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这些年轻导演不约而同地拍出了各自的处女作,不论从形式还是手法、意识上都冲破了此前模式,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新鲜感和冲击力,这也就是所谓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兴起。虽然和法国新浪潮在影响力上相差甚远,但确实是华语电影的骄傲,前所未有的尝试和突破,在他们之后80年代末大陆也出现了第五代,这两个历史段落比肩而立,是华语片振兴的标志。
新浪潮涌现了香港导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徐克的蝶变虽然控制力稍差,但各种类型片的交杂和细节上的想象力,已经让他完全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导演,展示了商业上的无限潜力,同时还宣告了,中国人的电影也可以拍得天马行空。许鞍华以越南三部曲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在她身上,女性视角的细腻感性与男性气质的宏观叙事完美地结为一体,她的电影里不但有个人化的经历,更多的是家国情怀和政治抱负,非常难得。
谭家明的名剑有一个惊人的结尾,但此后的烈火青春在意识上的大胆更加惊人,在电影的形式感上,他有着自己独到的审美观,不论是运镜方式还是画面构图,个性都很鲜明,以至于他的电影一出来,不必看导演都能感觉到谭家明式的印记,比起后来一直到现在如日中天的王家卫,他更加含蓄,也善于搞出不同趣味。方育平90年代之后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即便是在崛起的80年代初,他坚持走的也是非主流路线:朴实的作风,浓厚的真实感,不出人意料玩噱头的题材,毫不张扬地探究人类的内心情感。
必须要提到的还有一个严浩。似水流年是新浪潮所有可以列入研究教材的作品中最具备田园诗气质的一部,从某种程度上也映衬了严浩本人淡然、温和、绵里藏针的性格,他同样也是所有新浪潮导演中最热衷于大陆合拍片的一个,后来便有了天国逆子、滚滚红尘、太阳有耳这样每一部都备受赞誉的产品。他的电影有相当重的文人气,即便是最普通的社会题材如天国逆子,也能拍得一咏三叹、柔肠百转,感情深沉。此外,除了上述提到的导演,还有麦当雄的省港旗兵、章国明的点指兵兵等等,后一部没看过,不知道水平如何。
所谓新浪潮,不论法国、德国还是香港,导演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导演性格却千姿百态。从上面写到的就可以看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路线和电影美学,而其中坚持下来的,基本上只有许鞍华、徐克和谭家明三个人。谭家明太不高产,虽然父子已经彰显他的日益成熟,但好几年才能出一部似乎已经阻碍了他地位的上升。徐克已是宗师地位,哪怕片子再有争议,也是影迷一而再再而三的研究对象,更不用说他以前那些无可争议的经典,香港电影不提他就缺了一大块。许鞍华仍是一步一个脚印,虽不能给她宗师或大师这样的称号,但说她独一无二、不可替代肯定一点也没错——毫无疑问,她是当今香港电影最富人文情怀的导演之一,很多时候还可以把这个“之一”去掉。
投奔怒海是许的第四部电影,经过在无线的大量积累和学习,以及前三部电影的不断思考,越南三部曲的第二部显示出惊人的能量。因为电视上难以看到,碟市上也久未露面这部作品,到现在才能看到——一见之下,惊为天人,可以说是新浪潮中最成熟最优秀的作品,不仅有女性的温和细腻,居然还能感受到悲天悯人的气质和史诗般的情怀,单论境界,已经大大超出了同时期的其他导演,只有严浩的似水流年可以和它形成两个极端的相提并论,真有点猛虎嗅蔷薇的感觉。
投奔怒海是浓墨重彩的大开大合,而似水流年是润物无声的中国山水,两个片子都是傲视群雄的水准,可以作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两个范本来同时研究。许鞍华在这部电影里,以越南暗喻和猜想了太多太多中国大陆的状况,看的时候会觉得非常自然和亲切,同时又有悲惨和幽默交织的强大张力,真是了不起。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去年看过的格菲的山河入梦,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仿佛世外桃源的乌托邦,如何被一步步揭开虚伪的面纱,看到底下暗藏的满腿脓疮,触目惊心的同时,也有一种宿命的无力感。
林子祥扮演的这个日本记者,就是被必然的命运貌似偶然地卷入,最后不得不献出自己。尽管片子的最后给观众留下了希望,那就是马斯晨和她的弟弟终于逃脱北越政权,但其中若干突如其来的死亡已经给观众心里留下不可抹去的阴影。最可怕的,当然是那个在战争中练出一身生存本事的孩子,他油滑的表面下是纯真的心灵,而他也只是北越专制政权下死去的千千万万个孩子中的一个而已,那些孩子有冻死的、有饿死的、有病死的、有炸死或打死的。片中所有的死亡都没有音乐,有一种难以抵挡的粗暴的直接,把观众一下推入难以接受的情绪中去。
这部投奔怒海在画面风格和叙事基调上,和似水流年是很相似的:平实、细腻,少见镜头或构图上的突出个性,台词也极为生活化,根本没有拔高生活的任何打算,就像一篇真正职业的新闻报道,呈现事实、不加评说。不过,片子中各色人物的设置还是让人看到导演和编剧十分聪明的构思:林子祥是日本记者,怀着旁观的目的却做出了参与的举动,缪骞人是中国女子,终生善于将男人把玩于股掌之上,对政局抱有一种透彻却悲观的态度。
最有意思的,当属片中那些越南人的性格举止。当日本记者想要观察新政权时,他们做出了一系列欢迎的姿态,但暗地里不但从心底担心、怀疑,还故意安排记者去参观歌舞升平修饰一新的地方——这种立场和行径,又何止是越南呢?又何止是在战乱频繁的六七十年代呢?而他们的队伍中,也有奇梦石扮演的队长这样耐人寻味的角色。他留学法国,视野开阔,为了越南的解放毕生奋斗,但当政权建立起来之后,他却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国家变成这个样子,不由得陷入不可自拔的怀旧,终日忧心忡忡,但也终逃不过被整肃的命运。可以看得到,导演对他深有同情,不仅卑微、值得怜悯,更是共产党政权下许多类似分子的标本。
许鞍华拍这部片子,非常容易地让人联想到,她当时是抱着揣测大陆的心态去刻画人物和环境的。这种不惮以最恶的可能去描绘的倾向,不能说一定公正(事实上,也未必是与过往事实真正符合的),但一定可以去理解和感受。不过随着香港商业风气的日盛,本地电影人已经越来越没有空间来做这样严肃的政治作品,而港岛回归之后,更不能指望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和宽容度去在政治生活上大做文章。同样,97之后本地电影市场的萎缩,香港电影人的大肆北上,也让导演们不太可能再专注于探讨底层的现实困境——毕竟,说实话,这样的片子在大陆是不可能有前途的。
所以许鞍华拍了姨妈,严浩会去拍鸳鸯蝴蝶,王晶的电影里居然一个脏字也没有,张坚庭的合约情人尴尬地烂到家,杜琪峰每次都要重新拍一个人心向善的结局。不敢说这是什么香港电影的悲哀,但一天比一天失去曾经令人倾倒的港片的本色,却是可以确认的事实。也许还可以残存希望的是,还有彭浩翔的怪鸡,叶伟信的黑暗和暴力——但要说到社会责任感和写史的责任心,陈果之后面临无人后继的不争惨况。邱礼涛很勇敢,性工作者十日谈又坦诚又香港又当得起民生标本、经得住时间考验,但这只是微光,大部队在哪里,现在还看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