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遇西

　　《神探》这种电影，叙述的大概还是人物面临环境时的转变——审慎的转变、被动的转变或者是无奈的转变——所有一切都源于现实。基于这种转变里所包涵的现实意义，《神探》显然要归类为黑色电影，而不仅仅是因为结构上的反讽结局。这种对自我认同的困惑以及最终的选择，简单的说，其实就是人物自我发现的过程。就像片中陈桂彬的妻子告诉他的事实一样，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心中有鬼，只有你心中无鬼，那么不正常的是你。至此，一直以发现真相为己任的陈桂彬，在残酷现实里的苦苦追寻，无非也是一段自我发现与价值实现的历程。
　　
　　从这个角度出发，这种现实的追求与目的，陈桂彬与高志伟、何家安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一旦陈桂彬体悟到这一点，那么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自我发现必然重合，于是结局的转折之处就必然充满反讽且令人惊愕。惊愕不在于行为，而在其自我发现：他不是神探，而是人；全世界的人都心中有鬼，他心中同样有鬼。因此作为警察的陈桂彬开枪打死高志伟与作为“神”的他开枪打死也许象征七宗罪的七个心魔，都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其间神与人的区别其实并非想象中遥远。最大的悲剧，就是陈桂彬发现自己生而为人的事实。由此审视他的人生，其努力之一种，或许就是从“神探”成为一个“正常人”。
　　
　　这种自我发现、以及直面本我时的困惑与震惊，《神探》里陈桂彬与一些经典里的人物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尼古拉斯•雷的《孤独地方》。亨弗莱•鲍嘉所饰演的剧作家，在一个罪案的追缉中、也是在旁人对他的认知转变中，发现自我。结局里他选择走开，不是逃避，而是勇敢直面真实的自我：这样的他，显然不适合留在他心爱的女人身边。这种自我发现，同时也是发现一个作为失败者的自我。《神探》的结局里，刘青云饰演的陈桂彬选择了开枪，同样也是勇敢的直面作为失败者的自我：不是遵纪守法的警察，不是神探，而是人——一个心中有鬼的警察，无可避免生而为人的现实。这一枪还是充满反讽的矛盾一击，相对于由神到人的现实来说，这依然是超我的追求。
　　
　　无论有着多么俗套的类型或者劝人向善的含混主题，我觉得都无损《神探》作为作者电影的特质。这大概也是杜琪峰与韦家辉这两位极富天分的创作者自《大块头有大智慧》后既能各展其长又能合二为一的合作了（这种合作，与电影中人物二律背反的处境何其相似）。但愈是深入故事，风格化的影像后愈能发现剧作者不受拘囿的才华，换言之，作为编剧的韦家辉所体现的创作力，在整体表现上要略优于杜琪峰在影像创作上所体现的才华。不能回避的现实是，自分道扬镳后，韦家辉只能混迹于闹剧这类题材，杜琪峰则继续高举“银河映像”大旗。如果把韦的回归视为必然，这大概也是自我发现之后的反讽。但杜要突破现状，不受制于题材局限，必须有赖于韦的天分。由《神探》1+1›1的表现来看，此后合作值得期待。
　　
　　比较《神探》与杜琪峰近些年的一些代表作品，例如《PTU》、《黑社会》、《放逐》等等，基本上都归类为黑帮片与警匪片，题材也局限于现实类型，这大概就是杜琪峰与“银河映像”的瓶颈。无论杜如何追求突破如《黑社会》的尝试，依然无法摆脱过于戏剧化、过于浪漫主义的倾向。与韦家辉的重新联手如《神探》，虽然离经典还有不少距离，但同样的警匪类型韦家辉却能另辟蹊径，就算灵异题材也能赋予它不同一般的现实色彩。杜琪峰要创作出具有原型意义的大作品，摆脱过往的单一格局，韦家辉所创作的这类浪漫传奇故事，或许是他目前的最佳选择。而回顾韦家辉从《大块头》到《神探》的诸多作品，大概也能发现这一阶段里他所钟爱的神秘主题。
　　
　　回到电影《神探》。我们来看另一个主角何家安。起初他是一个“心中无鬼”的警察，锲而不舍的追寻警员失踪案真相。这种自我价值的追求，现实目的是为了做好警察/升职，那么实现这种目的的路——寻求神探的帮助，我们可以视为追求超我（超能力）。在故事中途他也确实不满足于陈桂彬的帮助，追求自身的超能力来解开困局。故事的高潮部分，他隐约拥有了这种能力，但结局却是他为了现实目的而迷失。如果开始时目的是合二为一的话，实现目的时其人却是分裂的：做坏警察/升职。这一人物的自我认识与发现，与陈桂彬这一人物异曲同工，因而也具备了同样的反讽力度。两者互依互存，有效强化了故事主题。另一个重要角色是林家栋扮演的高志伟，大概代表了自我迷失的那类人；一旦迷失了自我，必然会惹来七宗罪，进而走向毁灭（这也可以视为何家安将走的路）。值得留意的还有故事中的众多女性角色，其所处的被嘲讽的叙事地位，具备了完全的反面特征，这对于杜琪峰或者韦家辉而言，都是一个新信号。当然，你也可以视其为绅士们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