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牧斋编《列朝诗集》，收录有明一代两千多位诗人的代表作，并为他们撰写了生平小传，不仅如此，还往往对他们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所以，《小传》也可当做文艺批评来读。况且钱氏的文章写得很好，远胜于计有功的《唐诗纪事》了。
略略翻阅了这部《小传》，于其中的人物所识者不过十数人，于是不得不感叹亭林先生在《日知录》中所言：“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小传》中的两千多位固然不能都称之为诗人，有许多的仅仅是“作过诗”之人而已。
姚姬传在《徐六阶时文序》中说：“当明中叶，士始有文稿，以文稿传者，皆善文士也。及国初，有不善文而倖第者，取诸生善文而身没者之文，据为己有，亦刻为稿。”所言乃清初之事，而明朝是否也有此现象？我想大概也是有的。这种风气并非始于清初，远溯至秦汉之际，吕不韦所作的《吕氏春秋》就是雇了文人来编写的，最后挂上“吕氏”的名衔。
亭林先生在《与友人书》中言道：“韩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这话虽然说得不错，但却不太现实，自古文人就有“润笔”之事，汉之《蔡中郎集》中，为当时的贵族所作碑诔就非常多了。宋人王楙在《野客丛书》中记道：更早在汉武帝时，陈皇后就曾“奉黄金白斤”聘司马相如为其作文。
应酬文字既如此，而应酬的诗则更多了。许多唐人的集中都有大量的“应制诗”，如果说那些碑铭状诔尚有一些史料价值，而“应制诗”却连史料价值也少得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