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不知道是谁吃了它们采集的蜜

文老晃、卓别灵

年初我说过一个话，或许武断，“陈凯歌拍《梅兰芳》，当然是要讲历史，他如果没有用个人史讲述中国近代史的野心，那他就不是陈凯歌，但这个野心如果控制不好，他将面临更大尴尬。”现在看来，当我们离电影《梅兰芳》越来越近的时候，确实是离真实的梅兰芳越来越远了。

为了做杂志，最近半个月我和编辑小龙集中了解了一下梅兰芳生平，结果是一些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受到严峻挑战，写作自信力也一夜陷入崩溃。梅兰芳的传奇一生，真像是中国近代史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无声孔洞，透过这个墙壁上的狭小缝隙，我们看到的，是最繁花似锦也最凋敝沉沦的中国画像……脖子上套着三重枷锁，陈凯歌也许只合拍一部二流电影，带给我们的也更多是与历史擦肩而过的遗憾，但能与历史擦肩而过，已是莫大的幸运。

况且，现在的观众也未必就巴望着和那样的历史实情迎面撞上，但历史终究躲避不过，一不小心就会遭遇。最近一直在读的是一本书是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读得极缓慢，并且每拿起这本书就感到寒冷和饥饿。最近通过“非法渠道”，还看到两部纪录片，导演是胡杰，短些的那一部事关文革，长的时间跨度更大，挖掘地也更深入透彻。尽管早有心理准备，看完仍觉脑后冒起冷汗，四肢冰凉。胡杰在那部长片的最后以两行悲怆的字幕写道：“我们的历史能不能进入，如何进入并被记忆。”个中滋味，不亲眼看看这部电影，很难真切体会。

出于一种不得已的世故，我征询了几个人的意见，大家认为，这两部电影还是不要提及片名为妙，因为是否禁片，并无公论。我很为这两部电影受此不公悲哀，更为这个时代的尴尬与冷漠感到羞耻，但我竟然必须参与其中，冷漠于是在隐秘的传递中，愈见其冷。

崔卫平在近日一次访谈里也说到中国纪录片问题，她说，“我认为在今天恰恰是纪录片导演，在用他们手中简陋的机器，从未有过地触及了这个时代底层人民内在的精神状况，而不仅仅是物质层面。这些纪录片在题材的丰富、现实的描写、关注人性深入上，成绩比故事片要大得多。可遗憾的是，很多纪录片缺乏在影院放映的渠道，与国内观众严重脱节，只能出去参加电影节。学者和媒体应该呼吁改变这个现实。”

崔卫平在谈到中国大片问题时说，“观众确实有在电影中观看人性低矮、黑暗一面的冲动，但是他们更需要电影在释放了他们混乱、黑暗的冲动后，还人以文明的尊严和体面。”她说的很好。尊严和体面，这两样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向来拥有的东西，现在看来，其实都是只在想象中才做到了不朽。

2008年最好的华语电影，我个人认为是台湾片《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和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很遗憾，今年的内地影坛，再没有出现《苹果》、《光荣的愤怒》这样卓尔不群的电影。相信明年的情况还会更糟。

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真正使电影返璞归真，让很多人看后深受感动，这里节选一段卓别灵的文字，因为我喜欢她叙述中那种不动声色的含情脉脉，那恰和这部小津风格的电影相得益彰：

许鞍华的新片《天水围的日与夜》（THE WAY WE ARE）里有很多吃饭的戏。

女主角贵姐和儿子张家安每顿饭吃两个菜，一个素菜，一个有鸡蛋的菜。贵姐的丈夫已经去世，她在超市卖水果，张家安中学会考之后在家等成绩，每天除了睡觉吃饭就是找同学打游戏。他们住在天水围狭小的廉租屋里。楼里新搬来一位独居的阿婆，买一捆青菜和10块钱的牛肉可以做一顿中饭一顿晚饭。两顿一模一样的饭。

这两顿一模一样的饭触动了我。我有点儿明白前面那些白开水一样的画面和台词都是为什么而准备的了。

香港的天水围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农村改造的居民区，居住的大多是低收入的劳工阶层．金融风暴后那里经常因失业、贫困和生活压力引发家庭暴力和自杀等悲剧，特别是几年前父亲身患绝症，母亲杀死两个孩子再跳楼自杀的事件轰动香港，香港人把天水围称做“悲情城市”。许鞍华曾经为拍摄那起伦常悲剧在天水围做了半年采访，她发现那里的居民大多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享受着细小不足道的生活乐趣，同时保持着人与人之间的一份温情。

后来因为资金问题那部影片没有拍成，许鞍华就把这些感受融入到《天水围的日与夜》里，片中几个主要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家庭关系就是香港社会人情结构的缩影。贵姐的两个弟弟在她的供养下受到很好的教育，过上了比她富裕得多的生活，但是家人之间并没有因为阶层上的差距而产生隔阂，贫穷的保持着尊严不愿成为别人的负担，富裕的怀着一颗感恩之心，而这一切都没有被他们挂在嘴上。张家安既不是天才也不是不良少年，他跟母亲没有太多言语交流，两人之间是一种平淡又自然的默契。阿婆跟唯一的血亲断了联系，能慰籍她的只有邻里朋友的帮助和关心。

看《天水围的日与夜》，难以回避的一个词是“情怀”，尽管很多人在评价它时已经用过，但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来取代它。对我而言这是一部没有技巧和手法的影片，能感受到的就是许鞍华对人情世故和平淡生活的理解，对香港和香港人的感情。

贵姐让张家安帮阿婆搬电视，调频道，换灯泡，阿婆露出了笑容。然后母子俩回自己家继续吃两个菜，阿婆则从柜子里拿出一大包冬菇。她擦去灰尘，撕下价签，看了又看。这个情景让我感动落泪，过后回想起来也说不出感动的是什么。这部影片没故事，“零情节”，有的只是几个角色在生活常态中对各种琐事的反应，或者根本就没反应。

我想，打动我的是人物的表情，那些生活中随时能见到的表情，只是我们从没象看电影一样好好留意过别人的表情。去香港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老年人的脸，大多都不太开心，象阿婆在影片里出场时那样。我不知道这些老年人的故事，但是记住了他们的脸。《天水围的日与夜》让我想起了那些脸上的表情。

一个人的表情大概就是他的故事吧。

我相信“别人的心就像是一本合着的书”，但我也相信，有时候这些书会突然间一本本在你面前摊开。

一直在《收获》上连载的《一个人的电影》结集出书，成了今日影迷们热选读物。这个栏目从李陀的“青春祭”、毛尖的“录像厅”，到后来娄烨、芦苇、马俪文、陈可辛等人恰逢其时的访谈，从很多层面对当代电影展开细致而有深度的讨论，丰富了我们对电影和电影人的认识，非常有文献价值。

重新阅读这些文字，虽不能找回当时的激动，却清楚地看到两年来中国电影的起起伏伏，篇篇访谈如同层层打开记忆的褶皱，那些大片、小片、禁片，从酝酿到诞生，从诞生到喧哗，从喧哗到沉寂，留下的是一条艰苦探索、缓慢迂回的曲折脉络。

崔卫平在谈到这些大片、小片的时候说，“如果说中国的大片都在呈现低矮的人性和华贵的装修；那么中国的独立小片是在呈现低矮的现实和贫瘠的人性。客观而言，近些年中国电影取得的最大突破，是做到了克拉考尔所说的‘物质现实的复原’，对于脏乱差、贫瘠的底层和边缘生活景象，比之从前，往前迈了一大步，与传统的官方影像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但是在探寻和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方面，无论是宽度还是深度，都还远远不够。”

一边是大片在美学、思想上频入误区，一边是小片在宽度和深度上探寻不足，我们一直在强调“无标准审查”带来的无形桎梏，同时也在强调创作者面对市场分化陷入的可悲迷失，那么，中国电影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如何建立一个健康、宽松的创作环境，使创作者不再把过多精力放在创作无关的事情上，却终究是个不解之谜。

法国片《谷子和鲻鱼》是最近无意间看到的一部电影，我认为它是今年法国最好的电影，它和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都属现实的底层民生题材，不动声色的叙事，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表现手法自然、质朴、直接，尤其是，没有在现实之上额外强加给故事什么戏剧性或“内涵与隐喻”。

我坚信，创作者的心态如果总是被外界左右，很难成为最一流的创作者，我们也许应该学学蜜蜂。

蜜蜂从不考虑生存之道，却酿出蜂蜜；蜜蜂不知道是谁吃了它们采集的蜜，却永远采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