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多人小时候都学过画画，却因为种种原因，很少会有人坚持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又发现，从小被教导的“有志者事竟成”似乎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能坚持下来的人也并非都获得了成功。小时候学画画的孩子们，除了其中慢慢丢掉了画笔的大多数，有的继续努力只是为了高考艺术特长的加分，即使是热爱画画并能考上美术院校的佼佼者，当中的多数人毕业后还是奔向了各种岗位，与理想中光鲜亮丽的艺术家生活无缘。
当然这样说有点不合情理，艺术家不是人人想做，实际上没有人去强求这么多。艺术很多时候就是一种相当功利性的东西，创作的功利意图在这个年代变得更加明显。的确，商业社会中的艺术创作本身就不可能是件自由的事情，所谓成功不成功，多半都是别人说了算的，面对前人留下的足迹，更多人只能套着渴望成功的枷锁，模仿、创作、实践。艺术像是个高深莫测的骗子，人们被它闪闪发亮的外衣所吸引，为了理想而义无反顾，在挫折时不断对自己产生质疑，却从来不会去想，这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艺术机制本身的弊病？又或者两者皆有？
六旬的北野武在《阿基里斯与龟》中提出的正是这样的疑问。“阿基里斯与龟”本身是个悖论，而导演将其用在艺术创作上却又格外恰当：艺术是无法追赶的，追赶艺术的人永远被创造艺术的人甩在后面，最多只能如同阿基里斯与龟的距离，无限接近却无法超越——这也许同时也是曾经摆在包括导演在内的很多当代创作者面前的疑惑：面对前人竖立的无数高山，我们应当如何翻过，写什么，画什么，拍什么？作为一个过来人，导演在片中用真知寿这个角色阐述了这个疑惑。艺术本应该是因人而异的自我表达，而当最基本的创作都变得畏手畏脚思前顾后之时，他便已经在艺术上被判了死刑。
其实真知寿生下来就面对着一条成功的路：他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同时极其富有的家庭也给予了他随心所欲的作画空间：他随时能得到艺术家们的指导和欣赏，可以被允许在上课的时候画画，可以拦下满载乘客的电车来作画，他能够抛开物质的束缚，想画什么都能够得到满足——我们甚至可以设想：自身的天分和努力、优厚的学习条件、自由的创作空间、名家的指导和提携，即便他将来不能名留画史，但成功对他几乎是命中注定的事。
然而家庭破产、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这些变故终结了真知寿的上一条成功之路。接下来怎么办？前人告诉我们，还有一条路是由苦难与勤奋铺就的。可惜，真知寿虽然选择了走上这条路，但现实给真知寿戴上了束缚的枷锁。心理的落差使得他更加急切地想得到他人的认同，被人认可的渴望成为了他一生的创作动力。他不再自由地选择艺术，而是仍由艺术和商人摆布，穷其一生只为得到以那位画商位代表的艺术话事者们的认可，殊不知当年赠与他“艺术的贝雷帽”的，也不过是个与画商勾结的虚伪无才的画家。
如果说童年一段是传统和怀旧的（个人觉得甚至有些老套和拖沓），影片的第二段则充斥着理想主义的激情与浪漫，畅快淋漓的镜头让人眼前浮现出无数典型文艺青年的身影。他们怀着自己的坚持，投身到艺术的实践中，一开始个个都热情四射，无所顾忌地进行着破坏性的艺术实验，而后意外发生，人群四散，甚至有人永久告别了人世，他们才突然体会到现实的悲凉。卖关东煮的老板一语道破：对饥饿中的普通人来说，毕加索的画也许连一个饭团都比不上。有志青年前一句反驳：“我会选择毕加索！”回头却默然从天桥上纵身跳下。对他们而言，选择艺术无疑在选择受难，而如果活着不能成为圣徒，那宁愿去做崇高的殉道者。
到了中年阶段，依然默默无闻的真知寿几乎只是在想着如何成名，更加丧失了艺术创作力。偏执的创作也许没错，但如真知寿般偏执地随波逐流，却着实是件可笑而可悲的事情：在拳套上涂颜料，让拳击手用双拳在妻子身上“作画”；让妻子将自己溺于水中，企图在“接近死亡”的瞬间求得灵感的眷顾；面对车祸的伤者、甚至自己死去的女儿，他都能置之事外，仅将其当作艺术灵感的来源。如果说投身艺术本身就是一场赌注，他甚至可以用道德与生命作筹码，但即便有前人以此换来了震惊世人的作品，还有更多和他一样的人，只是被人当作丑陋社会新闻的主角耻笑。
北野武采取了一种相对中立的态度，没有对真知寿的疯狂行为作过多谴责，也没有一味为他的遭遇鸣不平。导演也没有将真知寿塑造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情人物，还好心地为他安排了一位深爱他和支持他的妻子，给了他最后的生活寄托。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理想一步一步幻灭，最后满眼尽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无奈与悲哀。当一件件事情铺陈开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导演对整个当代艺术的冷眼旁观和辛辣讽刺，对创作者、对走向极端的现代艺术创作，更是对画商，以及他们所创造的艺术世界的种种规则。
如同真知寿的创作过程所展现，艺术在商业机制下愈发沦为一种艺术品商人的游戏，画家则成为了他们的棋子。话语权一旦被人掌握，艺术就变成了他人的游戏。北野武要“自嘲”的当然不仅仅是自己曾经想做画家的经历，放大一点，如今的电影创作更是如此。可是这究竟是谁造成的，是商人还是甘于随波逐流的创作者？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又也许还不是时候为这种机制定下毁灭艺术的罪名。但作为牺牲品的真知寿是否就值得同情？北野武在批判机制的同时也在自省，而更多手拿画笔跳入“阿基里斯与龟”式困境的人，是否也一样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