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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名状》金像奖上独得八项大奖，当陈可辛请公司合伙人安德烈·摩根上台发言时，这个风度翩翩的外国人用纯正的国语说了一番话，最后四个字是：谢谢香港。这句话要在十年前听，我会觉得相当舒坦，现在，却是心头一酸。
如果说五年前，电影《无间道》海报上打出那句“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苍凉中满含救世激情，叫华语电影人为之心中一凛，那么此地的这句“谢谢香港”，则已尽写凄凉。
尽管仍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中坚力量笑脸苦撑，金像奖还是无法掩饰疲惫。香港电影，难道当真救无可救？
当扫荡全港娱乐圈的“艳照事件”令明星断层问题雪上加霜的时候，偌大一个金像奖上，你几乎不见叫人眼前一亮的年轻新演员。不能说几个年轻人的私生活，就这样顷刻摧毁了一个时代，香港电影在经历几次阵痛反复后方坠入低谷，其实是个历史常态，平常之下，必依然蕴藏生机。只是当年那个叫人魂牵梦绕的“香港电影”，从此一去不返，终归叫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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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杂志上，陈可辛和朋友在谈到《投名状》被删掉三兄弟纳投名状情节时说，“电影之外，我能够理解。纯粹从电影角度，还是觉得可惜。”朋友追问他，“你选择做庞青云，就不怕有同样的下场？”陈可辛笑了，说出以下这番话，这话，我倒觉得是超出了电影界：
“做电影不可以理想主义。电影故事可以是理想主义的故事，情怀可以是理想主义的情怀，但是做电影是一个工业行为，是一个非个体劳动。作为一个导演，不客观地来兑现自己的理想——先不说这个理想的价值，即使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理想——如果这个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使电影失去了商品性，那么导演个人的选择就会葬送很多其他人的利益。这就是任性了。导演可以很贪心，但是不能完全的任性。”
金像奖上，陈可辛最后的一句话，是动员观众回到影院，他的“救世”，既实际又合规矩，只是很难得到实际响应。爱用国货，不如抵制家乐福？从MSN上令人不安的签名，我们就可以知道，点燃这个国家的民族情绪是多么轻而易举。
谈政治，尽是妄谈。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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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里，恐怕也不是观众不愿进电影院，实在是票价太贵。省下钱来让家人多吃几两猪肉，似乎更实际可爱。何况，我们真的涌入影院，又能看什么呢？
四月的残酷，以往体现在它的青黄不接，今年不同，今年是烂片太多。
三、四月是电影市场的天然淡季，在好莱坞，这个奥斯卡季后真空，一般被用来投放迎合年轻人口味的惊悚片、恐怖片或者青春性喜剧，而在中国，这个利润微薄的档期，却是一年之中艺术小片们非常难得的可以出来透透气的好日子。
以往在这个档期，我们看到过《我们俩》、《三峡好人》和《图雅的婚事》（今年是《左右》和《立春》），同期，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大学生电影节，也会集中展映一批国产小片，当中自有烂片之王，但也不乏清新可人的佳作。不过那都是从前，今年在这个狭小的市场里，突然一下挤进《江山美人》、《见龙卸甲》、《黄石的孩子》、《功夫之王》四部大片……好在糟糕程度，是依次递减的。但也足够把那些好不容易进入院线的小片，挤到看不见的角落里去。
院线只在两件事上是从不手软的，数钞票和把不赚钱的电影扫地出门。这是他们的本分。
今年的大学生电影节，据说也“一下子”变的官方起来。但我乐观地想，看电影之前先请一大堆政界要人上台发言，应该不是学生们的本意，莫名其妙增设十几个专项特别奖，更不是来自大学生的“创意”。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在电影节上看到了一些相当好看的电影。（谢天谢地，至少他们还放电影。）
我本人非常喜欢林浩然导演的《扣篮对决》。和不少学生一样，我觉得它比《大灌篮》好看。尽管那里面的北京中学生，状态可疑，并不百分百可信。但加拿大人林浩然用他在海外拍摄MV的经验，非常熟练和巧妙地拍了这部汗流浃背、动感十足的青春片，虽然故事相当俗，剧情也越到后来越乏善可陈，结尾更是败笔，但它实在好看，有种电影就该有的原始力量，有种青春该有的冲动。《大灌篮》没有种东西。
尹丽川的《公园》去年就看过，固定机位、长镜头，微微的仰拍视角，很多场景都自然过渡到饭桌，父亲嫁女的故事主线……的确是相当“小津笔触”。而尹丽川自有她作为诗人的敏锐，镜头里也有让人感动的默契，作为第一部电影，创作心态和手法，都堪称上乘。
哈斯朝鲁的《长调》是今年电影节很多人最期待的作品之一，因为去年的《剃头匠》，实在震撼了太多人。不少人感觉这部电影低于期望，我却觉得，《剃头匠》对死亡渐至的守望，和《长调》对式微文明的悲悯，实在相得益彰。这是两部意义远在电影之上的电影，只是它们确实太小众了。
非常遗憾的是，今年我错过了《香巴拉信使》的放映。更遗憾的是，包括以上这些片子在内的大学生电影节参赛影片，都将注定是“看不见的影像”。无论好看不好看，没人肯发行，因为市场遵循着“不赚钱就滚蛋”原理，非常冷血。
中国电影市场，压根儿没打算给小片以存活之机。但独立电影的价值，恰在于它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参与生存竞争的姿态，它因此才保全了自己发言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在中国，显然是不被尊重的。甚至很容易就被践踏。
不信，上网看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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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必须回头去关心一下那几部在四月里上映的抢钱大片，因为，它们掠夺了资源，占据了市场，那就活该必须让人满意。
首当其冲是《江山美人》……但谈它等于谋杀版面，单说《见龙卸甲》。
狄龙在《见龙卸甲》里扮演关羽，不复当年骁勇，老态颇为不堪，影院里认得不认得的，全抱以哄笑。这笑声中并无多少嘲弄，我倒觉得，观众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消除岁月的尴尬。
最近一口气看了山田洋次的《武士的一分》、《隐剑鬼爪》和《黄昏的清兵卫》三部时代剧，返回头来想想《见龙卸甲》，顿时失去了为其辩护的热情。大家想骂，就只管骂好了。电影和女人一样，你爱她的时候，她未必知晓，彼时她想取悦于你，你倒未必领情了。倒也公平。
四月的这几部古装（怪）大片，确实太让人失望，即使套着“商业大片”这件名牌西装，其拙劣也基本不可原谅。尤其《江山美人》……谈它还是等于谋杀版面。
——想想日本电影并非绝无仅有的山田洋次，中国古装片的种种“令人失望”，更立刻浓郁几分。
看过《隐剑鬼爪》你就知道，古装片并非“武侠大片”一条路可走，个个都想复制前人成功，只会吸干一个类型片的脑髓，而放任其他类型荒芜。中国电影，并非向来缺乏探索精神，只是这“商业”二字猛然一来，个个诚惶诚恐，不循规蹈矩都不行。怎奈在一个尚缺少严格规范的市场，成功其实并无“规矩”可循，每一次的成功，都不能心存侥幸。单就《见龙卸甲》而言，剧本的硬伤，导演就本不该太任性。
如今，倒是更期待侯孝贤的《聂隐娘》，盼望它能给中国式古装武侠片带来与众不同的气息，全因为他老人家的这番话：
“刺客是隐的，侠客是显的，是明的，一个是明的，一个是隐的，侠客是光亮的，刺客是隐的，而且刺客基本上是为政治服务的，不管《刺客列传》写的什么样的，有情义，但还是为政治利益的，逃不掉的。侠是明亮的，处理人间不平的事，跟刺客不一样。”
如果武侠片果真因为《聂隐娘》诞出一个新片种（刺客片），就好像黑泽明、小林正树之外，旁溢斜出个山田洋次，那可当真不赖。等待侯孝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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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关键词是，法国。当然，还有……家乐福。
这使人们都忘了，这个月还有个一年一度的法国影展，而影展开幕片，是《奥运会上的阿斯特利亚斯》。你知道，事情就是这么巧。好在这部电影绝不是法国人拿来调侃北京奥运会的，里面有阿兰·德龙、舒马赫和齐达内，花钱很多，很神经病，但很好看。
法国人在中国搞影展，态度认真，运作有条不紊，服务意识强。其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的法国文化中心，有个公共阅览室，那里定期放映参展电影，我去过一次，充分感受到开放式管理和自助式服务的乐趣。尽管只是个窗口，但我还是看到了法国人的一部分积极性格。如果说最近有些什么使我感到了愤怒，那不是乱哄哄的政治，而是在中国，我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这样的公共图书馆！
我在那里看了一部电影，梅尔维尔的《红圈》，片头有句话，典故在此：
佛祖悉达多曾用红垩石画了个红圈，并说，“尽管人们一开始并不知道，终究有一天他们会相遇。就算他们的人生际遇各异，他们所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到了特定的那一天时，他们终究会在红圈中会合。”
从MSN渐渐变成红海洋开始，我就深刻感受到了，这个该死的红圈，它已经开始勒紧了我们每个人的脖子。《红圈》讲的，难道不是，克制比暴怒更难？
不想再吃任何欺骗性糖果，不想再有任何看不见的影像。
这只是中国梦。
原载2008年5月号《电影世界》，转载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