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看了一些有关中国电影史的书籍,便想起了这部电影。本以为这样的一部电影完全可以再现那段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国电影前夜,没有想到,我被弄的哭笑不得,有点想骂人的冲动。
我从不怀疑这部电影创作者的诚意,但是,电影中所展现的故事只是戏说,远非历史。其实戏说也无可厚非,比如曾流行的电视剧《戏说乾隆》把乾隆许多传说中的风流韵事一一抖落。但是需要明确的一点便是乾隆至少是个皇帝,你不能把乾隆的身份给弄没了,而《西洋镜》则完全把大家的身份给弄乱了。
虽然说中国电影的诞生在中国电影史有诸多的争议,但是大家公认的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是由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景丰指挥拍摄的。在影片中虽然没有提到任景丰和刘仲伦,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任老板和刘京伦所暗示的人物。影片中为了突出戏剧冲突,并制造所谓的电影高潮,任老板成了一位对新生事物表现出抵触情绪的商人,而刘京伦成了充满创新思想的年轻人。同时,谭鑫培的干女儿也被弄了进来,和刘京伦发生了一场爱情。这种生编硬凑使人相当不爽。而导演让刘京伦成为主角并当之无愧的成为中国电影第一人,恕我愚笨,我没有弄明白导演的目的。
对于历史,原本就是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由此,每个人产生不同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遵循一定的客观事实,把很多事件和人物弄的张冠李戴,这样的历史解读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导演既然说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我想知道,这里面那些是真实的,那些是改编的。
当电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史料基础,被改编的没边没际,这样的电影只能产生误人子弟的效果。如果导演早点说明本部影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或许还可以让大家接受。否则,既想尊重史实,又大胆的抹杀史实,这样的导演也真敢睁眼说瞎话。
根据现在所能看到的史料记载,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电影是在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一大号叫“又一村”的茶楼里。距离电影的诞生之日(1895年12月28日)刚过半年。
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上载有《观美国影戏记》一文,可看做中国最早的影评。其内容如下:“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种种诡异,不可名状……人生真梦幻泡影耳。”
1903年,中国商人林祝三自欧美携带影片和放映机在北京打磨厂的天乐茶园放映,这是中国自运影片在国内放映的开始。从此,形成了北京和上海两个比较集中的电影放映地。
1904年,也就是《定军山》拍摄一年前,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之际,英国驻北京公使曾进献放映机一架、影片数套庆贺。据说当时老佛爷凤心大悦,想赶制电影贺寿。可惜,英国公使进献的放映机质量一般,放映中途突然发生爆炸。慈禧以为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兆头,当即下达了一个不准再在宫里放映电影的命令。
1905年4月左右,开设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内的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名庆泰,辽宁法库人)指导其照相技师刘仲伦用一台极其原始的法国手摇摄影机和十几卷胶片拍摄了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演出的《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片段,这是我国电影史上由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
根据对丰泰照相馆学徒刘仲明的采访,拍摄《定军山》的最详细记载如下:“……廊子下借着两根大红圆柱,挂上一块白色布幔。屋内成了谭老板临时起居的地方,他的跟包、琴师、敲锣鼓家伙的,都来了。屋外院子里,把那架号称‘活动箱子’的摄影机,摆在了靠前院后墙边。由照相技师刘仲伦担任拍照(即摄影),他是‘丰泰’最好的照相技师了。虽然前几天练过几回,但真的上阵,仍显得有些紧张。一通锣鼓过后,布幔后闪出一个戴髯口、持大刀的古代武将来,这就是谭鑫培最拿手的《定军山》里的老黄忠,只见他配合着锣鼓点儿,一甩髯口,把刀一横,立成顶梁柱一般,就听旁边有人喊:‘快摇’,刘仲伦便使劲摇了起来,那时的胶片只有二百尺一卷,很快便摇完了,算告一段落……”
关于任景丰的资料很多也很杂,这就使这个人物具有了神秘性和传奇性。资料上显示,他祖籍山东蓬莱,1850年生于辽宁法库。据说是一位技术派商人,早年曾在日本学习照相技术。后来回国,因为有很好的经商头脑,他在北京开办了保和堂中药铺、老德记西药房以及汽水厂和家具厂等工厂。而直到1892年,他才在琉璃厂土地祠内创办丰泰照相馆。在电影传入中国后,任景丰不满国外影片的庸俗,便决定自己拍摄影片。据当事人回忆,任景丰在拍摄之前曾对刘仲伦说,咱们自个儿弄点新戏怎样。于是,众所周之,他和自己的技师刘仲伦拍摄了《定军山》。同年,他还拍了《长坂坡》片段。后来,他相继拍摄了《青石山》(1906)、《金钱豹》(1907)、《白水滩》(1907)、《收关胜》(1907)、《纺棉花》(1908)等京剧影片。
1909年,丰泰照相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将中国电影早期最宝贵的资料全部烧毁。后人推断原因便是早期胶片的材质在北方干燥的气候下容易自燃。也正是这一把火,使中国电影早期形成的北京和上海两个市场发生了变化,北京渐渐失去了后劲,而上海则成为上世纪30年代的“东方好莱坞”。如果继续说的话,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电影的一部分从上海转移到了香港,这为后来香港电影的繁荣打下了基础。而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不按常规出牌,如果没有那把火,谁知道中国电影会是怎样的面貌。也就是这一年,心灰意冷的任景丰就此回乡,23年后,他与世长辞。
《定军山》让中国电影有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开头。而任景丰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选择具有群众基础的京剧作为拍摄对象,发挥了电影的娱乐效果,并在以后的拍摄中沿袭了这一思路。而这一浅显的道理,在百年后才被一些中国电影人所领悟,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片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