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绅介站在稻田里，身边立着他的摄影机。留藏在其中的神韵就好像他谈起的那个红蜻蜓与老人的故事一样。每次当我看到小川的工作照片我都能感觉到一种力量。温暖，但不脆弱。强大，但不冰冷。有那么一种深深的激情吸引着你，走向一个目标。做纪录片的，躲在摄影机的背后通过对世界的复原纪录所得到的究竟是些什么呢？他们如此执著的等待的是什么呢？这样的问题不断困惑着我，也不断吸引着我，让我寝食难安。
纪录片当然不是机械复制主义的，它当然属于个体渴望尊严的范畴。其源头也来自于原始人洞穴里创作绘画的冲动——对现实的个人主义纪录。无论电影中的世界如何真实，它都是不真实的。时间本身已经断裂了空间的整体性。凌驾于时间之上对时间的拼贴都是在制造“亚世界”图景。纪录片是寻觅精神的方法，是理想主义的沃土。是人类永不妥协的“抗争意识”的产物。即便再真实，在本体上来说也将丧失真实。纪录片是人类与现实最激烈的交锋。故事片在某种程度上是“曲线救国”的，是逃避的。纪录片让我们在强大的真实面前勇敢的站立起来。用精神与世界对话。精确拿捏尺度的需要让我们稍不留神就会失去所有。甚至不仅仅是真实，还有为人的尊严。
物质的贫困无法让精神的产儿夭折，人类当然具有其崇高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沉默的上帝就深藏其中。坚持纪录片的创作就是一种姿态。一种描述我们灵魂的，用以证明我们本身存在的姿态。真实与诗意对于纪录片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种对峙的状态。一种文本背后的张力。十字路口的理想主义，需要永远被困在那里，应当放弃所有自我放逐的愿望。参与到与命运的决斗之中。
这就是我如今面对“困难”时的体验。
