到驱赶之后，让组委感到失望，沮丧。其实自由，也是有条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