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黑社会是一个欲望都市
像自然界有白天黑夜一样，人类社会也有黑白两道。黑社会其实和正常社会是同一个物质世界，所不同的，是人的精神状态。《黑社会》仿佛是在做一个残酷的实验，它放大了人的欲望，剥离了正常社会的法律、秩序等行为规范，从而得以观察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最为原始赤裸的搏斗。在这里，生存的欲望是最终极的人生意义，这也是香港这个繁华都市中芸芸众生的真实心态。香港地域狭小但又经济发达，喧闹的都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丰富的物质生活构成了香港人主要的生存环境，欲望都市成为香港电影的一个永恒母题。王家卫在《阿飞正传》里这样描述香港人的生存状态“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飞累了就睡在风里，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死亡的时候”。欲望促使人们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奋力打拼，欲望也使人们在繁华都市中迷失了自我，处于一种与命运无奈抗争的尴尬境地。杜琪峰出身底层的经历让他对普通小人物的这种心境有了较深体会，所以他的黑帮片比起吴宇森的英雄片来，更具市民气息，更少侠义气概。
香港的黑帮组织虽然大多起源于清末的反清组织，但是它们随着香港社会一百多年的世事变迁，早已脱离了原先的民间会党习气，而成为地地道道的都市中人。马丁·斯科塞斯在《纽约黑帮》题记中写道“纽约诞生于街头”，香港也是一样。黑社会是整个香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也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的成长、繁荣。现代都市是黑社会赖以生存的环境，“黑道分子是属于城市的，为了将城市拟人化，他必须居住在其中：不是真正的城市，而是想象中危险和哀伤的城市，它是非常重要的，是现代化的世界。”[1]对于杜琪峰以及很多的香港导演来说，黑社会里的人只是都市的平凡人而已。黑社会一样去菜场买菜、回家做饭，接送孩子上学，看上去他们过的都是极平淡的都市小市民生活，因此他们同时也就具有了小人物的这种对命运无常的无助感，不管他们如何拼争，结局总是没有意义。不管阿乐还是大D，他们都没有成为赢家，他们都怀着一颗要出人头地的都市梦而来，但最终都淹没在都市的喧嚣中，成为这个城市历史的一部分。影片最后，阿乐除掉大D的场景，居然是在河边钓鱼的时候，而全片中也很少出现枪的镜头，这些细节都使影片风格呈现出很浓重的市民生活气息，和一般黑帮片故意强化矛盾冲突的戏剧化风格拉开了差距。片中人物因为没有强烈的善恶对立而难以高大起来，倒是常常被都市的繁华背景所吞没。这说明杜琪峰拍的绝不是一部英雄神化，而是一个都市寓言。片中有个镜头很形象地概括了影片主题：阿乐和大D联手除掉了很多对手后，在旺角的某大厦顶上，背景是繁华的香港夜景，前景是两个黑社会手舞足蹈，活画出一幅现代都市的浮世绘。
二、艰难的生存博弈
生存的压力一直是一把悬在都市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黑社会》里面人物所处的环境正是现代都市人的生活环境：时刻存在着生存的危机，充满了竞争和压力，大家为了争取更大的利益往往不择手段。选举“话事人”可以看作一个象征，一次重新分配生存资源的机会。黑社会众人以命相搏的，正是这种“利”。只是黑帮比文明社会来的直接些，某些掩蔽在正常社会秩序之下的真理被黑社会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那些砍砍杀杀的景象，就是人的生存欲望的最直观展示。也许，只有张扬血腥和暴力，才能洋溢出小人物们的生命意志，才能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滿与不平，才能在残酷中麻木自己的心灵。《黑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努力拚杀，大头目们为了“话事人”的位子而争，小喽罗们为了博得老大的赏识而拚，这种勃勃生机和酷烈的竞争，正是香港社会的真实写照。但杜氏的黑帮片往往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意味，喜欢展现一种夹缝中生存的焦虑感，既肯定为了生存的搏斗，又希望脱离这种状态，寻求一种和谐的方式解决欲望问题。影片开头的对洪帮的历史介绍，仿佛给我们设定好了一个答案。既然香港的帮会从诞生之初就是为了反抗暴政，争取人民福祉，那么当然具有无可争议的道德合法性。但是随着影片情节的推进，我们看到，这种古老的价值观不断地被颠覆。黑社会里充满了背叛、出卖，那种以“义”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已不复存在，大D在别人劝他干掉阿乐的时候还很幽怨地来了句“一起烧过黄纸的”，最后却被阿乐不动声色地除掉，那句话也成为了对“义士”这一称呼的哀婉告别。影片真切地表现出了传统价值观在现代都市中的失范，并由此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处在生存危机中的现代都市人，靠什么慰藉自己疲惫的心灵？
香港的曾经殖民地身份仿佛又给出了另一种答案，Election。正是选举，这一西方价值观的代表物，象征着香港人追寻精神依靠的又一条出路。但令人扼腕的是，在影片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期望中的民主选举，而“话事人”的所谓选举过程，标标准准就是一场充满血腥暴力的黑社会火拼。无论是古老的“义”的传统，还是西方舶来的民主选举，都只是黑社会借用一时的光彩外衣。其实黑社会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文明社会存在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而黑社会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2]在现实的挤压之下，香港的黑帮影片一方面承担了大众心理宣泄的隐秘功能，一面也要担负起寻找出路的责任。尽管在好莱坞的很多黑帮片中充满了颓废的气息，“沉溺酒色是逃避苦闷或错综复杂的人生、忘记残酷拷打和严刑呻吟情景的唯一道路”，[3]但是对于香港黑帮片来说，它们肩负的社会责任要重得多。杜氏的黑帮片往往都带有对社会心理的思考，尤其是对都市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
香港的曾经殖民地身份仿佛又给出了另一种答案，Election。正是选举，这一西方价值观的代表物，象征着香港人追寻精神依靠的又一条出路。但令人扼腕的是，在影片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期望中的民主选举，而“话事人”的所谓选举过程，标标准准就是一场充满血腥暴力的黑社会火拼。无论是古老的“义”的传统，还是西方舶来的民主选举，都只是黑社会借用一时的光彩外衣。其实黑社会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文明社会存在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而黑社会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2]在现实的挤压之下，香港的黑帮影片一方面承担了大众心理宣泄的隐秘功能，一面也要担负起寻找出路的责任。尽管在好莱坞的很多黑帮片中充满了颓废的气息，“沉溺酒色是逃避苦闷或错综复杂的人生、忘记残酷拷打和严刑呻吟情景的唯一道路”，[3]但是对于香港黑帮片来说，它们肩负的社会责任要重得多。杜氏的黑帮片往往都带有对社会心理的思考，尤其是对都市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
三、华丽影像背后的文化多元化
香港黑帮电影往往以其情节紧张激烈、画面绚丽刺激而能获得市场成功，而透过这些华丽影像，我们看到的是香港社会的多元文化交融。香港以华人占主体的社会构成，使得中华的传统文化具有巨大影响。所谓香港黑社湖起源于清末的反清社党，就是今日港人对于自我母体文化的一种寻根式探究。但是香港一百多年殖民地的历史，又使香港接受了很多西方社会的价值观，这些理念也贯穿在普通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中。我曾经饶有兴趣地看到《黑社会》的两种版本的结尾：一种结尾是阿乐在黑边钓鱼的时候除掉了大D和他老婆，阿乐的儿子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在车上，经过这一事件洗礼的儿子精神上发生了变化，预示着新一代黑帮接班人的成长。另一种结尾是在阿乐行凶的时候，警方立即出现逮捕了他，原来警察早就在黑社会中安插了卧底，一直在监视着他们。这两种结尾，前者肯定了阿乐作为“谦逊仁和”的传统价值的捍卫者，必然成为黑社会的真正王者，而后者则强调了法律的尊严，显现出一种对西方法制社会秩序的价值认同。这两者看似冲突，却在《黑社会》一片中得到有机融合。一个拜关公的传统黑帮，却要以投票选举来决定下一任领导人，也许这本身就是香港社会的文化特色。或言之，《黑社会》片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文化矛盾性正是香港社会港人心态的写照。
黑帮片作为一种“无父”的电影类型，相当重视电影的形式元素。近年来香港的黑帮片大多带有很强的唯美色彩，同情甚至美化黑帮人物，弱化教化功能，而把着眼点更放在了人物的心理情感的描摹。随着时代的变迁，吴宇森式的英雄年代已经远去，现在的香港黑帮片往往采用“反英雄化”的方法，注重描绘人物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复杂互动，从而使得影片的社会内涵得以丰富，对社会心理的探究也更为深入。但稍显遗憾的是，正因为此，杜氏的黑帮影片在本来最应该出彩的形式元素探索上，并无大的表现。香港的黑帮片明显受到好莱坞的巨大影响，流畅剪辑原则被奉为圭臬。杜氏的黑帮影片力图突破这一条框，故事进行过程中不惜打断叙事，人为安插反思式的停顿。在影片中，他可以横插进来一段关于“洪帮”历史的叙述，这一明目张胆的介入式表达打破了黑帮片类型的封闭式叙事模式，而带有了某些后现代的拼贴手法。但这种突破并不十分成功，那横加进来的关于“洪帮”的介绍显得生硬而尴尬。多种文化交汇的香港，最擅长拼贴各种文化元素而又不深刻剖析，最典型的代表如周星驰电影。香港黑帮片除了大量因袭好莱坞经典黑帮片外，对其他电影类型、其他国家地区的电影也多加融合。这种巴洛克风格给人以一种奇妙的观影感受：这些香港电影看上去都那么的眼熟，似曾相识，但仔细看看，却又似是而非、恍若隔世。也许还是昆廷·塔伦蒂诺说的最为直接“其实我每部戏都是这儿抄点，那儿抄点，然后把它们混在一起。如果不喜欢的话，观众大可不看，我就是到处抄袭桥段的。伟大的艺术家总是要偷桥段，是偷，不是什么他*的致敬。”[4]香港的黑帮片也大量抄袭经典电影的桥段，不同的是，因为香港的地缘关系，它们的视野更为广阔而已。
《黑社会》是一部典型的以杜氏为代表的香港黑帮影片，它写出了现代都市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苦闷，以及他们为此而进行的虽盲目但仍令人感动的奋斗历程，从中折射出香港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而这种矛盾与冲突的背后是香港的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现状。也许融合之路漫漫，需要上下求索，也许已经进入后现代语境的香港消费社会，多元与杂糅的文化状况本就是必然的生存状态。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沙兹《好莱坞类型电影》，131-132页，李亚梅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
[2]吴思《血酬定律》，6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
[3][法]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31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
[4]爱斯特《脱缰野马昆廷·塔伦蒂诺》，载《电影双周刊》1995年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