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出版的《电影评论》刊登了奥伦·沙伊采访梅纳姆·戈兰的文章。年将80岁的戈兰是以色列电影界当之无愧的旗帜性人物，过去40年中，他和他的侄子约拉姆·格罗巴斯一直在引领着这个小国的电影从默默无闻走向世界。戈兰感动吾辈的地方在于他对电影的狂热，他对电影的执着和热爱是今天的一代电影人所不可企及的。
1979年，戈兰与格罗巴斯创办了坎农电影集团，此后的10年中，他们制作了大批动作片、歌舞片和青春喜剧。在1986年之前，他们一直保持着每年生产一部电影的制作实力。戈兰经常对人说，他觉得用三千万美元拍一部电影是一种犯罪，他每部电影的制作成本均不超过一百万美元。尽管是低成本运作，他们的电影却能始终保持一定的水准，而且在票房上毫不示弱。但是，坎农集团的败笔在于他们在收购院线方面过于冒进，由于在欧洲购并了多条院线，尤其是在收购英国的 Thorn EMI院线时陷入资金无法正常周转的困境，他们在1986年底不得不宣布破产。
坎农集团对美国电影业的作用和地位一直被低估，当然，好莱坞也在有意识地贬低他们，因为他们近乎“海盗式的”的市场营销手段伤害过不少人。曾经与戈兰合作多次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得主谢莉·温特斯在拿他们与好莱坞大亨比较时说了句公道话：“他们与那些老派的杂种们是一路货。我们恨他们，但是他们热爱电影。他们缔造出了伟大的明星和伟大的电影。”
坎农集团最大的功绩就是促进了独立制片业的发展。他们是开发出家庭录像带市场的第一人，他们在新体制下缔造出的明星和类型电影至今仍在对好莱坞构成冲击。
在米拉麦克斯诞生前的10年中，独立电影仍是个稀罕物，远不如今天这样成气候。戈兰不遗余力地推动坎农集团为那些被大公司拒之门外的导演创造机会，他的合作者包括约翰·卡萨维茨、罗伯特·阿尔特曼、安德列·康恰洛夫斯基、弗朗科·泽弗雷利、让—吕克·戈达尔、莉娜·韦特穆尔和冯斯·拉德麦克尔斯等，最后的这位荷兰人正是在戈兰的支持下于1986年拍出了《袭击》，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著名影评家罗杰·艾伯特在1987年说：“今天，世界上还没有第二家制作机构能像坎农那样为如此之多的严肃、边缘电影创造过机会。”
《正午阳光下的两周》是艾伯特出版的采访1986年戛纳电影节的日记，他在书中编了一则笑话来说明戈兰是电影节上最有威望的人物。“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准备进入天堂之际，他问圣彼得，‘梅纳姆·戈兰在里面吗？’确信戈兰还没接到上帝的召唤，斯皮尔伯格迈进了天国之门。然而，在上帝的神殿里，他却看见一个人对着面前的一排电话大喊大叫，‘替我签下达斯汀·霍夫曼，搞定科波拉，买下Thorn EMI，更别放过琼·柯林丝！’斯皮尔伯格急忙走了出来，‘我以为梅纳姆·戈兰不在这里，’他边走边抱怨说。‘那不是梅纳姆，’圣彼得回答说，‘那是上帝。他只是认为自己是梅纳姆。’”
接下来给大家选译几个采访段落——
问：与马丁·斯科塞斯、弗朗西斯·科波拉等许多人一样，你是从罗杰·科尔曼那里得到第一份工作的。那么，你是如何取得他的信任的？
答：当时我听说罗杰·科尔曼正在欧洲拍THE YOUNG RACERS (1963)。我给他写了封信，问能否加入剧组，我一份钱报酬也不要。他回答说，如果我能在6月6日赶到蒙特卡罗的皇宫饭店，他就雇我做他的司机。
开拍的第一个周末，罗杰将剧组人员召集到一起说，“明天我们必须拍获胜的赛车手接受他的花篮。”这是周六的晚上，我们要在周日拍摄，而现场却没有道具师。他问谁能搞到花篮，我自告奋勇接受了任务。可是，晚上10点你怎么能在蒙特卡罗找到一个人？
我找到的一家花店早已过了打烊的时间。就在我朝里面张望时，一辆警车猛地停在我身后，两名法国警察从车里跳下来，以为我企图抢劫。幸好他们一个人说英语，我连忙向他作了解释。
他们真的不错，带我上山找到了店主。我们开车回到那家店，忙了整整一晚，准备好了花篮。早上7点，我把花篮送到拍摄现场。在我打算离开时，罗杰又把剧组的人叫到一起，说：“瞧这个家伙，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比我还好的制片人。”于是，我成为了他的助手之一。
问：弗朗西斯·科波拉是THE YOUNG RACERS的音响师？
答：是的。我曾经问他，“你对音响了解多少？”而他回答说，“一无所知，我正在看工具书呢。”
问：从影之前，阿诺德·施瓦辛格找过你？
答：他在特拉维夫找到我，当时他还是个健美运动员，问我能否让他演一部电影。我不敢相信这个说德语的大块头能演一部美国片。他说，“嘿，戈兰，为我拍部电影吧！”我回答说，“嘿，施瓦辛格，去美国吧，两年内什么也别做，好好学英语，改掉你的名字，因为施瓦辛格不是一个电影明星的名字。
几年后，我在戛纳的一条游艇上又遇见他，身边美女如云。他叫住我说，“嘿，戈兰，瞧瞧，我还说不好英语，我也没改掉名字，可是谁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明星？”
问：1984年的《霹雳舞》应该是坎农的第一部超级卖座片吧？
答：我的小女儿亚耶尔让我必须去一趟桑塔莫尼卡，看看那里的海滩上正在发生些什么。她带我去了那里，我看到成群结队的黑人在用一种人们从未见过的方式跳舞。我说，“我们要为它写一个剧本。”于是我写了一个故事，并且找来了正在菲律宾为我拍片的乔尔·西尔伯格。他用了一批从桑塔莫尼卡找来的年轻人拍了《霹雳舞》。我们想让米高梅发行这部电影，他们的主管看了片子后称之为“黑人电影”。当时，黑人观众还不能做到左右票房。
我要求米高梅必须允许我们再放映一场。我们把票发给了大街上的孩子们。电影刚开映5份钟，他们已经在座位上跳了起来。于是我问米高梅，“现在你们怎么看我的电影？”他们告诉我，“这是一部适合黑人看的好片子。”他们计划在旧金山、芝加哥和洛杉矶的影院里各放映一场。我说，“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当时美国体制下的发行商是把片子交给院线，由他们决定需要多少拷贝。结果，他们一下子订了1200个拷贝，这对一部小片子来说是个巨大的数目。《霹雳舞》第一周就有650万美元的进帐，最终收回了6000万票房。我们大赚了一把，米高梅也因此和我们签下了长期合作的协约。
后来我们又让乔尔拍了RAPPIN’，但不太成功。我们制作了大约10部歌舞片。
问：你发现了范戴姆？
答：有天晚上，我和妻子去洛杉矶的一家法国餐厅吃饭。为我们服务的就是范戴姆，一个英俊的法国小伙。我们点了海龟汤，他上菜时两手端着锅。他问我：“是戈兰先生吗？”我说，“是。”他顿时来了个侧踹，将腿举过了我的头顶，而锅里的汤一滴也没洒！我让他再做一遍，他做了，于是我说，“你明天上午有空吗？来我的办公室吧！”
问：1986年你拍了西尔维斯特·史泰龙主演的《眼镜蛇》？
答：先拍的是《飞越巅峰》，取材于一个关于掰手腕的剧本。我买下了剧本，因为我知道我能找到一个大明星来演。我给史泰龙的律师打电话，告诉他我手里有一个出色的剧本，希望他读一读。他提醒我别忘了史泰龙现在的身价是600万美元，我对他说，“我不想给他600完，我要给他1000万。”不出一个星期，我就有一次面谈，并且签下了这份合约。
这部片子之后，我们随即拍了《眼镜蛇》，轻松赚回了1亿2千5百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