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城的涂鸦新居
电影开始的两个小时，指针拨弄了时光隧道，一切的虚妄与浮躁烟消云散，我的脊梁微微抽搐，许诺自己，这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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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身体的语言
我们之所以需要电影，是因为我们需要读懂世界，需要一种看取世界的目光、思索和心情，它是我们和世界的一次秘密缔约，而不是与出版商草签的一纸合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饥饿》（Hunger）是不同于2008年所产生的绝大多数电影的，影片起码是诚实的、生动的，甚至是深邃的、博大的，它所构建的影像世界会像光一样穿刺、温暖或照亮我们。
《老无所依》：又见“恶之花”
波德莱尔说，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两种诉求，一个向着上帝，一个向着撒旦，祈求上帝或精神是一种上升的意愿，祈求撒旦或兽性是一种堕落的快乐。这两个看似对立的概念被波德莱尔等量齐观了，他的《恶之花》把“善同恶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而后焕发出种“光耀夺目”，“仿佛星辰”（雨果）。这次，科恩兄弟成功移植了麦卡锡小说《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中浓重的宗教与哲学气息，像是一出翻版的恶之花，充满了怀疑论与后康德主义。它的力量在于不再把善恶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模式，不再承认善恶是宇宙的理性法则，奉献出一束令人颤栗的丑恶之花。它将道德的秩序抛之脑后而得到一种精神放纵，它给予道德的立法者邪恶的化身而得到一种揭穿谎言的快感。
《我在伊朗长大》：黑白影像，女性传奇
《我在伊朗长大》（Persepolis）是一部女性命题和女性意识的影片，它通过一个成长中的伊朗女性玛赞的目光看伊朗、看世界，将一个古老文化遭遇现代文明的伊朗展现给观众，女性细腻感性的笔触中却有着冷峻和坚定，回望中多了审视，寻觅中也有了凝视。法国《人道报》（Humnanité）说《我在伊朗长大》有着“睿智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因为这种“睿智”不仅是一部女性自我解放的宣言，也是一部伊朗政治解放的历史，而且宣言与历史在黑与白的影像世界里达到了耐人回味的统一，没有说教、没有喧哗，影片将内涵用线条与黑白来表现。黑白的线条，少了郁郁葱葱，却是另一种馥郁，它用一种单纯闯入我们的视觉神经，带了一丝掠夺性的新鲜，我们内心顿时有了莫名的颤栗。黑与白的构图有种仪式感，历历在目，影像永远都像被定格一样。这样的影像能轻而易举就把生命的涵义简而概之，过眼云烟也会让人肃穆、警醒。
我们的青春都很残酷
王小帅从《扁担·姑娘》开始，形式表现上的偏执性与实验性就已慢慢退居次席，原本对“自我”的关注开始转向对“他者”，从对个体生存精神的拷问回归到一种普通的、甚至是社会边缘的生存着的关照。而在对人的关照中，他的影像中总会不经意间流露出某种意义上的残忍，青春这个亘古不变的话题被放置在社会环境营造的秩序当中，像是为青春套上了冰冷的刑具，手铐脚镣将青春盘剥殆尽，而后残忍被掷给观众，那有一种沉重的精神性指向。
《隐藏》：揭开隐藏的秘密
Cowie曾经说过：叙事电影就像修道者的情欲，是一种不能完全割舍的罪恶。它的“罪恶”在于叙事电影的道德立场已经不再纯粹，叙述者与影像拉我们迈向不同的终点，于是思维像是被分尸了。然而，这种“罪恶”又是“不能完全割舍的”，导演赋予影片自己的思想，并百般呵护它，达到一种私人化的注解。萨特说过，“小说中的任何东西都是作者操纵的表现”，电影也如此，《隐藏》（Caché）里引入隐藏摄像机是叙事手段的一次创新，它无疑是对这种“操纵”的隐蔽。
《最后的日子》：生命远逝，灵魂尤在
《最后的日子》（Last Days）继《大象》后又一次亮相坎城，加斯·范·桑特这次没有能载誉而归，但这次的亮相依然引得众人侧目，不同于拉尔斯从《狗镇》（2003年也是以电影形式的突破与《大象》一样轰动坎城）到《曼德勒》（Manderlay）的作茧自缚，本片中那种难以捉摸的时间与空间的跳转依旧醒目，回忆与纪实同时存在，缝接、剪断都不露痕迹，保持了散文化叙事的精髓，也延续了极简叙事的风格化需要。
《破碎之花》：陌生的生命之花
英伦诗人威廉·布洛克（William Blake）的诗句沉于贾木许的影像，不是浓妆，更像淡抹，寂寞而丰富，慎独而悠长，我似乎“进入了爱的花园，见到了我未曾所见，教堂在迷雾中升起，那曾是我嬉戏的绿地”。置身于贾木许的《你看见死亡的颜色吗》（Deadman），唯恐自己耽误了回眸、苦思，还有轻笑。这种感觉很久都没了，没了贾木许的影像，也就少一种嗜味，少一种牵挂。都说，贾木许之路注定是孤独的，门可罗雀，但他却屡屡在我百无聊赖之际泊来一味好景，那是令人惊慌又令人迷醉的一幕。
《法兰基，我的爱》：寂静世界的美丽谎言
纸张的味道，从影像里飘来，像是铺陈了很久的暗香，而文字就像穿梭于这暗香中的灵气，有种被梦魅附体的浑然。电影[法兰基，我的爱]（Dear Frankie）像是纸张上涓涓流淌的文字，悠思顺着它随意洒漫开去，让一种沉酣的香味慢慢弥散开来。深呼吸，你深深呼吸，眼睛看这些藏着谎言的美丽文字，不生不灭不净不诟，你就可以一苇度过；嚣扰的车声、市声，都被推到了影像细雨青尘般的絮语深处，我独享，这长街寂寂。
《曼德勒》：一个救世主的囚牢
我时常在想，灵魂是我们身上的神性，它让我们离动物更远，离神更近。然而寄宿在灵魂里的还有什么，是兽性还是人性？一切都关乎一个古老的故事，伯格曼的[穿过黑暗的镜子]的结尾，父亲告诉孩子人生在世总要抓住点什么，儿子却说，“上帝吗？请给我一个上帝存在的理由吧。”如果上帝都不存在，人性走向神性的旅程变得已遥遥无期，那么，它只能向兽性堕落，这种人性的堕落后来被一个丹麦人演绎出来，他用“良心三部曲”向人类灵魂的深处挥戈挺进，对命运和信仰的诘问在[狗镇]（Dogville）后化为对人性与良知的拷问，而[曼德勒]（Manderlay）无疑是这种拷问的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