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期的《午夜场》给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做了个专题策划。当中提到安东尼奥尼在2004年接受中国记者侯宇靖的采访，被问道“您想回中国吗？”自中风之后就几乎失去说话能力的安东尼奥尼冲口而出：“我们一起走，赶快！”
顿时心生感动之情，为安东尼奥尼对自己这个国家的钟情而感动，也为这个电影大师的大度而感动。70年代，他那部《中国》被国人认为是“反华”，而安东尼奥尼也必然受到雷雨般的批判，他本人也觉得无奈，他也不外是拍下自己所看到的中国。
时
至今日，上纲上线之举或为人所笑言。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到那工厂里面那些工人的“火红”“激昂”而笑。但我又觉得那是那个时候的中
国，因为现在遗留了那个年代的“火红”与“激昂”就是曾经存在的证据。而这就奇怪了，如果这“火红”“激昂”会被认为反华，那么又何故要“火红”“激
昂”。
我在毕业论文中曾经片面地认为江青对文革时期中国电影的影响作用，她的从影经历从某个角度而言是对电影工作者戕害的原因。曾经被压抑的妒忌心理终于得到抒解，便一发不可收拾地进行屠戮，阻碍自己、伤害自己、打击自己的人都必然不得好过。
其实提到江青，无非就是想说电影受压于政治的那个年代。安东尼奥尼的遭批或许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