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自这里>>>> 原作者：洛梅笙
我认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叶锦添先生是为了达到宣传昆曲的目的，那么他成功了，我还未看上红楼一梦，就于今晨“惊梦”，虽然之前关于新版红楼的造型设计已有风闻，然未窥得全貌，故不敢妄下断言，但今日一见庐山真面目，感觉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只能奉劝叶先生一句，适可而止。
长期以来，叶锦添是品牌，许多人认为，剧组只要请到叶锦添，就是有品质的象征，但叶锦添是否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好呢？即便是在李安的《卧虎藏龙》中，他也能让章子怡头上顶着旗人的两把头，底下穿着汉女的褂裙，当然，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印象一向不伦不类，再借着《卧虎藏龙》的东风，叶锦添便有了“国际”身价。何况中国人对国际二字相当迷信，连开个理发店都得冠以“国际”二字方显时髦本色。张纪中当年就信了“国际”二字，请他设计《射雕》的服饰，可他把杨康搞成了兵马俑，如果让黄蓉穿上真正的 宋代褙子我也没什么意见，又自作聪明的弄成了睡袍，（拜托，虽然褙子和睡袍都是对襟，却是质的差别），至此老张对“正统”设计心灰意冷，转而漫画起来。至于《大明宫词》，象糖精，咋看之下很惊艳，但慢慢咀嚼就觉得味道不纯不正，让唐代的女子头上顶着清代女人的压发簪，银首饰，元明清时代的围髻，穿着北朝的敞领裳----叶锦添不是不能专业，而是他不想专业，他可以一击而中，却非要打插边球，所以，他比吴子牛之流的史盲更过份。叶锦添，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画画，有一次，看到一张中国仕女图，又看了一本少女漫画，我觉得都很美，便画了一个想当然的美女，头上顶着仕女图的发髻，绾着珠钗，底下穿着欧洲洛可可时代的钟式女裙，不久小表弟来了，他立刻拆穿了我那“皇帝的新装”，评价说，不好看。想来，我也觉得不好看，因为创新是无限的，但立意却要纯粹，西方有“七宗罪“之说，其中有一宗为贪婪之罪，艺术创作也需忌贪婪，不可犯了《歌罗西书》所说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本着谦逊的态度，懂得舍得的道理，再加上天赋的才华，才可能成就真正的名望。
我想，现在能为叶锦添那些自以为“惊艳”实则“惊魂”的设计辩护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书中一句“无年代可考”，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如果叶锦添能想清楚这两个问题，就不会认为这是他天马行空的资本：其一，红楼梦真的是无年代可考的穿越小说吗？其二，红楼读者及观众对红楼人物有无固定的想象。
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以写实为基础的，即便是神话武侠，背后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都是对一个时代的折射，比如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故事情节荒诞不经，神话了的人物，可是不会有人认为他是“无年代可考”，大家都知道他批判的是当时教会的虚伪，没有人能写出超出自己生活的东西，莎士比亚不能，汤显祖不能，金庸古龙梁羽生不能，曹雪芹也不能。那么如何理解曹雪芹笔下的形象描写呢。首先，曹雪芹生活的时代非常特殊，在他之前的近百年内，满洲人入关了，他们废除了中国已传承了二千多年的衣裳制度，为了显示各族对满清的臣服，依满之俗剃发易服，各地的反抗之声此起彼伏，正如鲁迅后来所说的“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的”，中国历史上大概没有一个王朝像清代这样，反清的旗号从清初延续到清末余有二百多年。而在曹雪芹的时代，还是十从十不从的时代，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等等，能想象当时的情形吗？女人还穿着延续明制的汉服，而男人却穿着马褂梳着辫子，这种奇怪庞杂的社会模式，从某种角度看，一定非常古怪，而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 大的。他当然看过真实的汉装，也看过满装，有时看红楼梦，甚至觉得他对汉装有点推崇，就象当时满人对汉文化那种既保守又倾慕的矛盾态度一样，比如王熙凤的金丝八宝攒珠髻，后面又偏偏绾着五凤朝阳挂珠钗，这里涉及到明清两代女子的假髻，明制汉女的鬏髻和清代旗人女子的钿子，想来现实的王熙凤戴钿子的机率是比戴鬏髻大多了，钿子是没有用金丝编的，绾五凤朝阳挂珠钗则是钿子常用，前一句让人觉得是汉，后一句又让人觉得是满。这种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掐牙背心、雀金裘、凫靥裘、八团天马皮褂、百子刻丝银鼠袄...无论是形式，纹样，都是一定时代的再现。总体而言，都不脱明清两朝规制。
正因为如此，距离红楼梦最近的读者对此一定深有体会，他们理解中的红楼梦形象，大致是最为贴切的，在清乾隆间程伟元刊本的红楼梦插图，贾宝玉束着束发冠，穿着清代的团褂，底下还带着穗子，丫头穿着偏襟掐牙背心，小姐们穿着明制的披风褙子，形象基本与雍正十二妃近相仿佛。你可以说这是明非明，是清非清，而这便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反映。纵然是后来红楼梦形象戏剧化了，也不脱襦裙褙子这些大致的形态。所以，拍红楼梦，你拍个清代版我不反对，这叫写实主义，拍个明代版我不反对，这叫有所侧重，拍个明清混合版（如〈金玉良缘红楼梦〉那样的）我也不反对，这叫约定俗成。作为红楼梦的美术设计师，对这种力量要有所敬畏，不要弄反了受与施的关系，真正的裁判不是李少红或是昆曲艺术家，而是电视机关的观众。伽利略受到罗马宗教裁判的迫害那是为了追求真理，而为了弄巧成拙的“标新立意”受到观众的指责便是得不偿失了。因为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度的问题，创新可以，但颠覆并不等同于创新，有时不恰当的颠覆反而会适得其反，就象圣女贞德不可能变青楼女子，花木兰不可能变奸细，陈世美变成恩爱典范这不可能一样，聪明的人不会傻到去踩禁区的地雷。
既然对新版红楼不指望，个人宁愿将其看成是叶锦添对艺术的思考，虽然这思考实在是很昂贵，他真正应该思考的是，究竟是整个红楼剧组来迁就他的设计，还是他为红楼剧组服务。毕竟这是剧组，不是时装T型台，最终登台表演的不是他，而是别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作品，不是叶锦添的作品，再有创意，也只是为其服务的。这便是我之前所说的“谦逊”的含义，在传统面前，无法昂视，也请平视，这是起码的尊敬，慎终方能追远。
记得之前叶锦添先生曾说过一段话很让我感动，现在如数摘出，以完此文，想来知易行难，不用苛责叶先生，但总是可以对神话的名声有所醒悟：“我相信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复兴，这需要强大的经济作为基础，更需要很多人务实的重建。...等人们的焦躁心理渐渐散去，等一切都平衡了，钱都不重要了，文化就来了。”我终于明白新版红楼为什么会搞成这种局面了。叶先生归纳的非常好，一，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二、缺乏务实的态度；三、焦燥的时代，所以，拍不好红楼梦纯属顺理成章，再等个十年，等钱有了，务实的态度有了，人心不再焦燥，大概红楼就拍成了，但想想，中国观众想看点有诚意的东西就这么难吗？指望着别人的人心，为何不反思一下自己的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